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
凤凰网财经讯 由国家发展与改革委员会国际发展中心主办的新兴产业机遇与经营决策创新研讨会于6月26日下午在北京举行，凤凰网进行全程直播。国家税务总局原副局长许善达在会上作了题为《通货膨胀的认识与应对》的演讲。以下为许善达演讲实录：
许善达：现在对中国经济未来发展一段时间乐观派或者悲观派，看空派或看多派的分歧非常大。看最近媒体报道，有一个美国非常著名的基金，类似巴菲特、索罗斯的老板，他现在认为中国很快就不行了，一定会出现很大的问题，当然，也有认为中国经济发展会比较好的。
我在北京参加了很多会议，至少在学术界和一些政府部门专家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也有类似两种看法，我们一般不叫唱空、唱多，那都是基金投资人用的，我们都是用“乐观”或“悲观”。我是属于相对乐观派。
现在一般认为，中国经济出问题的理由：一是说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因为为了克服金融危机，我们用的办法是加大投资，它当时的需求就上来了，所以，去年我们整个增长也不慢，虽然出口是负的，但投资替代了出口还保持了相当不错的速度，这个投资就形成了新产能，在过去的基础上加剧了产能过剩，这是乐观派和悲观派最大的分歧，就是政府能不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这些过剩的产能将来形成生产能力，投资还有一个过程，生产能力是逐渐形成的。如果产能逐渐增加以后，不能解决供需平衡的问题，本来我们就是产能大于需求，现在还在短时期内追加这么多的投资，使得产能继续得扩大，这个矛盾不解决的话，对经济持悲观看法的人会认为引起巨大的资产泡沫，有的人认为发展到后来会导致企业倒闭。
现在就出口来说，美国奥巴马现在上台了，说要求提高美国居民的储蓄率，美国对低档、普通消费品的需求肯定不会像过去五年、十年高速增长那么快，欧洲在消减赤字，原来欧洲、美国在靠赤字支撑，现在这两个大经济体都在消减赤字，这样就会对中国的外需带来一种负面的发展趋势。所以，国内产能还在急剧增加，大于需求的趋势在国内差距更大，而不是缩小，以美国和欧洲为代表的国际上的外需还会减少对中国的需求。从内外两方面来讲，持悲观看法的人就有这么一种见解。
我认为刚才说的事实都没有问题，但对这个问题还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国内政府手里掌握的资源可以怎么应对？我觉得我们国内政府受理还是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个局面。就是这个局面，这个现实是客观存在的，国内产能过剩的问题，国外外需对我国商品需求萎缩的问题，这都是客观存在的，但并不是说我们就无所作为。
我认为中国的企业，中国的居民，中国的政府还有足够的资源来应对这样一个局面。我们已经说了不止一年，说我们要增加内需。但我们要明白，应对金融危机，我们增加内需主要要增加投资需求，消费需求还没有得到明显的增长。我们期望的目标是居民的消费需求能够恢复，能够上升，来替代投资需求，替代外需，这个目标早就说了，但实际执行中，到目前为止，主要的手段还是投资需求。消费需求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很不够，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消费需求增长的问题。
要解决消费需求增长的问题，最核心的是现在中国收入分配差距太大，按照非正式的学者统计，是百分之零点四几，甚至有的人算是百分之零点几，国际通常情况下，0.2%属于过于平均，经济效益过低，0.3%—0.35%比较正常，0.4%以上属于差距过大，就会造成效率很高，而公平不足，而公平不足最后的结果就是消费需求不足。我们国家现在出现这个状态，消费需求不足一直还在发展。这是有争论的，有的人认为，垄断和腐败是造成国内居民收入差距扩大的最主要原因；还有一种看法，腐败和垄断是原因，但不是主要原因，主要原因还是市场经济本身就有这样的特点。
