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海归派正式登上中国社会的大舞台。无论是辛亥革命，还是新文化运动，乃至民国建立，海归派都发挥了非常关键的作用。海归派在实业方面的建树远为逊色，但为数不多的海归派企业家对中国现代工业的发展，对中国科技进步的推动，远非一般本土实业人士所及。
祖籍湖南湘阴的范旭东，是海归派企业家的杰出代表。他生于中法战争前夕，留学时正逢庚子事变，创业时又遭遇北洋军阀混战，创业后屡受外国垄断资本阻挠，晚年更遭受日本侵华重创。但他百折不挠，从零开始，建立起中国自己相对完整的重化学工业体系。
在湖南这个惯出革命家的内陆省份，范旭东以天津塘沽为基地的创业故事，更加显示着海归派企业家的稀有与传奇。
这是一份辞职报告。报告对象：北洋政府的财政总长。递交报告者：财政部铸币质量调查员，留日海归范旭东。
仅仅上任两个月，跑遍北洋、江南、广州等造币厂，范旭东调查发现：各厂新铸的袁大头银元，几乎枚枚都达不到重量7钱2分、纯银含量96%的部颁要求。性格耿直的小范呈书上司，坚决申请把不合标准的银元回炉重铸。
币者，弊也。银元不符标准，财政部的一帮官僚们怎会不知，但人家要的就是这个效果。银元重铸是不可能的，调查员要辞职却立即照准。
此时，正值1912年年底。民国初建，但北京政府却是北洋军阀当道。调查员范旭东失业了，从海归一下子变成了海带（待）。
“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这是圣人对土鳖们的教诲，但海归范旭东却也深谙此道。
作为日本京都大学化学系的高材生，范旭东早就想见识一下西洋人的化学工业，看看人家的酸碱盐是怎么捣鼓出来的。教育总长范源濂非常清楚弟弟的心思，很快，小范就得到一个赴欧洲考察的机会。
机不可失。手续办完后，范旭东马上就出发了。
谁也没有料到，海归范旭东的这西游的一小步，成就了东方化学工业的一大步。
海王
失意官场，寻机商场。从欧洲考察归来，范旭东就迷上了办实业。受西洋人的启发，小范发誓创建中国人自己的精盐工业，改变中国人吃粗盐的历史。
回国不久，范旭东就一个人跑到天津塘沽，实地考察这个离北京最近的盐产地。
“大沽口，每一块荒地到处是盐，不长树木，也无花草，只有几个破落的渔村。终年都有大风，绝少行人，一片凄凉景状，叫你害怕。那时候，离开庚子国难不过十几年，房舍大都被外兵捣毁，砖瓦埋在土里，地面上再也看不见街道和房屋，荒凉得和未开辟的荒地一样。”
这是范旭东第一次来塘沽时的日记。看上去这是一个鸟不下蛋的地方，但范旭东却认定这里是天赋的精盐工业基地。因为塘沽不仅有丰富的盐产，还有方便的海陆交通，又有相距不远的唐山煤矿。
在迎面吹来的呼呼海风中，范旭东下定来此地创业的决心。要办精盐工厂，一定要创办中国的精盐工厂！即使没一枚铜板，没一文钱，那也要自筹资金创办！塘沽，这个被人遗忘百年的荒地，因为这个人的决定，很快就要沸腾了。
范旭东风尘仆仆地从塘沽赶回北京。
母亲谢夫人说，旭东让海风吹瘦了。妻子许馥说，旭东被太阳晒黑了。可哥哥范源濂却说，风沙把旭东吹打得更健壮更结实了。还是哥哥更理解弟弟，毕竟都是在外面闯世界的男人啊！
俗话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站着一个女人。
但就范旭东下海创业来看，这个男人成功的背后，站着的却是一群非常优秀的男人。这些人中，有他的哥哥范源濂，有他的老师梁启超，有他的老乡杨度……
天黑了，夜深了。灯光下，茶几的两旁沙发上，范氏兄弟开始合计办厂计划。
哥哥认真听了弟弟在塘沽调查的情况，弟弟仔细讲述了办厂设想。兄弟二人反复斟酌，直到东方欲晓。这是一个不眠之夜，中国第一座精盐工厂的蓝图就在这座古朴的四合院内勾勒出雏形。
