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安徽蚌埠市固镇县环保局因20天内3次检查一家企业，被县政府认定影响招商，于是包括环保局局长在内的环保局6名干部被停职。此事被媒体曝光后，当地政府迅速撤销处理决定。为何地方政府会作出这样的处理决定？
当企业和环保部门发生争议时，当地政府为什么不偏袒其政府部门，反而是胳膊肘往外拐保护起企业来，这可能会让人不解。而且，在环保部门已经查实企业有违法行为时，地方政府还是站在企业一边，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话题。如何追究其原因，在我看来，这只能从中国经济的发展模式中寻找。
低成本是中国模式的一个显著特征。这里的低成本不仅仅是指劳动力成本，同时还包括环境成本。劳动力成本的低廉使得世界工厂成为可能，而环境成本的低廉则让那些污染密集型的企业在中国找到了合适其生存的土壤。正是在这两方面因素的作用下，才使得中国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今天找到了自己的合适定位，成就了所谓的中国奇迹。
不过，低成本因素不可能无穷尽地持续下去，尤其是不少地区经济获得发展之后，那里的人们就会反省原有的发展模式，转而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和更好的劳动报酬；同时，由于经济的发展也会带来一些要素成本的上升——比如地价。对于那些出口导向型的企业，低成本是其最主要的竞争力，为了降低其生产成本，它不得不将企业往那些成本更低的地方移动，于是中西部就成为其选择。而对那些内需型的企业而言，中西部市场的兴起，“销地产”就成为其降低企业成本的最好选择。正是在这两个方面因素的作用下，转战中西部就成为了当下中国企业的选择。
中国东部的发展历程已经告诉我们，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而获得经济发展并不足取。但是对于中西部地区的不少政府而言，发展GDP首要任务，好不容易可以接纳来自东部地区的企业，这个机会怎能让其在自己任内轻易溜走？目前中西部地区的招商热情，完全可以比肩十多年前东部地区的招商引资。对于企业来说，要让资本的利润最大化，生产成本的最小化当然是选择投资地的应有之义。
对地方政府而言，让企业在其区域内投产，提供一个好的投资环境显得迫在眉睫。什么是好的投资环境？在大的制度框架不可能有突破的前提下，各地能够比较的就是谁能够提供更为低廉的成本。而劳动力的成本是由市场决定，那么留给地方政府的就是土地和环境成本：要么压低土地要素的价格，要么降低其区域内的使用环境的成本；当然，还有就是给当地的企业提供各种特权——如所谓的重点保护企业。在这个大背景下，投资环境之争在很大程度上就成为了谁能够提供更为便宜的环境使用成本的竞争。这种竞争，由于最终会带来更加恶劣的生态环境和更低廉的土地价格，最终并不是优者赢，而是次者胜，因此又称为底线竞争或者是竞次（race to the bottom）。
虽然早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中就明确提出了“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但对于地方官员来说，环境保护并不能够带来经济增长，而且在实践中鲜有官员因为环境保护而获得升迁。因此，对于固镇县的领导来说，环境保护虽然重要，当经济发展和保护环境发生冲突时，经济发展当然是更为理性的选择。
当环保部门对其招商引资大户进行检查时，自然影响到了当地发展经济的大局，对环境保护部门的官员予以处分就再自然不过了。唯有此，他们才能留住这些从东部转移过来的企业。当其他地区都在向这些企业暗送秋波时，辖区内的机构怎么可以对这些企业“横挑鼻子竖挑眼”呢？
固镇县的事件还告诉我们，在现有的环境监管体制下要实现环境友好型可能有些难度：如果一个环境部门不能够合法履行其职能，谈何保护环境？当务之急是要让环境监管部门从地方政府中独立，通过垂直领导而实现其职责。环境部门的垂直领导虽然不能改变一切，但是对于保护县一级环境监管部门的合法行政，还是有有其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