现在你看全世界的市场经济国家，没有一个国家不出现收入差距拉大的趋势，为什么有的国家能够保持比较可持续稳定、长期增长呢？有政府的所作所为在里面，就是政府采取了很多手段，动用了政府的资源来解决这个问题。现在中国正在讨论“十二五”规划，现在大家认识上有共识，就是要提高居民消费率。怎么样提高居民消费率就有很多的建议，认识上还没有达到统一，“十二五”规划制定期间，学者、政府以及各方面还会有不同的意见，最后“十二五”里形成统一的看法，但我目前来看还没有形成非常明确的共识。
但不是说没有形成共识政府就无所作为，目前政府也采取了很多措施，对这些措施还有争论。理论上说，被人批评为自由主义经济学家的，让人家说你是最右的，叫“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被人批评为最左的，有人说你是“民粹主义”。现在对政府的一些措施，有人说这是民粹主义，有人说这是自由主义。现在学者的看法非常大，前不久对提高最低工资的问题就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认为这是民粹主义思想影响，工资是市场决定的，政府怎么能够限定最低工资呢？这是一种看法；另外一种看法，政府就要具有这个职能，维持社会发展，社会秩序的持续，这是发达国家的惯例。这是从自由主义和民粹主义两个角度进行批评，但现在政府在做社保，包括农民也有社保了，虽然目前还少，但已经在推进了。
对社保，有人说中国发展水平上，要搞全面的社会保障制度条件还是不具备的，认为过于低收入群众的社会保障问题具有民粹主义倾向；另外一种看法，社会财富创造出来之后，政府就是要为老百姓提供服务的，社会保障是最基本的政府应该建立的制度。同样情况两种看法都在摇摇摆摆中间，所以，有一种说法叫“扭秧歌也是前进”，扭秧歌是左一下右一下，前一下后一下，不管怎么样它都在前进，整个秧歌对不会停，还在往前走，所以，有人比喻“扭秧歌还是前进”，意思是主张是左边一点，右边一点，前面一边后边一点，在不断调，调来调去，社会还是在发展。
我个人认为，现在中国再认识上处于相对最不一致的时期。这和上世纪80、90年代差距比较大。80年代，对改革方向，政府应该做什么事儿，虽然有不同意见，但总体是趋于一致的，包括90年代搞了财税改革、金融改革，那时候总的来看，分歧一直有，但主体还是比较一致的。我个人的感觉，在总体的一箭上，确实还是相当得不一致，认识非常分散。这是一个现状，未来中国发展乐观和悲观的两种意见。
通货膨胀问题。
通货膨胀和我们产业发展有很大关系，通货膨胀率多少对各方面的影响是非常大的。通货膨胀率是一个客观统计出的数字，政府在通货膨胀率目标的掌握上和措施上又是一个很综合的表现。对这个问题，我认为未来五到十年是我们国家宏观经济需要考虑的一个重大问题。
第一，通货膨胀率高低不仅仅是一个经济体内部的事情，因为计算通货膨胀，美国有美国的通货膨胀，中国有中国的通货膨胀，但不能简单地看通货膨胀率这一个数字。同样的通货膨胀率数字，背后的不同经济体有很多不同的内涵在里面。
要说的再明确一点。美国在前十几年实现了很低的率，中国除了个别年份以后，总体通货膨胀也不是很高。我们很多工作总结里，把中国通货膨胀率比较低视为政府宏观调控的一大成绩，说我们把通货膨胀率控制得比较低，物价上涨指数比较小。但你要注意，美国通货膨胀率低，是从全球去取得财富来换得美国通货膨胀率，企业是通过赚钱维持低通胀，中国是输出财富维持通货膨胀率比较低。虽然两个都低，但各自内涵不一样。
美国发行美元，全世界发行铸币税，它的金融衍生产品市场最高的时候卖到几十万亿，后来泡沫破裂了，美国人卖的衍生产品，只要卖到境外去的，美国人都是大赚钱的。比如你买CDO或者CDS的，100元买下来的，等泡沫一破裂，说这个东西只剩30元了，那70元是你的损失，是美国人的盈利，所以，美国人销售到世界衍生产品的泡沫破裂，事实上所有国家的损失，中国等其它国家买美国的东西都是美国人的盈利。所以，美国人通过发行美元这样一个手段获取世界财富，然后用前几年的衍生工具把泡沫做大，泡沫一次破，大家受到了损失，美国人又赚了很多的钱。他用这样的方式维持美国的低通胀。