要办厂，没有钱，那可就寸步难行。问题是，出身贫寒的范氏兄弟才高八斗，钱财上却两手空空。
为了筹集办厂资金，范源濂到处奔波，拜访社会各界名流，宣传实业救国的道理。终于，一个由范旭东等7人为发起人，梁启超等9人为赞助人的筹建班子成立了。说起来，范氏兄弟人生命运，很早就与梁启超紧紧相连。
1897年，梁启超执教于长沙时务学堂，宣传维新变法的主张。当时，范源濂就是梁启超的得意门生。受哥哥影响，少年范旭东也成为“梁粉”。
“敌无日不可来，国无日不可亡。数年之后，乡井不知为谁氏之藩，眷属不知为谁氏之奴，魂魄不知为谁氏之鬼？”梁先生的这些话语，深深打动范旭东的心。
此时，梁启超已担当国民政府司法总长要职，公务繁忙，但对办精盐厂还是倾注了很多心血。每次见到范旭东到来，老梁都显得非常兴奋。40岁的人了，一面听小范汇报，一面扳起手指计算集股金额，算不过来了，就拿纸拿笔算。
1915年12月7日，财政部盐务署正式批准范旭东创建精盐工厂的申请。为图吉利，范旭东将厂子命名为久大。拿下批文后，范旭东再次来到塘沽。
一天清晨，他独自一人登上大沽口。眼前是悬崖峭壁，对峙如门。极目远眺，渤海湾波涛滚滚，一轮红日从东方喷薄而出，把海面涂上一层金光。
久大盐厂要是也如这旭日东升，那该多好呀！范旭东溶于这情这美景之中。
制造精盐首先得有粗盐原料，久大所需的粗盐原料完全仗着长芦一带的灶户供给。
但芦纲盐务公所总纲李赞臣非常仇视久大，他召集灶户们开会，严令任何灶户都不许把原盐卖给久大。虽然不服气，但绝大多数灶户都很服帖，唯独一个叫李少堂的不买账，会后第二天，便把他仅有的十付盐滩及房屋设备全部卖给了久大。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随后，不少灶户也跟着向久大出售原盐。这是久大精盐厂成立后与反对派势力的初次交锋。久大精盐厂胜利了。范旭东从心眼儿里感激这些朴实的灶户们。
久大出盐了，那是像晶莹剔透的宝石一样的精盐啊！范旭东将精盐的商标便设计为五角形的“海王星”，象征着久大人自强不息的精神。
宇宙茫茫，星星千万，范旭东独爱海王星。
为了中国人的口福，海王星，下凡吧！
码头
白花花的精盐，在久大的生产车间，源源不断地生产出来。从出盐当天起，范旭东与口岸盐商的斗争就开始了。
这是对延续几百年的盐务引岸制的挑战，也是一场争夺市场空间的厮杀，更是一场决定久大生死的战争。
从古至今，盐务就是关系国家经济命脉的大政，清朝时，扬州盐税几占朝廷税收的1/3。
翻开历史，横看竖看“盐务”这两个字，历朝历代都闪现着刀光血影！明清以来，食盐的销售权都掌握在少数盐商的手里。这些盐商，手中握有王朝发给的专卖引票。当地的盐务别人插手不得，否则就叫“越界为私”，“以私盐论处”。因为这种世袭专利，盐商们的朝野势力真是大过天。
天津有个叫权守经的盐商，花了几千万两银子，仿照清宫格局，为自己建造了一处非常豪华的宅院。一个姓查的盐商，竟依照《红楼梦》书中“大观园”的描写建筑了一座“水西庄”。
久大生产出售精盐，简直就是从盐商腰包里抢钱，他们怎么会甘心呢！当海王星牌精盐问世后，那些盐商个个咬牙切齿：“妈妈的，又他妈妈的出盐了！“久大久大，不久不大！久大久大，子时成立丑时垮！”
而与盐商沆瀣一气的政府主管方面，只允许久大精盐在天津东马路设店行销，离开东马路行销就以“越界为私”论处了。
不打开销路，久大就是死路一条呀！“去北京想办法，一定要打开这局面！”
站在寒气袭人的塘沽海滩上，面对着蓝天与大海汇成一线的天际，范旭东沉思着。
北京的天阴沉沉的。冷气肃杀，山雨欲来风满楼。
梁启超转道去云南反袁去了，当然指望不上，那么，还能依靠谁呢？
“引岸制是从老祖宗那儿传下来的，要改变久大运销状况，唯一人可。”一位老友点拨。“谁？”范旭东迫不急待地问。“袁世凯！”
