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擅自汇校他人作品构成对著作权的侵害

正在读取...  作者:北京技术开发律师  来源:法邦网

[提要]

汇校是古籍整理、研究的一种方式,对他人已发表作品进行汇校可以产生新的汇校作品,但由于汇校作品包括原作与汇校两个部分,依据《著作权法》第十二条的规定,汇校人在行使相关权利时不得侵犯原作品著作权人的权利。出版者依法取得作品的专有出版权的,在约定期间,作品著作权人不得再授权第三人出版发行该作品,第三人出版发行汇校作品而侵犯专有出版权人正当利益的,专有出版权人有权制止并要求赔偿。著作权人要求的赔偿数额可以按侵权出版物的总码洋与正常版税率的乘积计算确定,专有出版权人要求的赔偿数额可以按侵权出版物的总码洋与正常出版利润率的乘积计算确定。

[案情简介]

原告钱钟书是长篇小说《围城》的作者,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享有该书的专有出版权。1990年初,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向被告胥智芬约稿,由其对《围城》一书进行汇校,胥智芬的《围城》(汇校本)全部印行发表了钱钟书《围城》一书在《文艺复兴》文艺月刊上发表的连载小说的全文,每页附有胥智芬所作的汇校内容。1991年6月,四川文艺出版社编辑龚明德寄一本汇校本给钱钟书,希望钱钟书支持出版此书。7月2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代表钱钟书致函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要求查处四川文艺出版社侵害著作权和专有出版权的行为。同年8月8日,四川文艺出版社在给四川省新闻出版局版权处、人民文学出版社总编室的信函中均承认未取得钱钟书同意出版编辑此书,侵害了作者权益。在不了解钱钟书先生授予《围城》一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情况下,事先没有得到人民文学出版社同意即出汇校本构成侵权行为。四川文艺出版社还表示愿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保证今后不发生类似事件。1991年8月以后,四川文艺出版社又继续出版发行了汇校本一书,总数达80000册,其中,所有书的封面均无汇校本字样。12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又汇给钱钟书稿费9,800元。1992年3月,钱钟书通过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分行退回上述稿费。在此期间,人民文学出版社与四川文艺出版社为《围城》汇校本多次进行交涉。原告钱中书、人民文学出版社对被告四川文艺出版社、胥智芬提起诉讼,指控两被告未经原告允许汇较《围城》一书,构成侵权,诉请判令停止侵权,赔偿经济损失。

[裁判]

一审法院认为,原告钱钟书对其创作的小说《围城》享有著作权,被告胥智芬未经著作权人同意,对《围城》进行汇校,侵害了钱钟书享有的使用《围城》作品的权利,两被告共同构成了侵害钱钟书著作权,应承担民事责任。根据两原告的约定,人民文学出版社依法享有《围城》一书自1980年至2002年3月的专有出版权。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围城》使用了最初刊载于《文艺复兴》杂志上的版本,其将属人民文学出版社享有出版权利的《围城》原著与被告胥智芬的汇校作品以汇校本名义一同复制出版发行,侵害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据此,一审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九十四条、第一百一十八条、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的规定,判决:一、两被告停止侵害原告钱钟书的著作权并且公开赔礼道歉;二、两被告共同赔偿原告钱钟书人民币88,320元;三、两被告停止侵权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并公开赔礼道歉;四、两原告共同赔偿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币110,400元。

一审判决后,两被告不服,提起上诉称一审法院事实认定不清,适用法律不当。未经钱钟书许可进行汇校,只侵犯其汇校权并未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且著作权法规定,专有出版权仅限于“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三项,而不包括汇校本,一审法院引用民法通则作为认定侵犯专有出版权的依据是不当的。

二审法院经审理查明,由于一审法院对《围城》汇校精装本的定价计算有误,导致对赔偿数额计算有误。其中两被告对钱钟书的赔偿额多计算了480元,对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赔偿额多计算了600元。二审法院认为,钱钟书依法享有对《围城》作品的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汇校者汇校他人作品须依法进行,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胥智芬未经钱钟书的许可对《围城》作品进行汇校,侵犯了钱钟书《围城》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四川文艺出版社在钱钟书未授权许可的情况下,出版发行“汇校本”一书,也构成了对钱钟书著作权的的侵害。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未经许可,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两上诉人违背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德的原则,以《围城》汇校本的形式出版了《围城》一书,扰乱了正常的出版秩序,构成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两上诉人应当承担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及赔偿损失的民事责任及连带责任。一审法院对本案主要事实认定清楚,法律适用正确,但因著作权法已颁行,应补充适用该法,另外对《围城》汇校精装本部分定价的认识有误,应予纠正。上诉人的其他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予驳回。二审法院判决维持一审判决的第一项、第三项,变更一审判决第二项为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钱钟书损失人民币87,840元。变更原审批判决第四项为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共同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损失人民币109,800元。

