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中国经济陷入了从未有过的进退维谷的境地，内生增长模型包含的经济长期发展的要素均不乐观：信息技术革命后近年的技术发展缓慢；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两次婴儿潮都进入消费能力最高的中年，这一年龄阶段将逐渐变成人数较少的独生子女时代；资本投入已经处在货币宽松阶段的后期，通货膨胀、资产泡沫显现、产能过剩、资源过度消耗，不具备继续大幅增加的条件。从总需求各成分看也不乐观，我国出口2009年占全世界9.8％，根据历史经验已经进入顶部区域，难以再持续增长；消费被高房价所累，久久难以启动。
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央政府打出了极其正确的政策组合拳：打压东部房价释放消费；投资方面有保有压，重视产业结构引导；推进中西部开发，用中西部的城镇化来为东部GDP增长“去房地产化”赢取时间。然而，这些政策能否顺利实施，不仅取决于国内企业和人民的共同努力，而且还受到复杂的国际环境影响。
美国“再工业化”，从补库存走向就业复苏
美国是金融危机的发源地，在经历大面积银行倒闭、企业裁员、消费衰退后，逐步走向自主性复苏。进入2010年上半年，美国经济在大量企业补库存的驱动下，继续维持较好的回升态势，虽然补库存本身难以持续，但就业上出现的好苗头，以及将给美国经济带来深远推动的医改和金融监管改革法案的通过，加之美国铝业、Intel等公司令人满意的中期业绩，让人们对美国经济持续自主性复苏充满了期待。
原先，美国的医疗保险体系以商业保险为主，美国企业在这方面的负担非常沉重。医疗改革的推动，将使富于创造力的美国企业获得新生，给整个经济注入新的活力。
几十年来，美国经济一直在“金融化”，由于消费者和厂商、销售商等涉及的债务不断被打包成金融衍生品再次销售，且彼此纠结，在GDP构成中占七成的消费实际杠杆化程度不断提高。近年来，美国通过各种手段促消费以保增长，消费水平越来越超过实际的消费能力，最终成为了金融危机的导火索。金融监管改革加强对衍生品的管理，把美国从过度杠杆化的道路上拉下来，推动“再工业化”，这将有力促进经济的复苏。
就业情况是目前对美国经济复苏预期影响最大的因素。因为就业反映的是真实的产业恢复情况，会带动消费这一美国经济的主引擎。尽管今年上半年的非农就业数据和总体失业率数据时有反复，但长期关注美国经济的机构都发现，总体趋势上发生了积极变化。美国人力资源管理协会3月份开展了一项调研，接受调研的1625位雇主中35％的人表示，他们在2010年有招聘全职员工的计划，这一比例是去年的两倍多。ExecuNet公司每月针对管理人员就业市场开展一次雇主信心指数调研，2010年5月是该指数连续第二个月高于60％，此前这样的现象只在2008年6月有过。另外，最先遭遇就业寒潮的金融业，也有率先复苏迹象。据纽约州劳动部门的数据，2月底到5月，纽约市金融服务业新增就业岗位6800个，创下近两年来的最大3个月的增量。
综合来看，美国经济会持续复苏，走出经济周期的低谷。从经济长期增长的角度看，本次金融危机的本质是近年来技术进步、人口红利均相对缺乏导致的周期性经济危机，经济过度金融化、消费过度杠杆化只是推波助澜的因素。
欧洲经济在新权力主导下有望企稳
在原先的欧盟经济框架下，欧洲央行统一货币政策，各国可以有自主的财政政策，这给欧洲主权债务危机埋下了隐患。金融危机发生后，欧洲央行持续实行统一的宽松货币政策，各国银根都很宽裕。但是，以希腊为代表的部分欧洲国家大幅举债，提高生活水平，与此同时，社会生产力等核心经济竞争力却丝毫没有增长。换言之，借债却不产生还债能力，这种情况必然难以持续。特别是希腊，本身历史遗留的债务问题就很严重，是依靠金融操作而勉强挤进欧盟的。终于，在欧洲为控制通胀开始着手财政紧缩的背景下，在国际信用评级公司、国际金融资本的煽风点火下，希腊爆发了严重的债务危机。如果任其破产，连锁效应甚至可能导致整个欧元区解体。同时，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国也暴露出债务方面的严重隐患。这些直接导致了欧洲股市的不振和欧元的持续贬值。
