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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技术律师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审理思路及方法的探讨

正在读取...  作者:北京技术开发律师  来源:法邦网
北京技术开发栏目关注:​ 商业秘密权属于知识产权吗

在反不正当竞争纠纷案件中,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的审理难度较高,此类案件的审理规则也具有相对的特殊性。最近江苏高院知识产权庭顾韬法官在《电子知识产权》2015年第12期刊登《关于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审理思路及方法的探讨》一文。顾韬法官以司法实务为视角,结合审判心得体会,分析探讨了技术秘密案件的审理思路及方法。“知产视野”将分三期刊发全文。今天刊发《关于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审理思路及方法的探讨(一)》,重点探讨技术秘密构成要件的审理思路,该部分内容更多的不是理论问题,而是法官审理经验的总结。

秘密性要件在技术秘密各构成要件中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因此在技术秘密构成要件的审查中,应当确立以“秘密性”要件为审查核心的审理思路。对于保密措施的审查,应当重点审查权利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保密意愿,并根据“秘密性”的强弱以及个案情形,合理调节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审查标准。在秘密点确定的审理环节中引入诉讼协商机制,通过分步骤筛选法、原告自行剔除公知信息等审理协商方式促使原、被告达成一致,尽量避免在案件一开始即采用强制的方式压迫原告限缩其秘密点范围。技术秘密的司法鉴定环节应当注意委托鉴定事项的准确性、具体性和可鉴定性,同时引入司法鉴定报告预审查机制以提高鉴定报告水准。对技术事实的认定,除组织必要的技术鉴定,也要注意充分运用技术专家辅助人制度。

侵害技术秘密纠纷案件审理一直是知识产权诉讼领域的难点问题之一,与其他知识产权权利不同,技术秘密并不具备法定的权利外观,通常由权利人自已非公开持有,直至诉讼方才向裁判机关公开,这导致了此类案件审理规则也具备相对的特殊性。经过长期的探索实践,审判实务领域对于技术秘密案件审理积累了一批行之有效的审理经验。但客观地说,审判实践中对于如何提高技术事实查明水平,降低权利人举证难度,缩短诉讼周期等瓶颈问题仍然缺乏足够的应对之策。本文拟以司法实务为视角,结合在审判实践中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尝试就技术秘密案件的审理思路及方法问题作一分析探讨。

一、关于技术秘密构成要件的审理思路

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第十条第三款规定:商业秘密是指不为公众所知悉、能为权利人带来经济利益、具有实用性并经权利人采取保密措施的技术信息和经营信息。通常认为,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包括不为公众所知悉、价值性、实用性和合理的保密措施四项。审判实务中,极少见因不具备价值性或实用性而未被认定为技术秘密的案例。因为,如果争议信息不具备价值性或实用性,原、被告之间通常不可能发生纠纷。因此,技术秘密构成要件审查的重点主要在于“秘密性(即不为公众所知悉)”和保密措施两个方面。

司法实践中,较为常态的做法是将“不为公众所知悉”、“保密措施是否合理”作并行审查,只要有一个要件不能满足要求,则不能认定技术秘密成立。这种将秘密性和保密措施要件进行分别、平行审查的做法本身无可厚非,但如果过于强调审查方式的平行性也可能导致一种不利后果:即忽视了秘密性要件在整个商业秘密构成要件中的核心地位,片面地强调秘密性和保密措施要件各自独立的地位,从而割裂了两者之间原本存在的包容和依赖关系。

1、秘密性要件在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审查处于核心和基础地位。

这一点,从商业秘密这一知识产权类别的命名本身似乎即可推导得出。“在决定信息是否属于商业秘密时,‘秘密性’(Secrecy)是最为重要的因素。”②“美国法院也指出,秘密性是‘各个案件的门槛问题’”。③TRIPS协议第1条规定“未披露过的信息”属于知识产权的一个独立类别,这里的“未披露过的信息”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商业秘密。随后,TRIPS协议第39条又对未披露的信息的保护作出了独立规定:“2、只要有关信息符合下列三个条件:a、在一定意义上,其属于秘密,就是说,该信息作为整体或作为其中内容的确切组合,并非通常从事有关该信息工作之领域的人们所普遍了解或容易获得的;b、因其属于秘密而具有商业价值;c合法控制该信息之人,为保密已经根据有关情况采取了合理措施。”从TRIPS协议以及多数国家对商业秘密的立法表述中均可以看出秘密性要件所具有的核心地位。事实上,这一理解也符合对商业秘密这一知识产权类别本身的认知逻辑。技术信息或者经营信息本身必须具备秘密性,在常态下不为公众所知悉,这是其能够被称作商业秘密并得到司法保护的前提和基础。