轻悄悄的三个字，让范旭东如醍醐灌顶。是呀，袁世凯是中华民国大总统，要改变盐引制度，除了他，谁的话也不管事啊。可是，有什么办法能让袁大总统替久大精盐厂说句话呢？
绞尽脑汁地想呀想，倏地，范旭东想到一个人，杨度。杨度也是湖南人，曾留学日本，颇有学识，当时是袁世凯身边的大红人。
杨度那时候在袁大总统眼中火到什么程度，有例为证。唐绍仪出任北洋政府国务院总理后，杨度很是嫉妒，常在袁世凯面前嘀咕，提醒袁世凯小心孙中山的这个老乡。
一次，唐绍仪要娶一个小自己二十岁的小老婆，便将两撇老气横秋的仁丹胡剃去了。袁世凯听说后，一语双关地说：“绍仪啊，为了新欢，竟抛弃二十年相伴的老友，真是喜新忘旧啊！”这类事不止一次两次，后来唐绍仪便借病辞去总理职务，移居天津了。
由此可见，这个杨度在袁世凯跟前是多么吃得开。
当久大产出精盐的消息传到京城时，杨度看准当久大的股东肯定会赚，曾有意入股。现在，范旭东找上门来，邀他入股，当然正中下怀。“好哟！我就入你久大的股。”杨度举着范旭东带来的两瓶精盐，操着浓重湖南腔痛快地说。
既然当了久大股东，杨度当然不会与自己的公司过不去，他马上带着两瓶精盐，找机会与袁大总统切磋。
中南海，袁世凯官邸。
袁世凯一边用食指沾了一点儿精盐放进嘴里咂咂滋味，一边赞叹：“味道不错，这用瓶子装盐很卫生嘛！”
“可是？”杨度故意欲言又止。袁世凯瞪圆了眼珠子追问：“可是什么？”“盐务署只许这精盐在天津东马路一处销售。”杨度觑看袁世凯的脸色。袁世凯也咂出这精盐的另一味道。可是，要照顾久大销路，就需要打破引岸制啊！袁世凯权衡着其中利弊。
眼看老袁拿不定主意，杨度进一步进言：“大总统，眼下云南那面闹得正欢，梁启超叛变了，张謇也辞官不干了，这时候咱们应该多笼络人心，尤其是多笼络工商界的人心才是呀！”
这句话可是说到袁世凯心里去了，他啪地一拍脑门：“他娘的，给他们五个口岸！”五个口岸，意味着久大的海王星精盐将在长江流域的湘、鄂、皖、赣四省打开销售局面啊！这是中国盐政史上破天荒的事。
久大的海王星，从此真正走向人间！
绑票
绑票，是古代中国绿林好汉的拿手好戏。
到了近代中国，绑票者及其手段与被绑对象也与时俱进。绑票者多为军阀，被绑者多为实业家。绑票地点也从乡间推进到都市。
绑是手段，票是目的。
久大精盐打开市场后，产销两旺，财源滚滚，自然被许多人盯上了，尤其是那些有枪便是草头王的军阀们。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战争打得十分激烈，塘沽成了两军拉锯的地方。趁着打仗的乱劲儿，长芦盐运使张廷谔开始趁机捞钱。
一天，张廷谔来到久大精盐厂，找到范旭东。这位34岁的盐运使血气方刚，敲起竹杠一点也不拐弯：“吴大帅就要打败张作霖了，这块地盘统统归吴军所有了。不过，眼下，大帅军费紧张，派兄弟来找你俩钱，听清了，是借，你不用害怕！”
见范旭东一言不发，张廷谔又咂咂嘴自言自语：“这样吧，过三不过五，三五天之内我来拿钱，你可要给我提前准备好，误了大帅军机，责任你可担不起！”
幸运的是，不久，直军前线全军覆灭，吴佩孚从海路逃走了，张廷谔也没敢再找范旭东。久大算是躲过一劫。
不幸的是，豺走了，狼又来了。1925年，奉系军阀驻天津直隶督办李景林也打起久大的主意，不过这个军棍比张廷谔更狠毒，也更无耻。
一天黄昏，范旭东回天津日租界的家。这里很繁华，范旭东怎么也想不到，就在家门口，光天化日之下，自己却被地方当局派人绑架了。
天津驻军兵灾善后清理处，一间宽敞豁亮的办公室内，李景林出面了。
他挺着胸脯，话语强硬：“本督办急需军饷20万元，范老板帮着解决一下吧！”“我无钱可拿！”范旭东严词拒绝。“要钱还是要命，你看着办吧！”李景林大吼，从腰间拿出盒子枪往桌子上一拍。没想到范旭东不屑一顾，冷笑道：“要命，本人倒有一条。”