[评析]

《〈围城〉汇校本》著作权纠纷案的核心问题之一是如何认识、理解汇校,而对于汇校的含义,目前无统一的定义和权威的定论。一些从事古籍研究和出版界的专家认为,汇校是古籍整理、研究中的一种方式。汇校可分为点校和本校。点校就是对标点符号等进行汇校,本校是对同一作品不同版本的比较。整理古籍所以要进行校勘,是因为原稿、原抄、原版已佚,后世抄刻,诸本并存,其中鲁鱼亥豕,真伪莫辨。校勘的目的是要比较异同,改正错误,求得一个尽可能接近原稿、原抄、原版的定本。而现代文学作品则不同,首先作者尚健在,何者为定本自不成问题。其次,即使作者对早年的作品有过大的修改,亦是事出有因,如果作者认为有必要便可自行改回,毋须他人代为认定。但也有专家认为,现代文学作品跟古典文学作品一样也存在着版本问题,为了尊重现代文学的历史事实,必须对现代文学作品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整理,特别是相当一部分解放后经过作家修改的现代文学作品更必须进行版本的校勘、整理。汇校本在新文学研究领域,是独立的科研成果,汇校具备了科研的全部性质,其中包含版本的鉴别认定、母本的原始考查、异文的审慎核校和过录等烦难工序。汇校一部名著,劳动量甚至大于写同样字数的研究论著。对汇校作品的形式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汇校者只能出版汇校部分,未经原作者的同意是不能出版原版的。另一种观点认为,汇校作品是由原作和汇校两个部分构成,原本无疑应包含在汇校本中。本案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法律问题:

一、是否侵害了钱钟书的著作权

我国《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注:本案例以下引用的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条文,均系审判时适用的法律法规),著作权包括发表权、署名权、修改权、保护作品完整权、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即以复制、表演、播放、展览、发行、摄制电影电视、录像或者改编、翻译、注释、编辑等方式使用作品的权利;以及许可他人以上述方式使用作品,并由此获得报酬的权利。第十二条规定,改变、翻译、注释、整理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其著作权由改编、翻译、注释、整理人享有,但在行使著作权时,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根据著作权法的上述规定,钱钟书依法享有对《围城》一书的著作权。“汇校”是对原作品演绎的一种形式,但汇校者应当依法汇校,不得侵犯原作品的著作权。胥智芬未经钱钟书的许可对《围城》一书进行汇校,侵犯了钱钟书《围城》作品的使用权和获得报酬权。四川文艺出版社在钱钟书未授权他人汇校的情况下,出版发行“汇校本”一书,也构成了对钱钟书著作权的侵犯,应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两被告侵害钱钟书著作权的行为发生在1991年6月以后,当时我国著作权法已经开始施行。故对两被告的侵权行为应该适用著作权法。一审法院对两被告的侵权行为适用民法通则的有关规定欠妥。著作权法是特别法,在特别法有规定的情况下,应优先适用特别法。故二审法院在二审判决书中补充适用了著作权法的有关规定。

二、是否侵害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

我国著作权法正式实施以前,国家文化部和版权局有关文件都规定,作者或其他版权所有者向国内出版单位转让作品的出版权,应是专有出版权(即原本、修订本、摘编本、选编本出版权和转载权)。国内出版社根据作者和编注者的协议对自己出版的图书享有出版权利,没有原出版社的授权,其他出版者无权翻印,也不得擅自删节(不含缩写本)或改头换面之后另行排印。著作权法实施以后,对专有出版权也有明确规定。《著作权法》第三十条规定:“图书出版者对著作权人交付出版的作品,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专有出版权。合同约定图书出版者享有专有出版权的期限不得超过十年,合同期满可以续订。图书出版者在合同约定期间享有的专有出版权受法律保护,他人不得出版该作品。”经国务院批准,由国家版权局发布的《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五条规定:“取得某项专有使用权的使用者,有权排除著作权人在内的一切他人以同样的方式使用作品,如果许可第三人行使同一权利,必须取得著作权人的许可,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第三十九条规定:“图书出版者依照《著作权法》第三十条的规定,在合同有效期内和在合同约定的地区内,以同种文字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的方式出版图书的独占权利,受法律保护。”上述规定可以看出: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要保护图书出版者的专有出版权,但对于专有出版权的范围并未明确,另一方面对专有出版权的保护也无限制性的规定。《著作权法实施条例》明确了专有出版权的范围即以同种文字出版的原版、修订版和缩编本。

