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中产阶层约540万人 多数成房奴车奴
报告称2020年中国中产阶层可能达7亿
全球领先的市场信息公司欧睿信息咨询公司的研究显示，到2020年，中国的中产阶层将达到7亿人，年收入可达8万元。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那么，再过十年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到时候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7月19日是《城市晚报》）
中产者曾被赋予一个拯救世界的英雄形象，他们拥有光明无比的未来，被誉为稳定社会的超级力量。中产阶层占全国人口的比例日益攀升，中产阶层的不断壮大，也象征着国家实力增强。到2020年，中国人近半成成为中产阶层，这绝对是一个令人欢欣鼓舞的事情。更何况，“有钱就是大爷”，如今有谁不愿做富人呢？
据统计资料显示，目前中国只有23％的人口达到中产阶层水平，远落后于发达国家。美国中产年收入标准3-20万美元，占全国总人口总数的80％左右；巴西中产年收入标准为7032-3036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的49.22％；俄罗斯中产收入标准为工资是最低工资的6倍，即月薪超过332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为20-25％；印度中产年收入标准为4280-21400美元，占全国人口比例是30％。而中国，2001年中产阶层的规模为15％左右，目前为23％左右，中产阶层崛起的速度在加快。
“大河有水小河满”，中产阶层快速增长得益于国民经济飞速发展。近几年来，中国的GDP持续以高增长率飙升，即使在全球遭遇金融海啸、众多国家遭遇前所未有的经济发展困境之际，中国2009年GDP增速仍达到了9.1％，成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中国和平崛起的强势亦为世界所公认。
然而，我们所面临的严酷现实是，中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红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而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更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的50％左右，而在我国则不到10％。根据世界银行的最新报告，美国5％的人口掌握了60％的财富，而中国则是1％的家庭掌握了全国41.4％的财富，财富集中度远远超过了美国，成为全球两极分化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而国家统计局此前对全国5.4万户城镇居民家庭抽样调查显示，高低收入组的收入差距有所扩大。最高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880元，同比增长15.7％；最低10％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55元，同比增长7.6％。高低收入组之比为11.8∶1，比去年同季10.9∶1有所扩大。
这表明，如果宏观调控不到位，中国人的财富增长将会呈现出原位直线型的，而不是普增发散型的，是局部性的窜升，而不是普遍性的提升，即随着时间的推移，社会上有钱的人越来越富有，穷人越来越贫困，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富人集中，大量的社会财富被超富阶层占有，推动分配差距呈现出危险的“穷降富升”两头拉大趋势，最终形成少数超中产阶层和大量贫困人群的鲜明反差，使社会形成两极分化，近半中国人成为中产阶层也将化作泡影。
更关键是，贫富差距巨大不仅会带来内需和消费不振，带来经济发展的巨大风险，还会造成普通公众的严重不满和社会秩序的震荡不稳。中国贫困人口数按照国际标准测算在世界上仍排名第二。我国政府2008年确定的贫困线仅为人均年收入785元，人均每天仅0.3美元，这与世界银行推荐的人均每天1.25美元的贫困线差距极为悬殊。国际上通常认为，基尼系数0.4是警戒线，一旦基尼系数超过0.4，表明财富已过度集中于少数人，该国社会处于可能发生动乱的“危险”状态。我国基尼系数已从改革开放初的0.28上升到2007年的0.48，且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这是十分严重的信号，不能不引起政府的高度重视和认真解决。
显而易见，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己经走到亟须调整的“十字路口”，缩小贫富差距、解决分配不公问题迫在眉睫。只有政府在落实减免税和完善福利制度等基本方面实现大步跨越，努力让中低收入者尽快富裕起来，我们才有可能像守住18亿亩耕地“红线”那样，守住贫富差距的“红线”。那么，到了2020年，中国人近半成为中产阶层也才是真实的。否则，恐将又有许多人“被中产”了一把。
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是昨天北京工业大学和中国社科院社科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分析报告》公布的数据。该报告从社会事业、社会管理、社会结构三个方面对2009年至2010年北京社会建设中的热点问题进行剖析。
■关键词·中产阶层
月均收入6000元成中产