见硬的不行，李景林换了一副嘴脸：“老范啊，你今年42了吧？长我一岁，我该叫你一声哥。兄弟眼下有难处你总该帮一把吧？你变通变通，可以向久大借些钱嘛！”
“本人无权借用公款哟！”范旭东寸步不让。他坐在舒适的沙发上，饶有兴致地摆弄着手中两个拇指般大的小瓷马，这是准备送给女儿的礼物，看也不看李景林。
一个硬“借”，一个死扛。
李景林终于火了，土匪本性毕露，他一把抢过范旭东手中的两个小瓷马，恶狠狠地摔向地面，一边大骂：“妈拉个巴子！想死，没那么容易！”
就这样，这个军棍干脆把范旭东囚禁起来。
范旭东妻子许馥和久大精盐厂，先后接到李景林的信：赶紧送钱，否则就要范旭东的命。
这事，被担任过大总统的黎元洪知道了。当时，黎元洪已经卸任，住在天津。黎元洪很小时就随父从湖北移居天津北塘，天津也可称是他的第二故乡。
离开北京时，黎元洪曾向临时执政段祺瑞保证：赴津养疴，息影家园，不闻政治。
当西南发生反段风潮时，段祺瑞担心黎元洪会受到利用，就三番五次派人来迎接黎元洪入京，以便就近监控。段的算盘，老黎岂不明白，因此，他向段祺瑞再三保证：“一不活动，二不见客，三不回京，四不离津。”
从此，黎元洪淡出政坛，转向实业经营。天津久大精盐，里面也有他的投资。现在久大CEO居然被抓，这不是活生生地要杀自己的生蛋金鸡吗？因此，一得知消息，黎元洪马上找到李景林，大发雷霆：“你们简直是马贼作风，快给我放人！”老黎毕竟是前大总统，不买面子不大合适。但就是天王老子出头，只要不是张（作霖）大帅自己亲自来，不给钱，谁的话也不管用！
就这样，久大精盐厂背着范旭东给李景林送去8万元，李景林趁机下台阶，放了范旭东。李景林讹诈得逞了，当大把钞票到手后，得意之情溢于言表。
回家那一夜，妻子许馥一刻也没有松开丈夫的手。接连几夜，她一次次从噩梦中惊醒。
范源濂也紧急从北京赶来天津，看望刚刚获救的弟弟。兄弟俩抱头痛哭，悲愤难鸣。
“在中国，办件事，怎么这么难啊！”
聚贤
1917年，初冬。华北平原刚刚下了第一场雪，天地间一片洁白。
天津，太和里，范旭东寓所。
妻女都去北京哥哥家了，天刚蒙蒙亮，范旭东就起了床。他身穿家做便服贴身丝棉袄，头顶瓜皮式样棉帽，一副当时并不多见的近视镜架在鼻梁上。一个人来到院中，范旭东用手去迎接那飘舞的雪花，仰起脸去感觉雪花的冰凉与清新。
“铃铃”急促的铃声打破小院宁静。会是谁，大雪天一清早儿就上门。
范旭东拉开门，门外，雪花中，三位并不相识的客人。
跃入眼帘的是中间那位清秀的年轻人手中的一束冬梅，梅花已经开放，洁白的雪中一点点鲜红亮眼！
这三人是热衷于中国碱业的东吴青年，清秀者是东吴大学教授陈调甫，旁边分别是上海制造商王小徐，苏州汽水厂老板吴次伯。他们三人已经在实验室里成功制造出碱的样品，但没有办法量化生产。这次从苏州远道而来，刚刚下船，就打听道路，直奔范家求援。
“你是管家吧，干什么愣着？我们是苏州来的，快去通报范旭东先生。”吴次伯说，用手捂着发僵的耳朵。
“哎呀！是远方的客人，快请进屋！”范旭东很惊讶。
小客厅不大，温暖如春。范旭东帮客人扫掉身上的雪，又忙着打开墙角的炉子加煤。只是三个人都不坐，坚持站着。
“咦，你们怎么不坐？请坐呀！”“我们是慕名来访的。范先生是我们心中楷模，我们在路上已经说好，要先行拜师礼。此时尚未见到师长，学生怎敢落坐！”陈调甫说。“三位太客气了，请坐吧，我就是范旭东。”
一句话，使三个年轻人都愣住了。
久大精盐厂享誉海内外，获利颇丰。他们以为范旭东一定已成为一位知性阔佬，怎么却如此寒酸呢？待意识到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陈调甫激动了，满怀崇敬地向范旭东深深鞠了一躬。
“富而不显，先生真是令人起敬。为了中国的化工事业，我愿投奔先生。”这次雪地踏访，将为中国的化学工业开出一片新天地。