不过，欧盟最大的两个经济体——德国和法国的经济根基深厚、运行稳健，且能主导欧元区政策的走向。在德、法两国的主导下，形成了由欧元区成员国、欧盟委员会、IMF共同提供7500亿欧元的救助机制，总额为4400亿欧元的欧债危机稳定基金将于7月底前投入运行，有效遏制了希腊债务危机的蔓延势头；同时，开始用铁腕制约各国的财政政策，实施财政控制和紧缩。7月份以来，希腊公布的上半年赤字同比下降46％，各国的负面消息也逐渐淡出视野。伴随着欧洲经济权力的重新分配，相信欧洲经济会逐步企稳。
我国将成贸易保护主义最大受害者
尽管美国经济将走出经济周期的谷底，持续复苏，欧洲经济也有望逐渐企稳，但我们从中的受益程度未必乐观。
美国在长年“金融化”之后，目前必须启动“再工业化”，才能够以较小的代价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解美国失业率居高不下的燃眉之急。奥巴马在国情咨文中公布国家出口战略，提出要在5年内将出口翻一番，创造200万个就业机会，这显然要由第二产业，尤其是与我国有一定竞争的制造业来完成。而我国在2014年之前几乎注定无法成为市场经济国家，必须在贸易争端中使用第三国成本数据。在这种背景下，美国出于就业的需要，势必继续对中国制造进行各种阻挠。
类似的道理，欧洲经济被债务危机拖到了“二次探底”的边缘，欧洲各国必然要设法缩小贸易赤字，保护本国就业，也一样不会善待中国制造。唯一可能制约他们阻挠中国制造的因素是：在打击中国制造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低价品供应一时无法跟上，可能造成中短期的通货膨胀。
人民币升值的压力依然较大
虽然中央通过商业银行购买美元等方式短期使人民币汇率对美元升值有所反复，美国经济复苏也会不断增加美元需求，但总体而言，人民币升值仍是最可能的中期方向。
首先是国际压力。目前，欧美一直对人民币升值保持强压，奥巴马甚至发出人民币汇率的过低定位是全球经济复苏最大威胁的论调。他们的逻辑是，中国的低汇率、高顺差加剧了他们的财政赤字和就业问题，其实质上是要打击中国的出口，以加快自身的“再工业化”。在欧美经济复苏仍步履艰难的现在，这种压力不会很快消失。
其次，我国自身经济政策的需要。用低人民币汇率来保护我国出口制造业，防止他们在薪酬上涨、原材料上涨、内需外需均不稳定的时期大面积倒闭，是必要的。但是，依赖出口发展经济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2009年，我国出口总量超越德国成为世界第一，占全球出口的9.8％，而从美国、日本、德国的发展经验看，占全球出口10％左右份额已经属于顶部区域，再提高1个百分点非常困难。事实上，我国在国际贸易中已经成为“众矢之的”。另外，国家一直推动的扩大内需、西部开发，以及现在推动的二次房改、向消费型经济转型，实际上是一个系统性工程：把经济增长更多地从出口拉动转为国内消费拉动，通过产业转移一方面带动西部发展，创造更大内需，另一方面降低这些出口制造业的成本。一旦这个系统性工程有长足进展，人民币升值就可以有更少的顾忌。
结论
综上，欧美在后危机复苏时期，前景相对较为乐观，但复苏带来的不只是“面包”，这些国家的实际需要决定了他们会设法在贸易等领域打压中国。因此，未来我国经济仍会面临很多国际上的阻力。人民币中期升值将是必然，尤其是我国经济势头若保持良好，产业西移成功降低部分出口制造业的成本，西部开发带动城镇化和内需，升值就可能有更快的步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