根据《报告》对北京社会结构的分析，目前北京中产阶层在社会阶层结构中所占的比例已经超过40％，约540万人，这一比例高于23％左右的全国平均水平（据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当代中国社会结构变迁研究”）。这一点与北京作为大都市的经济、文化等优势密切相关。
从收入状况来看，北京市统计局7月16日公布的2009年北京职工月平均工资为4037元，《报告》调查的中产阶层平均月收入为5923.18元，中产阶层家庭平均月收入为10007.96元（家庭人均月收入为3692.97元），而北京城市居民家庭平均年收入水平22417元。鉴于调查中发现中产阶层低报收入的情况十分普遍，因此，中产阶层实际收入应高于调查结果。
北京中产阶层收入的内部分化程度要高于社会总体水平。其中最高收入群体是中小企业主群体，月平均收入达到9666.67元，最低的则是办事人员等群体，为2947.76元。调查结果表明，中产阶层20％最低收入组与20％最高收入组的收入差距为9.09倍。
多数成“房奴”“车奴”
《报告》指出，当前中国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党政机关事业单位中的中层领导干部、中小私营企业主、企业部门经理人员、教师、医生等专业技术人员、办事人员以及部分个体工商户。在中产阶层内部，只有170万人，即30％左右处于中上层，还有近70％处于中下层，面对着工作和生活的双重压力。
从内部分层来看，处于中产阶层最上层位置的主要是领导干部，此外还包括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掌握一定的权力，拥有高收入，消费能力强，普遍拥有房产、私家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在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优势。
办事人员、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处于中产阶层的中下层位置。规模大约在308万人左右，占中产阶层总人数的68.5％。他们接受过良好的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消费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
吃住等实物消费比重大
中产阶层被冠以“消费前卫”的头衔，在人们的印象中，这一群体住大房子，开好车、生活方式丰富多彩，而实际上中产阶层却由于经济压力过大，社会保障水平不高，倾向于财富的积蓄，消费受到抑制。
这表现在，基本耐用消费品普及，住房、食品等实物消费在中产阶层家庭消费结构中占有突出的位置，服务消费没有得到充分的成长。他们的消费支出占收入比重远远低于社会平均水平，如家庭月均消费4600元左右，人均消费1700元左右，消费支出不到家庭收入的一半。
建议
参照房价等调个税起征点
调查显示，中产阶层的负担还很重，尤其那些处于中下位置的中产阶层，教育、医疗及住房消费的巨大压力，正在透支他们的生产能力。因此《报告》指出，减轻中产阶层的负担应是政策设计安排的重要取向之一。这些政策应包括提高个人收入所得税起征点，加强对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领域的调控。
有专家建议参照北京主要消费品价格，如商品房的平均价格，确定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这样可以避免个人所得税起征点一刀切，使经济发展水平不同地区得到区别对待，同时也可以使个人所得税的缴纳水平与消费水平相挂钩。对于各个阶层而言，这样做更为公平合理。
■关键词·房价
一般家庭25年买套90平米房
内容：北京房价近年来不断上涨，按照2009年11月的平均价格17810元/平米计算，在北京购买一套90平米的普通商品住房需要支付160万元，相当于一般家庭25年的可支配收入，北京居民的房价收入比为25∶1。
建议：专家指出，北京的住房政策应该把60％的人纳入保障政策体系，20％的居民（中等收入者及中低收入者）可以享受“两限房”政策，20％的居民（中低收入者）可以租赁公租房或购买经适房，20％的居民（低收入者）可以享受经适房、公租房和廉租房政策。目前，北京市的政策性住房数量仍太少，政府应不断完善保障性住房体系，加大力度建设政策性住房。
根据北京2010年土地供应计划，今年限价房、经适房、廉租房、公租房和定向安置房用地达到1250公顷。
■关键词·养老
“独子养老”时代需分层管理
内容：根据预测，到2020年北京市老年人口数量将达到350万；2050年将达到650万的峰值，每3个人中就有一个60岁以上的老年人。“独子养老”时代的到来，传统家庭养老的模式让年轻人不堪重负。北京为此启动试点，在社区建服务站服务老人。
建议：对老年人群体进行细分和定位，分层次、分类别建设和管理养老机构。具体来说，政府投资建设基础性、保障型养老服务机构，以低收入老年人为服务对象，实行政府定价；政府通过政策扶持社会力量建设一般性、舒适型养老服务机构，以一般工薪老年人为服务对象，实行政府指导价，使多数普通老年人愿意住且能住得起；此外，还应有完全市场化运作的高档型养老服务机构。同时，城六区应该着力发展社区中的小型养老院，充分利用社区内的闲置资源，又避免了修建专门养老机构的高昂成本。
■相关
“新居民”互助服务站将全市推广
本报讯 昨天，由北京市社工委与北京工业大学合作建立的北京工业大学社会建设研究院正式揭牌。北京市委社工委书记、北京市社会建设办公室主任宋贵伦在北京社会建设专题研讨会上透露，新居民互助服务站这种流动人口服务管理的新模式近期将在全市全面推广。