围绕着“汇校本”是否构成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侵权的问题,即被告行为之性质,法学界及理论界产生了不同看法,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种观点:

1、未侵权之说

理由之一:汇校本由原作和汇校部分组成,对汇校本目前法律没有明确规定,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与钱钟书签订的合同有效期间对《围城》一书享有专有出版权,但根据《著作权法实施条例》第三十九条的规定,“汇校”不属于专有出版权的范畴,钱钟书又未将“汇校”这种使用形式转让或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使用。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取得汇校本的专有出版权,必须由钱钟书授权,否则这一权利仍在作者手里,不然将扩大了出版社的权利,而缩小了作者的权利,连作者自己要搞汇校或同意他人出汇校本也受到了限制。因此,胥智芬及四川文艺出版社未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

理由之二:“汇校本”和《围城》是性质不同的两种类型的图书,:“汇校本”是一本史料性学术图书,它的内容除了钱钟书先生的原作外还包括了胥智芬大量的智力劳动。前者是学术图书,后者是小说图书;前者是两个人的智力成果,后者是一个人的智力成果。

理由之三:专有出版权绝不是出版权专有。专有出版权仅只是作者所拥有的出版权这一经济权利中的一小项。出版权除原版、修订版、缩编版的出版权利之外,还包括翻译本、整理本、选编本、注释本等等的出版权利。钱钟书在《围城》出版合同中并未将原版、修订版、缩编本之外的任何其它版本包括汇校本的出版权授予人民文学出版社。根据《著作权法》第二十五条的规定:“合同中著作权人未明确许可的权利,未经著作权人许可,另一方当事人不得行使。”

理由之四:汇校本的出版权是汇校者和原作者共有,与原出版者没有任何法律关系,既不需要征得原出版者的同意,更不需要支付原出版者任何报酬,《著作权法》第三十四条规定:“出版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已有作品而产生的作品,应当向改编、翻译、注释、整理、编辑作品的著作权人和原作品的著作权人支付报酬。”

理由之五:“汇校本”使用的是《围城》初刊本,不是《实施条例》上的“原版”。作品在杂志上刊登仅仅是一个发表,不是出版。《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上的原版应是指出版社出版的图书,是图书出版时的首次版本。同时,专有出版权也不能追溯。

2.侵犯专有出版权之说

理由之一:从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和著作权法的理论两个方面来看,专有出版权中的“原版”就是指一作品首次发表的形式或者载体。钱钟书首次发表在《文艺复兴》月刊上的《围城》即为原版,四川文艺出版社的“汇校本”所使用的《围城》刊本就是原版,构成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

理由之二: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客体是小说《围城》作品而非《围城》作品的某一版本,人民文学出版社是对《围城》作品拥有的专有出版权利,而非拥有《围城》作品某一版本的专有出版权。

理由之三: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作品的专有出版权利内容是:对作者而言,合同期限内不得将作品《围城》授权他人出版;对人民文学出版社而言,在约定期间有权以复制发行的方式使用《围城》作品,有权禁止他人复制发行,并受法律保护;对四川文艺出版社等他人而言,法律禁止其以复制发行的方式使用作品《围城》。

3.一般侵权之说

首先,汇校属于著作权的边缘学科,是否属于出版者出版权的范畴比较含糊。其次,我国著作权法对专有出版权的范围无明确规定,国家版权局作为国务院著作权行政管理部门在《著作权法实施条例》中对专有出版权的范围作了明确的规定,即专有出版权不包括汇校本。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未侵犯人民文学出版社对《围城》一书的专有出版权。鉴于上述因素,这种观点主张可根据民法通则的基本原则,认定胥智芬和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行为违背了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德,扰乱了正常出版秩序,损害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合法权益,构成侵权。此定性既认定了两被告的侵权,又回避了有争议的专有出版权问题。