第二天，一辆灰色轿车由天津驶向塘沽。
到达海边后，范旭东领着陈调甫三人走向盐场，呼啸的海风灌得他们几乎站不住脚。北方的风真凉，尤其是海边的风。南方来的三个人虽说穿上了棉衣，还是觉得寒风透骨。
“一个化学家，看见这样丰富的资源而不起雄心者，非丈夫也。我死后，还愿意葬在这个地方。”范旭东深情地说。陈调甫的心怦然而动，再看范旭东时，后者已是泪湿双眶了。
几个人在海滩上跑这跑那指指点点。他们都是三十岁上下的年纪，正是创业的黄金时光。海风，来得更猛烈一些吧！中国的碱厂，就是要在这群热血青年手中矗立起来！
这次来访，让范旭东意识到，要光大中国的化学工业，如果不能团结一群人为之奋斗，那就没办法迈进更高境界。
1918年11月，范旭东在天津召开了永利制碱公司创立会。从此，在范旭东的号召下，留日学者李烛尘、留美博士侯德榜……，一大批有志于中国现代化学工业人才慕名而来，永利成为名副其实的聚贤庄。
美国，纽约，伊利诺大学。
上完进修课的陈调甫顾不上与学友打招呼，便急急走出研究室。他一边走，一边穿上从中国带来的藏蓝色毛呢大衣，围紧围巾。一出楼门，刺骨的寒风立即示威般地向他刮来。这种天气，学生们都在围炉喝酒，谁愿意顶风冒雪在外面受罪呢。
来美国一年多了，制碱工艺还是没弄明白，陈调甫心中万分焦急。他冒雪出门，就是去邮局发信，给范旭东介绍人才招聘与工厂设计图纸的情况。陈调甫在信中以难以抑制的情感写道：“我已在美物色到您所需要的人，他的名字叫侯德榜。”
不久，范旭东回信来到。信中说：“无论如何，一定要把设计搞出来。多花费些时间、金钱不要紧，塘沽的厂基已经买好三百亩，只等你的设计了。有了侯德榜，有了陈调甫，中国的化学工业敢不振兴吗？”
纽约，化学所俱乐部。
陈调甫、侯德榜正与美国工程师孟德谈判。
孟德曾是美国一家碱厂的厂长，离厂后，在报纸上打广告，代人设计碱厂。此时，在化学所俱乐部，陈调甫、侯德榜和孟德正在就设计费砍价。
孟德圆乎乎的手指不停地在沙发扶手上弹跳着，然后向陈、侯伸出两个手指。
“二万？美金吗？”侯德榜急切地问。
“当然！”孟德傲气地说。
想起范旭东信中的话，陈调甫的心颤了，手抖了，一咬牙和孟德签订了协约。外商对制碱技术保密非常严，别说图纸，中国人连厂门都进不去，机器更是别想见到。
为搞外快，孟德真是豁出去了。他不择手段，从碱厂偷了一套蓝图，然后照葫芦画瓢，很快就把图纸设计完了。
陈调甫提醒他，“孟德先生，请结合中国情形略为变通好吗？”孟德两只手一摊，“要修改是你的事，我不负责。”也难怪老孟如此，这家伙照猫画虎，哪有“变通”的可能啊！
一手交图，一手拿钱。两万美金到手了，孟德吹着口哨，找酒馆喝香槟去了。
陈调甫带上图纸，立即启程回国，他知道塘沽有焦急等待图纸的人。一见面，二人紧紧握手。范旭东发现，陈调甫比去美国前瘦多了，眼睛内布满一道道的血丝。不容易，太不容易了啊！
“美国人讹了我们两万美元！”陈调甫心疼地说。“不怕！等我们建成了碱厂，等我们有了自己的化学工业，到时候，哈哈，到那时我们也不去讹人。”范旭东的手一挥，大笑着说道。从陈调甫手中接过图纸，范旭东决定马上转交给上海的王小徐，让其按图制造。
中国最早的制碱厂，就这样一路磕磕绊绊地凑合着建起来了。
反间
“出碱了！出碱了！”
经过数年磨难，1926年6月29日，永利终于生产出纯正的口碱。这一天是永利厂史上难忘的一天，也是中国重化学工业大喜的日子。
爆竹点燃了，噼噼啪啪地响起来。锣鼓擂响了，咚咚咣咣地敲起来。
很快，永利制碱公司日产量就达到30吨以上。曾经被临时裁减的300多名工人又回到厂里了，中国人依赖洋碱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