宋贵伦表示，北京市社会服务管理的行动方案已经编写完成，将于近期出台。方案围绕社会的保障体系健全，为各类社会群体服务、社区服务管理、社会组织服务管理、新媒体管理、社会领域党建工作等6项重点工作推出90项新措施，将成为北京市社会建设工作的新起点。宋贵伦介绍，在行动方案中，关于流动人口管理有很多创新举措。其中，石景山新居民互助服务站管理模式将在全市推广。
新居民互助服务站由石景山区苹果园街道率先推出。其主要内涵是让流动人口聚居区的人们在医疗、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享受当地居民式待遇，同时由他们自治管理。一些流动人口家庭，丈夫外出务工，在家里照看小孩的妻子有充足的空闲。在街道引导下，类似这种平时时间相对充足的人员被选为服务站的队员，实行自我服务、自我监督。
据石景山区有关负责人介绍，截至目前，苹果园街道已经在10个流动人口聚居的大院成立了7个新居民互助服务站，现共有互助队员80人， 2048位流动人员有了他们的新名字：新居民。互助站成立后，提供服务和进行管理均由服务站内部人员负责。试点不到一年，原本安全、卫生环境都很差的流动人口聚居区实现了刑事案件零发案率，公共卫生环境也有了很大改观。街道一方面根据他们的需要，在就医、教育等方面进行协调，同时为他们推出了新居民专场招聘会、新居民一卡通、新居民大课堂等专项服务。政府和新居民之间实现了“互助”。
目前石景山区流管办已将推广“新居民互助服务站”、加强流动人口服务管理列为今年的区政府折子工程，预计今年年底完成推广工作。
释疑
中产阶层≠中等收入
北京的中产阶层有540万人？对于这一数字一些市民表示怀疑。一直以来，对于中产阶层的特征，人们认为是收入标准。在公众的想象中，中产阶层是那些拥有高收入、消费前卫、生活体面的群体，收入成为中产阶层最重要的身份标识。
《报告》指出，中产阶层不等于中等收入。中产阶层是以脑力劳动为职业，或拥有一定的生产资料，从事中小规模生产经营，拥有的经济、组织资源处于社会中间位置，而文化资源水平则处于优势位置的人。
在西方社会，对于中产阶层收入并非如国内如此看重。据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划分，在美国，家庭年收入在3万美元至15万美元的都是中产阶层，2008年美国家庭税后平均收入水平在4万美元以上，由此美国中产阶层的大多数是中低层收入的群体。
在西方社会，通常中产阶层对应的是职业群体，但是，在中国中产阶层的“产”更多地被赋意为“财产”。专家指出，在现代社会中，社会分层指标已经从财富维度转向了职业维度，社会分化越来越表现为职业的分化，收入的多寡越来越取决于职业位置的高低。在这个意义上，用职业来界定中产阶层，比用收入更能揭示中产阶层这一群体特质。
《报告》认为，强调中产阶层在职业基础上的资源拥有的特征，而不仅仅理解为高收入群体，对于政策安排设计有着更为重要的意义。在技术革命及全球化的背景下，国家的兴盛不仅仅取决于出现一个规模扩大的中等收入者群体，更重要的是取决于一支规模壮大了的拥有文化资源与组织资源的中产阶层队伍。
■中产阶层特征及分布
最上层 12.5％
包括领导干部、大部分中小企业主和部分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掌握一定权力，拥有高收入，消费能力强，普遍拥有房产、私家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在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优势。
中 层 19％
包括经理人员、高级职称专业技术人员中的大多数。他们在工作中拥有一定的支配力，获得相对较高的收入，消费能力较强，拥有房产、私家车以及其他高档消费品的比率较高，但相当多的人有银行借贷。在文化资源、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优势的位置。
中下层 68.5％
包括办事人员、大多数个体工商户以及中初级职称的专业技术人员。他们接受过良好教育，但在组织资源和经济资源拥有方面处于相对劣势位置。消费需要旺盛，用并不高的收入水平面对高房价、汽车等大宗消费，成为“房奴”、“车奴”。
据一家全球市场信息公司称，随着中国经济大踏步向前，中国的中产阶层的队伍也不断壮大，到了2020年，在经济的强大驱动下，这一数字将达到7亿。
点评：根据国家人口发展战略研究称，2020年中国人口将达到14．5亿。按上面数字，届时我国的中产阶层人数将占到总人口的48％以上。而2006年中国社科院全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的综合分析，目前中国中产阶层的规模比例为23％左右。难怪国际有声音称，从世界级的基础设施到数量庞大的中产阶层，中国都令人瞠目结舌。不过，中国的中产阶层能否有社会“稳定器”的担当，还需拭目以待。
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我国经济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着力点，其中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促进经济增长由主要依靠投资、出口拉动向依靠消费、投资、出口协调拉动转变。完成这一任务，需要扩大消费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居民消费长期偏低，主要是多数居民消费能力低，而不是消费意愿低。消费能力低的一个原因是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过大，而更重要的原因是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如果这种趋势不能改变，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就很难增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步伐也会被拖延。
