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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新技术发展下的生命法律与伦理前沿问题研讨会综述

正在读取...  作者:北京技术开发律师  来源:法邦网

2014年11月15日,由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上海政法学院生命法研究中心等机构举办的“医学新技术发展下的生命法律与伦理前沿问题研讨会”在上海市浦东新区召开。本次会议是法学界、医学界、伦理学界的一次跨部门、跨学科、跨地域的学术盛会,来自上海市法学会、上海市中西医结合学会、上海社会科学院、上海政法学院、上海中医药大学、复旦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同济大学、湖南大学、华东政法大学、上海海事大学、第四军医大学、北京中医药大学、安徽医科大学等高校和研究机构的学者,以及来自司法机构、卫生行政部门、医院和律师事务所等实务界的专家,共250多人,围绕现代医学新技术所引发的诸多社会、伦理与法律问题,进行了热烈讨论。以下从五个方面对研讨会进行综述。

一、生命法学基本理论

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名誉会长、上海政法学院终身教授倪正茂就机器人代替医生做精细手术而介入医疗的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认为这是生命科技的伟大进步,但仅认识到沃森介入医疗只是医疗主体的改变是完全不够的,由此引起生命科技社会关系的改变,要求生命法的立法、司法、执法、守法作出合理的回应,同时这对医患纠纷的合理解决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值得生命法学界密切关注。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顾问、华东政法大学科学研究院研究员谈大正阐释了生命法与生命伦理的三点不同:有可操作性与更高的权威性;对科技与伦理两边调节;成为高新生命科技与伦理矛盾的协调者或裁判员。他还归纳了生命法协调科技与伦理矛盾的三种方法,并通过具体案例阐述自然法思想和判例创造法律。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副会长、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副研究员刘长秋从生命法学学科的演进入手,探讨法医学与生命法学之间的关系,指出法医学是生命法学的源流,并以此为基础对法医学未来的发展取向进行了展望。

二、无锡冷冻胚胎纠纷案研究

我国2014年无锡冷冻胚胎纠纷案是本次研讨会的焦点。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会长、上海政法学院教授李惠针对无锡冷冻胚胎归属案的法律与伦理问题发表了主题演讲,分析了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以及涉案胚胎的监管权和处置权的行使主体、行使规则,认为保存冷冻胚胎并不违法,未来应合理、谨慎地确立有条件地开放代孕的法律法规,既要考虑代孕的社会需求,又要防止代孕技术的滥用而产生不良的社会后果。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讲师于佳佳以中国首例冷冻胚胎继承权案为切入点,借鉴美国判例的经验,主张应采用区分法益保护等级的法律政策来判断体外胚胎处置权的归属。浙江省桐乡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吴强林认为,在法律没有作出明确规定前,“利益冲突-价值衡量”是解决体外受精胚胎处置纠纷的可行模式之一。未来,明确体外受精胚胎的地位、制定关于体外受精胚胎处置和利用的法律规范、明确纠纷解决的标准和方法,才是解决体外受精胚胎处置纠纷最好的途径。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硕士研究生张敏对冷冻胚胎的法律属性、能否被继承以及出路等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论证。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硕士研究生武成认为该案引发了对生命法和生命伦理的进一步思考,反映了我国生命法在现实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处,生命法和生命伦理之间应找到一种合理的平衡,以更好地调整生命社会关系。

三、基因技术、人体试验与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

研讨会集中讨论了基因技术、人体试验与器官移植的法律问题。安徽医科大学教授杨芳对瑞典辅助生殖立法的三十年进程进行了述评,指出瑞典最早进行辅助生殖立法,新近立法《基因完整法》统一调整涉及人的医学研究和生殖医学,保护生物医学应用中的人格完整。瑞典辅助生殖法的总体特征是限制成人的辅助生殖权和保障子女最佳利益,最具影响力的是子女基因知情权制度。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副秘书长、同济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曹丽荣分析了国外基因专利保护的发展动态,结合基因的生物学本质属性、基因专利保护水平与我国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认为我国基因专利的保护范围可以由“产品保护型”转变为“功能保护型”。上海政法学院生命法研究中心副教授王康针对法释〔2014〕11号司法解释进行了法理解读,认为该解释有限地创设了一种新型的人格权即“基因隐私权”,应遵循此种法律政策,将基因隐私权拓展到网络侵权领域之外,明确基因信息的具体内涵和形态,并在未来民法典中建构统一的基因权私法规范。