“怎么会这样？！”垄断中国市场多年，过惯好日子的英国卜内门公司中国总经理李立德震惊了。这个打着传教的幌子，用福音推销洋碱的英国佬开始发慌。
李教士不甘心，他的上司更不甘心。
“卜内门的洋碱降价了！”
从上海、汉口、长沙先后传来消息，范旭东先是震惊，随即他明白了对手的用心。又是价格战！这些老外们，难道就没有什么新招？
降价，降价，你降我也降，谁怕谁？范旭东指示各代销店，比洋碱便宜三角钱出售自家的红三角碱。
卜内门公司的算盘是：消耗永利，待其无力招架时，他们再杀回马枪，将损失的钱捞回来。
过一段时间，永利还是正常产销，一点不像被拖垮的样子。英国人急了，开始变招。这一回，他们更黑，更阴，决定使用经济间谍。
物色间谍自然是个极秘密的事，李立德决定将这个任务交给自己的儿子小李立德，小李选中了卜内门公司天津区的中国职员老王。
老王是直隶人，父亲曾以“二爷”身份伺候过李鸿章多年，本人学得一些粗浅英文，所以能混进洋行任职。老王喜欢吃羊肉馅饺子，还喜欢喝点烧酒。
一天，小李邀请老王下馆子，进了天津有名的白记饺子馆。这让老王简直受宠若惊。
喝着吃着正美时，小李说话了：“老王，我看你对这饺子挺有感情。这样吧，我每月另外发你三十元银洋，专供你吃饺子，好不好？”
“哎哟，那敢情好！”老王高兴地笑了。又一想，今天太阳难道从西边出来啦？小李将脑袋凑近老王，悄声说：“不过，你必须设法搞到永利内部的情报！”
“没问题！”趁着酒劲，老王一点头答应了。
第二天清早，酒醒后，老王一琢磨，不对劲呀！“自己是中国人，帮助老外整自己同胞，这不是缺德吗？可不按小李的话去干吧，自己的饭碗可就砸了！”
正为难之时，老王想起一个人，此人叫余啸秋，是范旭东的英文秘书，二人曾有一面之缘。
一个漆黑的夜晚，老王拎着小李准备的好酒、好烟、好茶，上余啸秋家拜访。进了屋，老王的屁股在椅子上没坐稳，便一五一十地讲了小李要他干的事。
余啸秋觉得事关重大，他先稳住老王，然后立即去太和里，连夜向范旭东作了汇报。
“卑鄙，太卑鄙了！”范旭东气得直拍桌子。忽然，他心中一动，何不将计就计呢？
第二天晚上，老王又来到余家。
“永利哪打得起价格战呀，天津这块地盘能保住就谢天谢地了！”余啸秋观察着老王说。
老王觉察到了，拍着胸脯保证：“余先生放心，我决不会把这话告诉小李立德的。”
“不！请王先生一定要把这话告诉你们少东家。”说完，余啸秋拿出三十元钱递到老王手里。
“这？！”老王眼珠一转，明白了。
转天一大早，老王就来到小李的办公室。听完老王的密报，小李一声冷笑，心中很是佩服老爹的英明，天津按兵不动，一旦其它销售区站稳市场，然后再来收拾天津。看来，范旭东已在准备后路了。
“VERY GOOD。”小李称赞老王两句后，便急忙去向老爸报告去了。而老王也揣着赏钱，出门直奔白记饺子馆。就这样，洋行二流职员老王，居然成为一流的双面间谍。
退出，做梦去吧！
范旭东这头湖南犟驴子，哪会干这种事！他不但不会退出竞争，而且正秘密地和日本三井财阀接触，要在国际市场上和卜内门公司争个高低。
日本的三井与三菱两大财阀正在争霸。三菱产碱，而三井没有碱厂，竞争中处于劣势。范旭东得此信息后，立即找到三井天津首代，邀请三井在日本代销永利生产的红三角牌碱，允许他们降价，但必须打好广告，压过卜内门公司在日本行销的峨嵋牌碱。
真是想啥来啥，三井财阀一口答应。三井在日本的分支机构遍布全国，推销甚便，一下子，卜内门公司在日本的市场被永利的红三角碱冲得乱七八糟！
卜内门公司的英国CEO火了，急电李立德，让其马上与范旭东谈判。
李立德立即上门求和，他与范旭东签了协议。协议规定：卜内门公司今后不再搞降价倾销，倘洋碱价格变动，需先征得永利一方的同意；并约定“以永利百分之五十五，卜内门公司百分之四十五比例，成立配销协定”。
这是当年外资公司少有的对中国本土公司的让步，这个协议也是一个让中国人扬眉吐气的协议！
