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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第三代辞官者:权力利润增加辞官下海者减少

2010年07月20日 11:34 瞭望东方周刊我要评论0字号:T |T

除了媒体还在关注的个别人,第三代下海官员大多数都被“淹没”了。

《东方周刊》记者芦、杨明 | 杭州报道

6月末,民政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促进司司长王振耀辞官去职,出任北京师范大学壹基金公益研究院院长。此举引爆了沉寂多年的一个话题,使得主动辞官者重新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

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改革开放之风松动了私营经济的土壤,由此催生了第一代辞官下海的弄潮儿。这一风潮持续十数年,在90年代初和2000年前后又形成两次爆发,形成中国官员的三次下海潮。

因改革开放和邓小平南巡而启动的前两次官员下海潮中,不少官员并非“全身下水”,只是“试水”而已。其中不少人或是平级调动到部门下属企业单位,或是停薪留职,见机进退。如今,这两次大潮已是水落石出,只有历经考验的少数人留在市场中,一些已是业界明星,比如万通集团董事长、零点研究咨询集团董事长袁岳等人。

相比前两次辞官下海潮,第三波下海潮更为彻底。投身其中的官员不少身居要职,他们不再选择停薪留职这样的“半下海”方式,而是选择辞职或提前退休。

这批官员数量众多,和他们的前辈不同,他们大多投身于非公企业。由于市场多年的发育,他们面临的竞争和挑战无疑要比前辈们大得多。

正因为这些特点,这批下海者更能代表现今官员下海的状况,而他们这些年的经历,也多少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生态。

低调的辞官者

相比以“改革先驱”或“改革明星”的身份频频在媒体露面的前两代下海者,不少第三代辞官下海者对媒体讳莫如深。

被称为中国税务系统迄今下海最高官的董事长徐刚接到《瞭望东方周刊》的采访邀请时表示,一般情况下,他并不愿意接受采访。网上关于他的信息多为他参加活动与会议的消息,最多是在会议场合被记者“抓到”回答几个问题,但一般只涉及业务,而不涉及他本人。因此,辞官八年,公众对他知之甚少。

2005年,程光辞去上海市虹口区区长一职,并在两天后加盟印尼富豪林绍良旗下的三林集团,任中国区总裁。弃官从商后,这位新总裁也同样十分低调。他的秘书告诉本刊记者,程光从商后从没有接受过采访。

原沈阳市商业局局长鹿璐辞官一事也曾轰动一时。同样地,自从她2004年离开沈阳市商业局担任大连大商集团沈阳地区集团总裁以来,也极少面对媒体。

鹿璐的秘书王琳曾对提出专访请求的《华商晨报》记者说,鹿璐不愿接受专访,忙是一方面,其实她是不想接受采访。三年后,这位记者再次回访鹿璐时发现,她依旧保持着“远离媒体的一贯风格”。

如今,鹿璐的最新信息还停留在她下海之初《沈阳今报》对她的一段采访。在这次采访中,对于“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个决定”的问题,鹿璐表示“这只是一份平常的选择,希望大家能以平常心对待。”此后再未做过更多解释。

不愿过多暴露自己的信息,成为辞官下海者的一个共同特性。

放下铁饭碗,跳槽成常态

在辞官下海者中,吴敏一显得与众不同。对于辞官的原因,他表述得颇为直白。

2003年,温州市两会后,身为温州市副市长的吴敏一选择离开官位,去温州人的企业红蜻蜓任职。这位在温州从政多年的官员口碑颇佳,其能力和素质广被认可。几乎所有人都认为,凭吴敏一的能力和政绩,他在仕途上还会向上走,他的下海绝不是“干不下去”了。

