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江苏省沭阳县在对干部的考核中加入了个人品德考核，其中一项为“忠于配偶”。考核结果将存入本人档案，并在一定范围内进行公布。（7月20日《人民日报》）
这一考核规定之所以引发舆论沸腾，原因恐怕在于“忠于配偶”属于典型的道德软约束，在当下婚姻观念日益多元化的时代，“忠于配偶”的合理边界在哪里难以定论。钱钟书先生说过：“婚姻是围城，进去的人想出来，出来的人想进去。”由此，便构成了“忠于配偶”的逻辑悖论——按照“忠于配偶”的简单理解，婚姻理应是只进不出的坚硬堡垒。
谁有资格担任道德判官？难道是行政上级？那么谁又对行政上级是否“忠于配偶”进行考核？一系列的问题，恰恰说明了“忠于配偶”存在多么大的操作软肋与制度漏洞。
值得思考的是，为何类似“忠于配偶”的、在民间看来已经不应纳入干部考核的考核新规，却偏偏受到某些地方政府的青睐。其中隐含的重大弊端，恰恰在于公私边界模糊的传统文化沿袭，以及政府角色的认知偏差，造成了“忠于配偶”的制度花瓶尽管与现实脱轨、受民意质疑却坚持屹立不倒。
实际上，对干部的考核加入了“忠于配偶”等选项，等于是把个人品德考核的主导权控制在公权力手中，成为事关其仕途前程的必备过滤程序。这似乎来自中国的文化传统，即官员必须修身养性、以己律人，最好能达到“家无一物”的极度廉洁、“糟糠之妻举案齐眉”的道德忠诚，乃至父母离世辞官举孝三年的忠孝两全。将个体塑造成十全十美的“完人”，实际上无限拔高个体自觉性与道德纯度的奢望，因为这与正常人性相背离，因此对官员完美人格的另一面呈现是官员道德的败坏沉沦。
“忠于配偶”是个美好的人性设想与个体愿望，但正如婚姻本身建立在感情基础上，来自于当事双方的自愿选择，破裂的婚姻可能有很多诱导因素，但即使是为传统道德观不容的包二奶、婚外情，也只能在社会舆论与道德范畴中进行抨击，而不能让其罪名化。这本应属于民间道德自治的范畴，不宜用“忠于配偶”的公权力去干预介入。而更值得警惕的是，“忠于配偶”的制度花瓶屹立不倒，必将造成权力越界的进一步泛滥。毕舸（广东 职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