黄海
与很多本乡本土的实业人士相比，海归企业家范旭东更以科技为本，更为尊重人才。在永利制碱初创之时，他就将眼光瞄向长远的科技创新。
“中国广大众民，本不应患贫患弱。中国如没有一班人，肯沉下心来，不趁热，不惮烦，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至心皈命为中国创造新的学术技艺，中国决产不出新的生命来。”这是决定成立化学工业研究社前，范旭东在日记中的一段内心独白。
既然决定创社，就必须有一名合格的社长。
这位社长既要有资历，又肯坐冷板凳，能“沉下心来”“不为当世功名富贵所惑”。
在物欲横流的大环境下，这样的社长，能找到吗？
时任教育总长的范源濂，向弟弟推荐了一个人。
这个人叫孙学悟，山东威海卫人。当时刚好34岁，1888年出生在一个商人家庭。先留日，后赴美，成为威海卫第一个留学生。1920年，哈佛大学博士孙学悟回国，到唐山开滦煤矿公司任总化学师。孙博士在这家英资公司享有丰厚待遇，只是这职务与他科学救国初衷相违，因而时常对天长叹！
“太好了！”听完哥哥介绍，范旭东欢呼起来。
创建中国自己的化学工业研究社，正需要这样拥有一颗中国心的海归博士呀。“孙博士人挺高傲，你可能要三顾茅庐才行呢！”看着弟弟高兴的样子，范源濂提醒道。
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范旭东派出一位得力手下去开滦给孙学悟送礼。送礼的人转天就回来了，要送的礼也原封未动地带了回来。
“咋回事？孙博士没说什么话吗？”范旭东愣住了。“孙博士说，这礼一定是瞒着您送的。”送礼的人说完便走了。范旭东顿觉浑身火辣辣的，遭芒刺一般。“这样的国士岂会在意金钱，我伤了孙博士的心啊！”
范旭东很觉内疚，对尚未谋面的孙学悟肃然起敬。
论金钱地位，此时久大刚刚站稳脚跟，永利尚在艰难的建设之中，经济拮据，怎能与孙学悟所在的英商公司相比？孙博士是个不为名利所左右的学者啊！
范旭东决定亲赴唐山。
唐山开滦，煤矿公司实验楼。考究的大楼，紧闭的大门，大门上木牌冷冰冰几个字：实验重地，未经许可不准入内。范旭东上前敲门，门不开。
不开门，不见面，不谈心，这可如何是好？
范旭东搜肠刮肚，冷不丁想起一句典故，对，请将不如激将。他马上朝门内喊：“孙博士，我是专程来请教‘为渊驱鱼，为丛驱雀’这句古话的！”
这句话，无异是在讽刺孙学悟助纣为虐，替外强伤害自己祖国。孙学悟一听就来气，冲出门来与范旭东理论。“博士息怒，我不拿话激您，我们怎能见面呢！”
孙学悟寓所。
范旭东和孙学悟二人促膝相坐，推心置腹长谈。看上去面相都很冷的二人，没想到谈起来却很投机。
最后，范旭东还是提及薪水，毕竟孙博士也不能不食人间烟火呀！
“您现在的月薪是三百银元，黄海每月只能给您二百银元，您看这？”范旭东面带难色地说。孙学悟提高嗓门，大声说：“范先生，您为颖川（孙博士字颖川）解开了心中的死结，岂是几百银元能买到的？”
“那好，我们一言为定，我立即回津，在塘沽恭候大驾！”凤凰来栖，范旭东高兴坏了。
一听说孙博士要辞职走人，开滦煤矿的英国人立即给他涨薪，月薪提到六百银元，但孙学悟还是义无反顾地离开了。
1922年，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正式在塘沽成立，孙学悟任社长。
“黄海”这名字真是让范旭东煞费苦心。他说：“这样命名，表明了我们对海洋的深情。我们深信中国未来的命运在海洋。”
成立大会上，孙学悟发表了就职演说。他如此定位新生的“黄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是英国皇家学会，法国的法兰西科学院。我想从今以后，不久的将来，还会多出一家，这便是东方的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