在人体试验的法律规制方面,多位学者针对当前热点问题进行了探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副主任医师陈晓云等专家分析了基因相关临床试验的伦理问题,主张控制风险以切实保护受试者的利益,确保临床试验的科学性、真实性。同时,以埃博拉疫苗试验为例,认为当前埃博拉疫苗临床试验研究面临的最大困难是涉及到公共健康的伦理问题,使用该疫苗的风险明显低于其可能的利益,试验设计的每一步都必须考虑科学性、公正性和伦理原则。北京中医药大学高任等学者分析了自愿适用试验性药物的法律设计,认为自愿适用试验性药物具有自愿性、科学性和复杂性,应尊重特殊情况下患者的生命权、知情权,能够避免伦理纷争、达到对医疗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中国科学院上海临床研究中心、上海市徐汇区中心医院副主任药师贾晶莹等学者针对新药I期临床试验中的伦理问题进行了讨论,认为应保护健康受试者的隐私等权益,认可其在新药临床研究中的付出,关注药物的安全性。研究者作为I 期临床试验的实施者,应尽可能确保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保护受试者应贯穿在试验实施的整个过程中,从方案设计、伦理审查和知情同意、保险和研究协议、身份识别和个人信息保护、临床观察及安全性评价等方面都需要全面管理。

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三位硕士研究生就器官移植法律问题进行了专题研究。何家华描述了中国器官移植的发展及其现状,梳理了现有器官移植领域的规范性文件,指出了器官移植法面临的新形势和新任务,应建立器官移植激励机制,完善器官移植刑罚、器官伦理委员会、器官分配等法律制度。李静对我国人体移植器官的产品化理论进行了批判,认为人体移植器官不属于产品的范畴,将其产品化也不符合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器官捐献的道德基础是利他主义,同时产品化也会加剧在生死面前的不平等,还有可能引发新的犯罪,从而影响社会稳定与安宁。王涛通过现实社会中发生的案例,结合当前各国关于器官移植的相关立法,对我国在此领域的相关立法进行对比分析,探索了相应的改进方案。

四、医学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

医学新技术引发的伦理问题是研讨会主题之一。原世界卫生组织副总干事、联合国教科卫组织国际生命伦理委员会委员、上海交大医学院附属瑞金医院终身教授胡庆澧在主题发言中,对生物科技的发展对生命伦理和法律带来的一系列挑战作了深入的剖析,指出当今的生命伦理更关注公正性和维护群体的利益,医学新技术如信息化带来医患关系变化,医学领域面临一系列挑战,如临终关怀、干细胞研究、生物样本库、基因检测、生殖技术、纳米技术等热点伦理问题。卫计委医学伦理专家委员会委员、上海中医药大学教授樊民胜结合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的背景,探讨了医学伦理委员会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认为医学发展的哲学反思是产生生命伦理学的动力,应坚守医学固有的人文性,并通过医生的自律和他律来解决医学被商业利益绑架的问题,核心是建立医学伦理监督体系,并将之纳入生命法律和制度的保障。上海市曙光医院医师龚鹏讨论了我国古代的“好病人”标准,即爱惜生命、良好的性格取向、不固执等。在医患关系紧张的背景下,对患者的教育也是十分重要的,否者医患很难相得。上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医师花迎雪分析了死亡教育对临终关怀的伦理学价值,指出死亡教育使人能更深入地看待生命与死亡,老龄化趋势加重的形势无法回避,只能通过死亡教育的不断推进,使医务人员及社区居民能正确理解临终关怀。