4.不正当竞争之说

经营者在市场交易中,应当遵循自愿、平等、公平、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两被告的行为属于擅自使用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称、包装、装潢,或者使用与知名商品近似的名称、包装、装潢,造成核他人的知名商品相混淆,使购买者误认为是该知名商品,违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五条第二款之规定,挤占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围城》一书市场,构成不正当竞争。

5.侵权竞合之说

四川文艺出版社搞汇校是假,实际是盗版,主观上有恶意。专有出版权适合大概念,包括多种形式,所有相同的、近似的都应排除掉,是一种绝对的排他权。虽然现在著作权法中没有对汇校本问题作出具体规定,但在著作权法和民法通则的原则中都有规定,根据这些原则可认定四川文艺出版社侵犯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专有出版权。另外,四川文艺出版社的行为也属于不正当竞争。两被告的上述行为属于知识产权中的竞合现象。

法院的判决采纳了上述观点中的第二种观点,即侵犯专有出版权之说。法院认为,从本案的全过程看,两被告是违背诚实信用和社会公德的原则,以“汇校本”的形式出版《围城》,扰乱了正常的出版秩序,实质仍构成对人民文学出版社专有出版权的侵害。从出版动机看,1991年5月,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汇校本”不久,钱钟书和人民文学出版社即提出异议,要求停止侵权,四川文艺出版社也承认其行为属于侵权并认为纯属过失情况下出版了“汇校本”愿意赔礼道歉、赔偿损失。至此,四川文艺出版社理应彻底停止出版“汇校本”。但事实上在1991年8月以后,四川文艺出版社又继续大量出版“汇校本”,数量达8万册之多。从出版形式看,既然四川文艺出版社是合法出版“汇校本”,又何必在出版方式上作文章,如在“汇校本”的征订单上去掉“汇校本”字样;在正式出版的“汇校本”一书中,封面印有“汇校本”字样只有3万册,无“汇校本”字样则高达9万册。

三、损害赔偿数额之计算及依据

对于本案的赔偿数额,一审法院主要是根据原告提出的按两被告侵权出版物总码洋(总码洋是指书的单价×书的印数=出版物的总码洋)的12%和15%计算,即赔偿钱钟书人民币88,320元,赔偿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币110,400元。

原告钱钟书提出按两被告侵权出版物总码洋的12%赔偿的主要依据:1992年12月8日,钱钟书与人民文学出版社签订了关于《围城》出版合同的补充协议,该协议商定了新的稿酬支付方式即印数×定价×10%(版税率)。按照此公式计算,钱钟书所获的赔偿款应是73,600元。

原告人民文学出版社提出按两被告侵权出版物总码洋的15%计算的主要依据:人民文学出版社提供了该社7个版次9次《围城》一书的印数的利润表,其中最高为27.55%,最低是4.38%,平均利润为17%。

对于侵害著作权应如何损害赔偿,基于当时我国著作权法没有明确的规定(注:2001年10月第一次修正的《著作权法》第四十八条作了明确规定),法院借鉴其他知识产权侵权赔偿的做法,或者根据被告的利润或者原告的实际损失来确认。本案中,钱钟书提出按人民文学出版社支付版税的数额赔偿,即按原告应得到稿酬赔偿属合情合理。对于一审法院判决钱钟书所获得赔偿额高于人民文学出版社应支付版税部分,二审法院不再变更。主要理由:钱钟书系海内外著名作家,《围城》一书又是知名畅销小说,应给予特别保护;钱钟书已为侵权诉讼支付了必要调查费和律师费。对于人民文学出版社按其利润的损失要求被告赔偿也属合理,法院也给予支持。

四、审判参考意义

汇校是一种对他人作品较为特殊的使用方式,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对这种作品使用方式缺少明确规定。但是,从著作权法的立法目的和法律精神来看,对作品任何形式的使用都应当以不侵害作者及邻接权人的权利为限,汇校他人作品同样如此。汇校人在汇校他人作品的过程中固然付出了辛勤劳动,但汇校作品的主要价值仍依赖于原作品的本身的价值,因此汇校出版他人原作,应当征得作者同意并支付相应报酬。同时,原作品的专有出版人的邻接权利同样应受到法律的保护,专有出版权指向的对象仍是作品本身,而非作品的某一版本,因此,汇校出版他人作品,同样应征得原作品专有出版权人的同意并支付相应报酬。该案的审理明确了汇校行为在著作权法中的意义以及使用汇校作品所应遵守的法律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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