对此,吴敏一直言,因为没有选上市长,副市长的平台已经不能让其发挥更大的作用,于是便主动寻求新的挑战。他将下海的目的总结为“创造新的人生价值”。

不过,估计他自己也没有想到,相比在仕途上的一帆风顺,下海之路却显得颇为曲折。

辞官之后的两年间,吴敏一先后换了4个“东家”,《》甚至直接以“温州市前副市长吴敏一的跳槽生活”为题进行报道。

吴敏一先是在上海担任红蜻蜓新筹建的惠利玛零售连锁公司的老总。不到3个月,他便黯然离开。对这段不成功的经历,吴敏一解释:“回过头来看,当初下海时对企业的认识实在肤浅,自己认为对企业有经验,身在企业后,才发现企业每一步都要考虑风险与收益的比较,而这又是由诸多因素决定的。”

离开红蜻蜓后,吴敏一来到第二个“东家”—— 上海东畅网络通信服务公司。在他担任总裁的5个月时间里,这家注册资本只有100万元的小企业迅速扩张至3000万的资本规模。

2004年,集团董事长李书福邀请吴敏一加盟,受李书福委托,吴敏一将吉利在北京的非汽车产业整合起来,组建了铭泰投资发展有限公司。同年11月,吴敏一再次跳槽,前往哈尔滨秋林集团担任总裁。

据知情者向本刊透露,吴敏一的商路颇为艰难。在红蜻蜓,带领着20人的他没有兑现承诺。第二站对他这个副市长来说平台又太小。后来去了吉利,平台大了,但事业却也难做。结果不仅太太跟他离婚了,且收入水平也不太稳定。

丢弃了官场的“铁饭碗”后,“跳槽”在下海官员中并不少见。

2003年,被称为广州局级干部中辞官下海“吃螃蟹”第一人的姜崇洲辞去广州市环保局局长的职务,转身成为集团副总裁。这位曾是广州市最年轻局级干部之一的官员现今已经回到他的老家湖北,在保利博高华武汉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担任总经理。

2003年8月辞去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副区长而加盟美的集团的刘知行,也于2005年离职,出任顺德比诺阳光房产有限公司董事长。

少数企业拥有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这些下海官员中,刘知行是少有的能够“经营属于自己企业”的人,只是他的比诺阳光目前还籍籍无名。

刘从梦也是和刘知行一样的“少数派”。无论从政治经历还是下海之初的从商经历,刘从梦都曾经是第三代下海官员中的佼佼者,尽管如今的他已经失去了昔日的荣光。

刘从梦下海之前担任农业部国际合作司司长。1998年,52岁的刘从梦加入格林柯尔集团。这前后几年的格林柯尔正处于强劲的上升期。2001年,格林柯尔斥资5.6亿元,收购了时为中国冰箱产业四巨头之一的广东科龙电器20.6%的股权,而科龙也成为格林柯尔集团发展的灵魂。

当时代表格林柯尔洽谈收购科龙一事的正是刘从梦。2001年末他加入科龙,次年1月30日出任总裁,可谓一帆风顺,在第三代下海官员中一时无两。

2005年,证监会立案调查格林柯尔,格林柯尔集团随即轰然倒塌。身为科龙总裁的刘从梦曾一度被怀疑是否能从顾雏军案中洗脱干系。后来他“临阵倒戈”,指责顾雏军在科龙一手遮天,并表示自己对公司很多事务并不了解。2006年,科龙易主海信,刘从梦也从科龙全身而退。

这之后,刘从梦逐渐淡出公众视野。2006年1月,刘从梦在广东省工商局注册成立广东京盛投资有限公司并担任董事长,但这家创立至今4年多的公司还不为大多数人所知,网上关于这家公司的消息更是寥寥无几,公司也没有自己的网站与主页。

如今,在一些地方报纸上偶尔还会出现刘从梦的名字,但在他董事长的名头前面,大多挂着中华全国老人文化交流促进会会长或是广东省四川商会会长的称号。

另一位下海官员创业者是高红冰。2000年,身为信息产业部信息化推进司处长的他下海创办北京互联通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并任总裁,后又创办华策视通网络技术有限公司,在业界颇为资深。