当时美国媒体上还批评中国，说中国向美国输出通货紧缩。真是得了便宜还要卖乖。我们国家不是，我们国家通货膨胀比较低，07年我写过一篇文章，我们的产品成本是个不完全成本。什么叫不完全成本呢？一是社保制度，先不说工资，工资是市场决定的，但社保应该是基本具有的，包括工商保险，以前社保都是空的，没有。社保成本是劳动成本，社保不健全说明我们劳动里含的成本是不健全的。还有资源低价格，国内资源是低价格的，像煤、电；环保成本，本来这个企业排污企业应该治理，治理的费用计入企业的成本，但我们国家环保制度还很不健全，排了污成本由社会和政府承担，企业并不承担这个成本，所以，我们向企业出口的产品里相当一部分是不完全成本。正因为是不完全成本才形成低价格，低通胀。虽然美国和中国都实现了维持低通胀的目标，但我们要注意转移的因素，不要认为两个都是低通胀就是好的结果，应该有更全面，更深刻的看法。
围绕这个问题，面临下一步中国怎么处理这些问题的问题。资源价格偏低，环保成本没有计入企业成本，产品的成本，社保制度需要建立等因素。你要想增加居民消费，最主要的手段不是提高提高高收入人的收入，因为收入越高的人继续增加收入的时候，消费的比重就下降了，这叫“边际消费倾向递减”，人的收入越高，收入里用于消费的比重越低，用于投资的比重越高。要想增加消费需求，一个人如果有了100亿家产，你再给他加1亿，他自己用于消费的部分可能就变成0了，更多的部分用于投资或其它的事情，原来消费的钱已经足够用了，根本不缺消费的钱。但如果原来工资1000元，你增加100元，可能这100元就被他拿去消费了，因为他原来消费就不够。所以，增加消费的手段是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
这对物价指数就有影响。首先是企业成本增加，工资、社保体系的建立，企业成本增加；从事农业的农民靠什么增加收入，只能靠卖，要提高农民的收入就要提高农产品价格，那么农产品价格一涨，食品价格设也上涨，各方面价格就会上涨，包括劳动工资，也会往上涨。不管客观还是主观的，我们现在环保治理是被迫的，要不然以后要增加环保成本，最终会体现在产品价格上。不管大家有什么意见分歧，最低工资标准涨了，企业这部分成本就涨了。这属于被动的，不涨也不行。
主观上讲，政府还要提高居民消费率，还要主动地增加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当然方式有很多种，包括减税等等。总而言之，不管从主动还是被动两个角度看，都是增加的因素，从被动角度和主动角度看，都会推动CPI的提高。
这就有一个问题，以前我们追求低CPI 3%以下，现在这么多年证明，如果我们一定要追求3%以下的CPI，不管被动还是主动的，这几个经济结构的问题就难以解决，没有办法，没有空间，所以，必须要把CPI的目标调高。我的看法，政府可能在今后一段时间维持CPI上涨超过3%，是个温和的通货膨胀率，又不能是很高的通货膨胀率，但3%以下是不行的，因为3%以下，很多经济结构调整、宏观措施实行不了，3%就把你的手脚捆住了，必须提高CPI，给政府采取预留空间，我认为这是未来一段时间对中国通货膨胀率的一种判断。从客观、主观上讲都会推高一点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因素从被动和主动上看都是不可避免的。完全追求3%以下很难使经济实现我们宏观调控目标、战略目标。
这是我们讨论当中一个非常大的分歧意见。因为通货膨胀超过了3%，达到4%、5%，那么对社会很多政策都要进行相应调整，你怎么给低收入群体增加收入，要不然通货膨胀率那么高，收入上不去，会产生很多问题，包括企业成本会怎么样，出口会怎么样，进口会怎么样，通货膨胀率这个指标影响的面是非常宽的，所以，不能简单地考虑通货膨胀率，要把通货膨胀率因素要和其它因素统筹地设计，光把通货膨胀率提高就完了是不行的。相应地要制定出很多与这个指标相配套的问题，而我认为，略高于3%的温和通货膨胀率是总体规划的其中一个因素，这个因素回避不了，而且要想实现政府的很多目标，不解决这个问题，目标是实现不了的。
这几个事儿混在一起，我个人认为，如果确定了未来“十二五”或更长一点时间，假如政府发展战略要明确的话，刚才讲的几个问题要解决，通货膨胀率指标就不能一味地追求在3%以下。不能说每年都达到多少，但总体来看会是略高于3%的温和的通货膨胀，用这种方式才能调和中国扭曲的经济关系，才能使中国经济变成可持续地、健康地发展。
谢谢大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