邵建 南京晓庄学院教授
《南方都市报》报道，重庆市奉节县某村民在网上就三鹿奶粉事件维权发布言论，被认为“制造恐怖气氛危害公共安全”，从而被判劳动教养一年。此前，该村民多次以“结石宝宝家长”身份向政府部门讨说法，一直未获认可。
那么，到底什么是恐怖言论，记者根据劳教决定书披露如下内容：“我就走极端”、“可能过几天就有新闻”、“东西都有了”等。当地公安局提供的理由是“散布恐怖信息，制造恐怖气氛”。说实话，那几句话我不觉得恐怖，相信一般人也不会觉得恐怖；如果因为这几句话就被判牢狱，倒无法不让人恐怖。同样，仅仅这几句话就危害了公共安全，那我们还有什么公共安全可言？
一个死了儿子的父亲，儿子死于吃了八个月的三鹿奶粉。当地政府不承认孩子死亡与奶粉有关，父亲经年申诉无果，于是，就有了上面那几句话。这分明是宣泄，即使过激，但，并没有诉诸行为，如何能构成判其劳教理由？当地警方称，判其劳教根据是《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十条第四项。其第十条“对下列几种人收容劳动教养”，其第四项为“聚众斗殴、寻衅滋事、煽动闹事等扰乱社会治安，不够刑事处分的”。这里首先要质疑，既然不够刑事，为何判其劳教一年，因为刑事本身的下限也是一年。反之，既然够一年，又为何不判其刑事，却要动用这法理上说不通的劳教？另外，请问警方，该村民什么时候聚众斗殴，又是什么时候又寻衅滋事，场面在哪里？至于煽动闹事，该村民充其量只是表达自己如何，并没有组织教唆别人如何，何煽动之有？况且滋事也好、闹事也罢，直到警方拘捕该村民时，什么事也没发生。这是地地道道的因言治罪。
言者无罪，除了该言论直接带来迫在眉睫的危险。如果为了公共安全而治罪，非但不能达到目的，反而可能带来新的隐患。对公共安全造成实际破坏的是行为，不是言论，那些刺杀法官、信访人员甚至儿童的，并没有诉诸任何言论。从心理学角度，该村民如果真正心怀杀机，倒也未必这样大声嚷嚷了。他的确需要发泄，你不妨设身处地替他想想。然而，痛失爱子，不但未获赔偿，却因为几句话就进了铁窗，而且一年。一年之中，他的心态是更恶劣还是好转了，是更绝望还是看到希望，无待他问而自知。那么，一年之后呢，待他出来呢，他会不会真的铤而走险？这就成了天问。
说奉节警方因言治罪并不准确，因为罪由法定，而判令劳教并不需要经过司法程序，也轮不到法官裁决，行政自说自话就搞定。这个案例势必带来新一轮的对劳教制度的质疑。这种质疑无疑具有合理性，毕竟法治是我们的制度目标，而劳教本身即非法，而且所非的还是作为国家根本大法的宪法。现行宪法并没有把剥夺人身自由的权力授予行政，亦即行政没有以劳教方式剥夺公民一年人身自由的法律资格。当行政举措和宪法发生冲突时，除非更改宪法，否则行政必须停止它的违宪行为。所谓法治，说到底，就是宪法政治(即宪政)。它的意思是：宪法在政治之上，宪法是政治的最高准则，任何权力都必须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从事政治活动，既不能越界，亦不能与此相抵触。
因此，针对此案，我既反对按劳教条例对该村民收容劳教(他够不上任何一条)，更反对从法律上根本站不住脚的劳教制度本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