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分配的比重偏低
改革开放后特别是上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居民收入普遍增长、生活普遍改善，但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初次分配的比重却出现下降趋势。研究表明，1996年—2009年，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下降近10个百分点。观察1979年—2008年GDP、财政收入、居民可支配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长率的变化，也可以得出同样判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增速在1998年以前不稳定，时亏时盈；1999年以后持续保持两位数（2001年除外）增长，在12％—92％之间，是GDP增速的1.3—7倍。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长同GDP增长较为接近，一般相差1—2个百分点。1992年以前的财政收入也不稳定，时高时低；1993年以后则持续保持两位数增长，多在14％—32％之间，是GDP和城市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的1.5—2.8倍，多数年份为2倍。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增速远快于城乡居民收入增速，是造成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财政收入、企业收入占比持续上升而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的直接原因。
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主要原因
结构分析表明，居民收入占比的降幅，73％发生于初次分配阶段，27％发生于再分配阶段。这就是说，要遏制居民收入占比持续下降趋势，根本在于解决初次分配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的问题。
各地为发展经济，给企业提供了各种各样的优惠条件。同时，由于我国劳动力长期供大于求，导致资方在劳动力市场居于强势地位。这也是企业利润增长大大高于居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原因。1994年税制改革前，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收入过低，政府宏观调控能力变弱。这时的主要矛盾是政府税收增长乏力，税改目标主要是提高政府特别是中央政府的财力。1994年确定的税收制度，对于解决中央政府收入过低问题、提高政府宏观调控能力起到了重要作用，同时也是造成目前初次收入分配格局的一个制度因素。长期以来，各地依赖投资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以及相应的“以支定收”和鼓励财政增收的做法，是政府收入过快增长的动力。
目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发生明显变化，主要矛盾变为居民收入占比过低，这对改革税收制度提出了新要求。同时，企业也应顺应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形势，逐步提高职工工资。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的途径
提高居民收入占比必须三管齐下，即企业提薪、稳定并逐渐降低财政收入增速、减轻企业负担。
企业提薪，是指企业加快提高职工工资的步伐。做到这一点，除了企业要平衡好企业发展与关爱员工之间的关系、使企业利润增长同职工工资增长相协调，政府与社会各方面都要协同促进。一是随着经济发展，政府应不断提高最低工资标准。二是建立企业职工工资集体协商制度，通过依法协商、合理协商，在保证企业利润、竞争力的基础上使职工能够分享企业发展成果。三是地方政府应根据本地经济增长、物价指数和财政收入增长等情况，制定区域和行业职工工资增长指数和机制。四是地方政府也可适当公布职工收入增速高和低的企业名单，引导企业适时适度提高职工工资。
稳定并逐渐降低财政收入增速，要求在编制预算时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首先，政府预算收入增长速度应控制在一个合理的、可持续的水平上。其次，应将超预算收入用于补助低收入家庭或用于促进创业、鼓励企业扩大就业，如设立个人创业基金、企业扩大就业基金，而不能用于扩大政府投资。再次，从长期看，应修改税法，使财政收入增速与GDP增速、居民家庭可支配收入增速相协调，确保居民收入占比不再下降。
减轻企业负担，主要是指减少地方政府对企业的各种收费，提高企业增加职工工资的能力。值得注意的是，近年来对企业的各种地方收费有所抬头。如果这一现象得不到遏止，中央政府出台的减税、退税政策效果将被各种非法收费、变相收费和变相加税侵蚀，企业加薪能力会进一步减弱。
（作者为全国工商联副主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