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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案例

正在读取...  作者:北京金融证券律师  来源:法邦网
导读:本案是关于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的定罪量刑标准及对相关法条如何理解的再审案例。

一.基本案情

2011年3月9日至2013年5月30日期间,被告人马乐担任博时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的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经理,全权负责投资基金投资股票市场,掌握了博时精选股票证券投资基金交易的标的股票、交易时间和交易数量等未公开信息。马乐在任职期间利用其掌控的上述未公开信息,从事与该信息相关的证券交易活动,操作自己控制的三个股票账户,通过临时购买的不记名神州行电话卡下单,先于(1-5个交易日)、同期或稍晚于(1-2个交易日)其管理的“博时精选”基金账户买卖相同股票76只,累计成交金额10.5亿余元,非法获利18833374.74元。2013年7月17日,马乐主动到深圳市公安局投案,且到案之后能如实供述其所犯罪行,属自首;马乐认罪态度良好,违法所得能从扣押、冻结的财产中全额返还,判处的罚金亦能全额缴纳。

二.裁判结果

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但刑法中并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情节特别严重”的情形,因此只能认定马乐的行为属于“情节严重”。马乐自首,依法可以从轻处罚;认罪态度良好,确有悔罪表现;另经调查评估,马乐符合适用缓刑的条件。遂以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马乐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五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884万元;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宣判后,深圳市人民检察院提出抗诉;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抗诉,维持原判。二审裁定生效后,广东省人民检察院提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按照审判监督程序向最高人民法院提出抗诉。最高人民检察院抗诉提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属于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引用第一款处罚的全部规定;马乐的行为应当认定为犯罪情节特别严重,对其适用缓刑明显不当。

本案终审裁定以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未对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规定有“情节特别严重”为由,降格评价马乐的犯罪行为,属于适用法律确有错误,导致量刑不当,应当依法纠正。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原审被告人马乐的行为已构成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属于情节特别严重。鉴于马乐具有法定从轻、减刑处罚情节及认罪悔罪态度好,赃款未挥霍,原判罚金刑得已全部履行等酌定从轻处罚情节,对马乐可予减轻处罚。判决如下:一、维持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市中级人民法院对原审被告人马乐的定罪部分;二、撤销原判对原审被告人的量刑及追缴违法所得部分;三、原审被告人马乐犯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并处罚金人民币1913万元;四、违法所得依法予以追缴,上缴国库。

三.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事实清楚,定罪准确,争议的焦点在于如何正确理解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对于第一款的援引以及如何把握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的认定标准。

(一)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对于第一款的援引

最高人民法院认为,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情形,应当是对第一款全部法定刑的引用,即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应有“情节严重”“情节特别严重”两种情形和两个量刑档次。

原因如下:

1.《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新增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并将该罪与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规定在同一法条中,说明两罪的违法与责任程度相当,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当适用“情节特别严重”。

2.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中的“情节严重”是入罪条款。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需达到“情节严重”才能被追诉。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属情节犯,立法要明确其属性就必须借助“情节严重”的表述。该款中“情节严重”并不兼具量刑条款的性质。且刑法条文中“情节严重”兼具定罪条款及量刑条款性质的情形均在其后列明了具体的法定刑,但该款并未列明具体的法定刑。因此,本款中的“情节严重”仅具有定罪条款的性质,而不具有量刑条款的性质。

3.符合援引法定刑立法技术的理解。援引法定刑是指对某一犯罪并不规定独立的法定刑,而是援引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作为该犯罪的法定刑。刑法第一百八十条第四款援引法定刑的目的是为了避免法条文字表述重复。

(二)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情节特别严重”

鉴于刑法规定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是参照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的规定处罚,司法解释将成交额250万元以上、获利75万元以上等情形认定为内幕交易、泄露内幕信息罪“情节特别严重”的标准,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也应当遵循相同的标准。马乐利用未公开信息进行交易活动,累计成交额达10.5亿余元,非法获利达1912万余元,已远远超过上述标准,且在案发时属全国查获的该类犯罪数额最大者,参照司法解释应当属于“情节特别严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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