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农民付强的蛙场被划入工业园区，在补偿没谈好的情况下施工者放炮开山，大批蛙在炮声中死去。付强由此展开了诉讼。付强的律师查阅卷宗时，发现了一份当地管委会发给法院的“公函”，要法院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并警告法院不要“一意孤行”。(6月28日新京报)
面对在重庆农民付某状告管委会，当地一位官员认为，付强利用法律规则“玩得滴水不漏”。他感叹：“如果农民都这样善于利用法律，无疑将对政府依法行政提出更高要求”。公民社会与法治社会对政府官员和司法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民众法治意识的迅速觉醒是对公权部门的一大考验。
要看到，付强“玩法”得心应手，不全是普法教育之功，更多的是“久病成医”，自觉有切肤之痛才学得进去，学得透彻。相比之下，当地官员的法律意识究竟怎样，不言而明。不过，仅有针对个案的“恶补”远远不足以潜移默化到公权官员。塑造现代法治公民需要全社会都来营造一种敬畏法律制度的氛围， 教育者更是义不容辞，从公民义务教育到宪法普及教育，再到各种媒介寓教于乐的法治宣传，让公民时时处处受到法治的浸淫与熏陶，做到学法、懂法、守法、用法。
现代法治公民除了依法维护自身权益外，还应积极参与公益性维权活动，诉求公共问题的解决，承当宪法赋予的社会责任。可见，当“刁民”成为社会中的大多数，当所有人遇到侵权时都不信邪，不怕权，只信法，那么，在民告官事件中，当地官员出口“法言法语”，行必依法行政，那么，就不会出现那封咆哮哥式的“警告函”了，司法就能保障当事人打一个公正、明白、便捷、受尊重的官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