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是中国第一个民营化工研究机构，资金依靠自筹。它不属于永久两公司，而是与永久两公司平行的独立的化工学术研究机关。
在范旭东的带领下，久大、永利的多位创办人将自己的创始酬金全部捐赠给黄海，让黄海经费有了保障。自此，范旭东麾下的“永久黄”（永利、久大、黄海的简称）集团正式成形。
这个工业团体，有着非常鲜明的四大信条：
“我们在原则上绝对地相信科学；我们在事业上积极地发展实业；我们在行动上宁愿牺牲个人，顾全团体；我们在精神上以能服务社会为最大光荣。”
建国后，黄海化学工业研究社并入中国科学院。
据不完全统计，“永久黄”为中国化工事业培养了大批的建设人才。其中，总工程师十几个，院、所、厂、司、局长有八九个，副部长、部长各一人。
周恩来曾感慨道：“永利是个技术篓子！”
蜀道
搞化学的人都知道，酸碱盐不分家。
在永利碱厂走上正轨后，范旭东开始琢磨创建硫酸厂。由于硫酸及相关产品涉及军工，几经周折，经当时的行政院会议批准，1934年3月永利旗下的南京铔厂成立，设计能力为年产硫酸铵5万吨。
1934年7月，南京铔厂在长江北岸六合县境内的卸甲甸动工。1937年2月5日，生产出中国第一批硫酸铵产品。
这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从此，范旭东曾经一往无前的创业之路，开始千回百折。
战火纷飞，“永久黄”遭受重创。北方的永大、久利落入敌手，南京铔厂被迫自行炸毁。
日方曾通过多种途径，诱惑范旭东与其合作。但范坚决拒绝：“宁举丧，不受奠仪。”
抗战期间，范旭东继续在大后方创办实业。1938年7月，在四川自流井开办了久大自流井盐厂。同时，又在四川犍为县五通桥开办永利川厂。
抗战胜利前夕，范旭东亲赴美国，争取到1600万美元贷款，用于战后重化工业重建，但国民政府对这笔借款却迟迟不予担保。
一天，消息终于来了，宋子文捎来了话，如果让他出任永利董事长，借款合同可立即由中国银行指令纽约分行签署担保。
“天啊！”范旭东义愤填膺，他是个男儿有泪不轻弹的人，这一次忍不住落泪了。
宋子文不能染指永久黄集团，国民政府对贷款担保最后也未予批准。预料之中的最坏结局成为现实，范旭东病倒了，倒在沙坪坝南园那间简朴的卧室中。
这个一向坚强的湖南人，怎么也没料到，这一躺下，就再也没能站起来。
三天后，望着前来探望的同仁，他禁不住老泪纵横，留下一生中最后一句话：“齐心合德，努力前进！”
1945年10月4日下午二时，范旭东因黄疸病与脑血管病同时发作逝世。正在美国出差的侯德榜闻讯后，“悲恸三日，足不出户。”
当年10月21日，重庆各界召开了追悼大会。
永久黄团体的《海王》内刊发表社论：《永别了，领袖！》。
身为永久黄团体的掌门人，范旭东自律甚严。
平时他将所得的酬劳几乎全用于事业了，乃至于去世后家中生计难以为继。直到1948年，永利公司董事会决定，将永利公司的所有资产平均分作十一份，其中一份的五分之一赠送给范氏遗孀作为抚恤金，依靠这些股息才保障了范氏后人生活无忧。
而在范旭东创建的企业中工作的人，却是非常幸运的。据说，永利碱厂工人在上世纪四十年代每家就能用上电扇，比一般中国人整整早了三十年。
范旭东的一生，正如郭沫若手书的挽联所言：“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天不能死，地不能埋，世不能语。”
口碑自在人间，传奇不会湮灭。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