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正 文史学者
常要乘火车外出的人，好些都和“票贩子”打过交道。在售票窗口买不到要买的票，你多出几十元、上百元，就可以买到了。无端提高了旅行的成本，当然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对于这些“票贩子”，当然是只有反感，却不会感谢他最后给了我乘车的机会。
现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我草草浏览过一遍，记不清了。不知道这种倒卖车票触犯了《刑法》第几条第几款。在车站内外，不时看到有铁路公安的人员巡逻，睁大眼睛捉拿“票贩子”，可见这是一种违法行为。特别是在每年的“春运期间”，几乎可以说这是火车站的一道风景线。
为什么这“票贩子”年年禁，年年有，屡禁不止呢？我想，原因就是车票紧张嘛。13亿人口，铁路的建设还不能充分满足这么多人口的旅行要求嘛。这样的一种具体的“国情”就给了投机倒把的票贩子可乘之机嘛。(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今天翻阅俄国阿法纳西耶夫著的《〈真理报〉总编辑沉浮录》(贾泽林译，东方出版社1995年版)，作者就讲到了一次他坐火车的经历。那是他要从车里雅宾斯克赶到莫斯科去投交应征文稿的时候，就是从“票贩子”手上买的高价票。作者说：(南方都市报 www.nddaily.com 南都网)
“这里我想稍稍离开前面谈到的题目。我国现在有一种看法，认为投机倒把、倒买倒卖是在所谓改革时期、特别是在向市场转化过程中形成的。但事实并不完全此。1960年4月我为尽快赶到莫斯科，就是花高价才买到车票的。而且，当时戏票和球票通常也都要付出多于原票三、五、十倍的钱才能买到。”(第30页)
俄国的人口比中国少得多，人均铁路里程比中国多得多，可是也有票贩子。足见前面我对于票贩子出现原因的解释并不对，至少，并不完全，并不全面。
我在这书中看到了这个材料很是高兴。这高兴并不是因为发现了“外国也有臭虫”，有助于维护中国的荣誉，而是作者对于这件事的思考给了我一点启发。他接着说：
“试问：今天你怎么能追究站在大街上叫卖东西的老妇人的责任呢？她的丈夫在战争中献出了生命，她的孩子们抛弃她让她听凭命运的摆布，何况她的孩子们自己生活得就已经够艰难的了。老妇人排了一夜队，花十几个卢布按配给证买上两瓶伏特加，然后按50卢布一瓶的价钱把它卖出，对此，你有什么可责备的呢？她每月领到丈夫的抚恤金总共只不过116卢布。很难也根本不可能追究她的责任。”
在这以前，我没有看到过一篇为“票贩子”讲话的文章，这是我看到过的第一篇。我是完全能够接受他这意见的。
他写的是烈属老太太，本来是应该受到社会的尊敬和帮助的。我接触过的“票贩子”大都是中青年男女，跟他写的并不相同。不过我想，他提心吊胆来倒卖车票(以及戏票、球票之类)，也许是没有另外营生的门路吧。我国没有失业一说，但是有“待业”、“待岗”、“下岗”、“内退”这些说法。没有办法，排一通霄队买张车票再高价卖出，也有他的不得已吧。这和那种制售假火车票牟取暴利的犯罪行为应该是有明显区别的。铁路公安打击票贩子，以保护旅客的利益，使他避免购高价票的损失，当然很好。只是在打击的同时，社会是不是也得考虑一下怎样帮助他解决生计问题？
这问题大约不是一时能够解决的吧。是不是可以暂且把这设想为一种“社会分工”：我没有时间，或没有精力去通宵排队了，可是有多出一点钱的经济力量，而他愿意去排队挣一点钱，就算我们两人各得其所吧。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票贩子都是这样排一个通宵队买来车票再去倒卖，有一些是火车站内部人员给他提供的票源，这其实是铁路内部的腐败分子高价出卖车票的一种手法，那些“票贩子”只不过是他的代理人罢了。对于这种“票贩子”以及他的后台，倒真是应该加以打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