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司法机关办理的最大一起挪用公款案近日开庭审理。中国通信建设总公司原总经理助理董跃进被控挪用5.8亿余元公款，并受贿百余万元。据了解，董跃进还曾接受行贿者的性贿赂以及冰毒。
近年来，中国反腐形势严峻，大案要案迭出。坦率地说，一般性的腐败案件已让社会大众见怪不怪，但是“裸官”董跃进超大手笔地挪用公款，大额受贿，生活上嫖娼吸毒，堕落至极，案件中的诸多细节仍然让人唏嘘。一个处级企业高管，既挪用巨额资金，又巨额受贿，真令人震惊。
应当说，中央对官员（包括国企高管）腐败问题洞若观火，历来是从关乎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高度上加以考量并予以警示的。反腐斗争的力度也是日益加大。但遗憾的是，在高压的反腐形势之下，腐败案件仍是层出不穷。特别是在一些领域中，腐败现象仍然易发多发，一些损害民众利益的问题仍然突出。
从中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建设的奇迹有目共睹，与此同时，社会当中问题也有不少。若要从官员群体的素质角度去思考这个现实，则我们要说，中国经济奇迹的发生，肯定是和一批奉献型、知识型、企业家型的官员密切相关。但是，社会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又与贪腐寻租现象普遍，一些官员失职渎职、道德败坏，且不公正、不正义履职，或是平庸不作为不无关系。这其中，以贪腐寻租现象普遍的情形性质最为严重。
官员（国企高管）贪腐，危害社会，最终也害了自己。董跃进在锒铛入狱之后，也开始后悔，甚至一度产生轻生念头。可惜，早知今日，何必当初。从全国范围来看，类似董跃进者，又何止一个两个。远的不说，也不必细数个案，仅从近一两年里落马的高官来看，广东省政协原主席陈绍基、浙江省纪委原书记王华元、深圳市原市长许宗衡等等，即可列出一堆，如今这些人都已成为阶下之囚。这些人本不愁吃穿，生活优渥，但或是利欲熏心，或是交友不善，全然抛弃了为官者的正道，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他们的今日，实在是罪有应得。
反腐关系到国家发展全局，关乎社会的公平正义。面对腐败案件高发，面对高级官员接连落马，人们也一直在思考与探寻官员腐败的动机与源头。应该说，官场中一些风气的不正、从政者对“为官一任，造福一方”价值诉求的遗忘（不论是有意还是无意）、人性深处的贪婪与欲望等，都对腐败形势的恶化产生了负面的效应。另外，制度建设的不完善（如财产申报制度的迟迟难以出台），以及行政权力的难以受到约束和监督，更是关键原因。
毋庸置疑，一个国家的公务人员，特别是各级地方、部门的主政官员，是这个社会的中坚力量。中坚力量稳不稳固，清明的法治环境也是一个关键。权力不能受到有效约束不行，放纵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行为的出现。反过来说，当权力被有效约束，得到很好的监督，则整个公务员群体的贪腐几率就会大大降低，这是对社会中坚力量的保护，也能促使公共服务跃上新台阶、提升公共治理水平。
因此，要想真正遏制腐败势头，避免类似董跃进者“前仆后继”的现象一再发生，就必须呼唤完善相关制度建设，呼唤加大打击腐败的力度，呼唤公权力的透明与公开。加大打击腐败力度，在技术层面上，可着重在腐败易发、高发领域发力，可通过管住“一把手”来堵住关键“缺口”，可针对“裸官”群体加强制度上的管束。当然，就根本而言，仍然必须强调，社会主义法治建设还要再上新台阶，社会主义宪政要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政府职能的转变，也必须真正得到落实。
法治，是百余年来中国人梦寐以求的事业。1997年，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以正式实施。这十多年来，由于法治的进步，大大改变了中国，可以确信，法治还将继续改变中国。社会主义宪政则是法治发展的高级阶段。作为人类政治文明的先进形态，社会主义宪政蕴涵着自由、民主和法治等价值理念，强调的是依法治国和宪法制度。将社会主义宪政真正提上议事日程，意味着将更为重视依法立政、依法行政及依法执政。而就反腐而言，管好了公权力，贪污腐败问题便解决了大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