具体到秘密性和保密措施之间的关系,笔者认为,两者之间并不是截然孤立的关系,采取保密措施的目的在于防止他人采用不正当手段获取、披露商业秘密,主要体现的是权利人对技术信息的保密意愿。在一定意义上,保密措施似乎可以看作技术信息不为相关公众所知悉这一内涵的延伸,秘密性要件在一定程度上也包涵了必须具备合理保密措施这一条件。因此并不能绝对性地将其视为相互平行,互不干扰的两个要件。在司法实践中,明确上述问题的意义在于能够更为有效地协调技术秘密各要件的审查尺度,更为精准地对技术秘密是否成立做出判断,也更有利于司法裁判尽量符合技术秘密司法保护的实际需求。

2、合理保密措施的审查尺度需要与其秘密性水平相适应。

司法实践中,存在不区分个案情况,对保密措施“合理性”审查标准采取一刀切,标准过于严格的倾向。比如,一律要求权利人必须在保密要求中明确载明保密具体内容、一律不承认“事后补救”的保密措施、要求保密要求必须明确具体地通知每一个保密主体、只要存在泄密的可能就一律不认可保密措施的合理性等。上述做法的危险性在于:可能将一批“含金量”较高但保密措施相对较弱的重要技术挡在了司法保护门外,与当前加强知识产权特别是加强关键、核心技术保护的整体司法政策导向有所背离。造成这一现象的重要原因之一在于:片面孤立地审查技术秘密各构成要件,忽视了根据秘密性水平的高低,合理调节其他构成要件的审查尺度。

二、笔者认为

在现阶段的商业秘密构成要件审查中,应当确立以“秘密性”为核心审查要件的审理思路,并根据“秘密性”的强弱以及具体案情,重点审查权利人主观上是否具备保密意愿,合理调节具体保密措施合理性的审查标准。特别是对于秘密性较强,但保密措施相对较弱的部分关键、核心技术可以适当降低保密措施的审查标准,以实现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激励自主创新、维护公平竞争之宗旨。提出这一建议除了更为符合技术秘密本身固有特性这一因素外,主要还考虑了知识产权司法保护政策阶段性发展的特征,在当前我国技术秘密侵权行为较为频繁,司法保护效能仍有不足,外部整体评价相对不高的客观背景下,适度降低权利人维权门槛,加大对关键核心技术的保护力度更为符合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需要。通俗地说,在目前阶段,当权利人技术秘密遭受侵犯时,重点应当在于对闯入的盗贼予以惩戒,而不是埋怨权利人防护的篱笆扎得不紧。在具体审查中,需要在重点考虑权利人是否具备主观保密意愿的前提下,合理掌握“保密措施”有效性、可识别性和适当性等审查标准外。对于一般性保密条款和保密规章④“事后补救”的保密措施⑤等情形,如果被告侵权恶意相对明显,也未能举证证明由于权利人保密措施不到位造成信息已经进入公知领域,则可以认定保密措施成立。

对保密措施的要求不宜过于苛刻,还体现在对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管保密义务的要求上。在因董事、经理等公司高管跳槽所引发的侵犯商业秘密案件中,被告往往提出公司未采取合理保密措施的抗辩,如未就涉案信息制定专门保密规定等。笔者认为,公司法第一百四十八条明确规定:“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应当遵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对公司负有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公司高管特别是董事长、总经理,应当知晓哪些信息属于公司的商业秘密,且应当采取有效措施加以保护。”因此,当公司高管违反忠实义务,明知涉案信息属于公司商业秘密,能够给公司带来竞争优势,却在离职后擅自使用,就应认定构成侵权。因为即使保密措施不够完善,也是公司高管未尽忠实义务和勤勉义务所致。(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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