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社会治理，也应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不仅是关于情与法的较量，更要反思并完善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让“郎计红们”不再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从源头上减少犯罪的社会因素。
为给患病妻子筹措治疗费用，借债无门的郎计红抢夺两万元，最终被河南省辉县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3年，缓期5年，并处罚金2000元。
尽管“抢钱救妻案”的判决已过去九个多月，但对法院“轻判”的争议依然存在：“无奈犯罪”能否法外开恩？人性化判决是否突破了法律底线？如此判决会有怎样的社会效应？
从法理上来说，法院对郎计红3年有期徒刑的判决并不算轻。但就像死刑和死缓有巨大差别，法院也是通过适用“缓刑”，实现了对郎计红的人性化判决。至于有人质疑，郎计红本来就没钱，为什么还要缴纳2000元罚金？这倒是体现了法院的依法审判，因为根据刑法，财产性犯罪必须要处罚金。
正如判决支持者所言，法不外乎人情。作为一个丈夫，为救治妻子不惜铤而走险，“热血男儿令人敬佩”。另一方面，郎计红在犯罪的同时，也在履行着夫妻间体恤扶助的法律义务，并从一个侧面体现着民族传统美德和社会主流价值。
然而笔者认为，作为量刑情节，上述“道德理由”固然不可忽略，却不可过分夸大。情深固可切切，但法律亦有准绳。郎计红获得“轻判”的主要原因还在于，他的主观危险性不大，并且积极退还了赃款。考虑到他的家庭状况，判决也是在维护一个困顿家庭的“造血细胞”，也在某种程度上体现了法律的谦抑与温度。
真正的问题在于，对于这样的“无奈犯罪”，法律到底应该秉持怎样的态度？法官又应该有何种的“自由裁量权”？这不仅是对刑罚目的功能的追问，也是对法官视野的考验。
刑罚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预防，分为特殊预防和一般预防。前者指通过对犯罪分子的惩戒，防止其重新犯罪；后者针对的是没有犯罪的社会成员，防止其走上犯罪道路。从这个角度来看，法院对“抢钱救妻案”的判决，特殊预防的目的达到了，正如郎计红的真情告白：“感谢法院给了我一次重新做人的机会”，相信他再犯的可能性非常小。然而，我们是否也可以说，一般预防的目的也达到了呢？
答案显然不那么简单。尽管有为救妻命、退还赃款等诸多特殊情节，但正如有人所担心的，法院的“轻判”，对其他有潜在犯罪倾向的人，会有怎样的示范效应？人们是否会产生这样一种误解：只要犯罪是“迫于无奈”，就能够“法外开恩”？这提醒法院对类似案件，应该保持足够的审慎；这应该也是最高院近年来出台《量刑指导意见》，规范法官裁量权的重要旨归。
不管怎样，我们都对郎计红家庭的遭遇抱以无限的同情，这也是本案给我们的另一个重要启示：我们的社会治理，也应该有更加宽广的视野，不仅是关于情与法的较量，更要反思并完善我们的社会救助体系，让“郎计红们”不再走投无路、铤而走险，从源头上减少犯罪的社会因素。从这个意义上，我们才能深刻理解德国刑法学家李斯特的名言：“最好的社会政策就是最好的刑事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