上海市中医医院主任医师朱凌云等专家针对在医学领域高新技术的广泛应用现状,分析了其所产生的医患关系的变化及一系列伦理问题,并概括了一些伦理学的基本原则。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曙光医院副主任医师关鑫等分析了中医药伦理审查的特点,认为富有“中医药特色”的伦理审查有助于中医药全球化进程,还探讨了医学伦理审查的培训体系建设。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李久辉也对中医现代化科学研究进行了伦理学思考。周浦医院科研部主任高晓燕对我国医疗信息化进程进行了实证考察,并做了深入的伦理分析。来自第四军医大学的檀琳讨论了基于生态文明理念的研究型医院制度文化,认为应将生态文明的理念贯穿到研究型医院各项制度的制定和执行中,以“和”的观念理顺各种关系,使医务人员潜移默化中深化对“研究型”内涵的理解,内化为行为规范。

五、其他生命法热点问题

研讨会对当前社会生命健康法治中的热点问题进行了讨论。上海市法学会生命法研究会秘书长、上海政法学院生命法研究中心研究人员杨彤丹博士分析了近期与医疗有关的社会热点“冰桶挑战”中的法律问题,指出中国版冰桶挑战在发起机构的公募资格、募捐计划书、项目执行能力、业务范围及项目受益人群等方面都存在诸多商榷之处,重视和改进这些问题有助于公益慈善事业的健康发展。上海政法学院生命法研究中心兼职研究人员、宁波市卫生局政策法规处李国炜对我国远程医疗的实践情况进行了考察,就其带来的法律挑战进行了比较法分析,同时提出了有关“云医院”的未来法律规制策略。上海海事大学法学院讲师、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后研究人员朱体正基于消费者权益保护的视角,对临床纳米产品的风险治理发表了研究报告,指出我国监管部门和纳米制售企业应加强纳米技术风险监测,借鉴美国、欧盟等国及相关企业的纳米风险防控措施,建立健全纳米风险治理机制。

医疗体制改革中的法治化问题在研讨会上得到一定程度的重视。复旦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李学成对我国全科医生制度的法制化进行了探索,认为全科医生制度是对执业医师科学划分并配置符合其特点的制度安排,目前“政策推进型”模式应当被“法制推进型”模式取代,完善《执业医师法》是我国全科医生制度法制化的理想选择。上海中医药大学副教授张静讨论了“中医药法”名称的争议,指出目前存在“中医药”与“中国传统医药”、“中华民族传统医药”的名称相互替换和混用的现象,这与立法要求的准确性发生了冲突,主张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民族传统医药法(简称中医药法)),既符合我国的立法规范,也符合国际先例。上海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硕士研究生范政强以强制推广加碘食盐为视角,论述了我国以抽象行政行为为手段的公民疾病防治问题,认为以公民疾病防治为目的的抽象行政行为具有健康保障性、地域性、多层级性等特殊性质,在发挥作用的同时,也存在着各种弊端。应当优化行政立法,构建动态化、多元化的行政规范制定体系。

研讨会还关注密切了医患关系的法律问题。上海市律师协会医疗卫生业务研究委员会主任卢意光律师以医疗损害为例,讨论了新医疗技术下医疗机构法律风险管理,认为可以参照GB/T27914-2011对不同类型的法律风险进行风险评估,采取相应对策。郝凯莉博士分析了医患关系中的就医权与行医权的法律涵义,剖析了我国当前医患关系中存在的患方滥用就医权的常见情形,分析了限制就医权相关权能的法理依据,提出了引导患方依法行使就医权的三种途径。上海铭森律师事务所陆夏岩等律师以上海市静安区医患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的医患纠纷调解情况为例,对医患纠纷第三方调解处理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并借鉴域外经验,主张要更有效地发挥医调委这一人民调解组织在医患纠纷处置中的作用,并和卫生行政管理部门以及人民法院对接,以有效地维护医疗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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