不过,总体来说,下海官员选择自我创业者仍是少数,大多数人还是选择成熟的公司来规避“海上的风浪”。

值得注意的是,当年这些进入民营企业的下海代表,不少人又回到了国有资本的怀抱。吴敏一最终选择的秋林集团是国企“出身”,而姜崇洲所在的则是不折不扣的国有企业。

事实上,经过一番市场的洗礼,真正留在民营经济“深海”中的官员依然是少数派。据《》对所有A股上市公司的统计,截至2009年末,民企聘用前官员的比重较小,在民企任职的前官员占下海官员总数1599人的比重只有21%。

不是靠一个从政的过来,就能解决问题了。

大浪淘沙。徐刚对《瞭望东方周刊》说,除了媒体还在关注的个别人,与他同代的官员下海后大多数都被“淹没”了。

徐刚认为下海官员和民营企业家这两个群体之间并没有形成认同:一方面,他们这批下海官员得不到民营企业家的信任,另一方面,双方的出身差别造成了两个群体的隔阂。“毕竟从小苦出来的老板和我们这些从机关下来的不同,文化背景、出身、思考习惯都有区别。这种情况下,两个人是会有冲突的。”

“下海官员很难融入民营企业家这个圈子。”徐刚说。

近年来的另一个趋势是,辞官下海的官员越来越鲜见,尤其是集中的官员下海潮几乎绝迹。这背后的原因何在?徐刚分析这与中国经济发展的过程有关。

他对本刊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不太有官员下海,因为民营企业本身不多。到了90年代,民营企业发展已有十多年,社会对民营企业的认可度有所提高。同时,民营企业经过十年发展,不少优秀的企业遇到了管理上的瓶颈,很需要引进外力。“这个时候,因为国家原有的大学分配制度和干部培养体系,大量优秀人才留在政府机关里。所以,90年代,以及初相对来说是辞官下海的高峰期。内在原因是因为民营企业有需求,而我们这批人还有要往外冲一冲的激情的缘故”。

“但是到了2007年、2008年”,徐刚说,民营企业管理团队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的格局。现在浙江的民营企业,更关注的是第二代怎么接班的问题。“七八十年代创业的这批人,都已经到50岁以上了,财富积累到了一定的程度。这个时候,企业如果不行早已经不行了,行的,这30年的管理团队都已经形成了。老的这一批,不会轻易地挖人过来,年轻的这一辈,也有年轻这一辈的想法,他们对单纯从政的,也不会太有好感。”

“而在政府体制内的,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位置,也是不愿意过去的。那边的企业说,有总裁的位置给你,给你100万的年薪,你可能愿意过去。但是,人家凭什么要给你100万?给你总裁的位置?一是对你不够了解,一是大家其实都明白,市场经济下,不是靠一个当官的过来,就能解决问题了。”徐刚说,“而没有一个好位置或好待遇,你当然不会去了呀。”

权力利润增加,辞官下海减少

在官员下海热退潮的同时,近年来,公务员热和公选热却一浪高过一浪。即使不考虑公务员,大量的就业首选也是国有企业而非民营企业。

“在市场经济改革的初期,政府提倡过官员下海,官员价值体系有过动摇。但随着改革深入以后,官员的官本位思想不但没有淡化反而越来越增强。”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汪玉凯对这一现象别有一番解读,“这些年来政府通过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在增强,一方面,相比下海,在政府可以获得优厚的待遇和社会资源,另一方面,现在在市场上获取成功的难度也越来越大了。”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竹立家更是对本刊直言,官员下海潮的退却是因为“权力的利润比其他利润大得多”。而其原因在于,现在中国的改革陷入僵局,“不少改革在原地踏步”。

这个观点得到汪玉凯的呼应:“政府自身改革滞后,导致公权力不能得到有效的控制,借助权力获取资源的能力相对较强。越到后面,中国的改革难度越大,因为形成了既得利益集团,他们往往把权力、资源、资本相结合。这些特殊利益形成的势力越大,官员下海的空间就越来越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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