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展中国家靠“干中学”实现了经济增长，而金融改革的过程与发达经济的目标同等重要。
金融改革为什么如此艰难？
最近，我的好朋友桑德拉詹(V Sundararajan)博士在苏丹首都喀土穆去世，这使我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桑德拉詹退休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市场和汇率部门的副局长，一生都在IMF负责金融改革。
桑德拉詹博士曾经写过一篇重要的文章。他基于金融深化的理论提出，金融行业发展改革的次序非常重要。首先要集中精力发展金融行业最重要、最基本的一些领域，包括货币市场和银行间市场，然后才是政府债券市场。在政府债券市场相关的软硬件基础设施建立后，才可着手发展公司债券市场。此后，再发展股票和衍生品市场。
这种理想而技术化的模型并没有错，但问题在于，现实往往与理论迥异。这次金融危机让我明白：只有弄清与实体经济、金融行业的制度结构和激励机制相关的政治经济学，才可能理解金融改革的实质。
多年来，IMF和世界银行一直试图在新兴市场经济体推行以自由市场、民主制度为核心的华盛顿共识，有些成功了，有些失败了。许多援助项目之所以失败，而一些改革之所以踯躅不前，正是因为基于完美市场假设的理想模式对那些国家并不适用。
即使在金融危机期间，政治家有足够强的意愿，改革者也难以找到堪此重任的高素质团队去推进艰难的改革。在许多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受复杂、腐败的政治所驱动，臃肿而低效的官僚们首先应为危机负责。
如果缺乏对复杂制度背景的充分理解，企图由一小群改革者来推动一些艰难而急迫却会遭到抵制的改革，那注定是要失败的。许多改革都会改变一个经济体内的激励结构，调整利益的分配，特别是削弱既得利益集团的利益。
因此，在启动任何一项改革前，做一番深入的政治经济学分析至关重要：谁将从改革中获益，谁将受损；说服受损者支持这些改革，又需要做些什么。
当前经济学理论缓慢地从提供“最优”政策建议，转向对经济发展复杂过程的新认识。人们逐步认识到，经济增长需要人的知识和素质的提高。这不是说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不重要，但劳动者和资本如何学着借助更好的知识和技能而实现增长的最大化，也相当重要。简言之，发展中国家靠“干中学”实现了经济增长，而改革的过程与确立发达经济的目标同等重要。
当然，一个经济体可借助开放外商直接投资(FDI)来引进技术、管理技能和资本，以缩短学习的过程。许多东亚经济体建立了一种出口导向的制造业发展模式，最终从农业经济体变为中等收入国和工业出口国。但是，从中等收入国跻身发达经济行列非常困难。截至目前，只有韩国、中国台湾等少数经济体取得了成功。
原因在于，这一过程需要巨量的关键技能。韩国和中国台湾以高科技产业为先导做到了这一点，但是其金融体系较之西方仍然相当落后。东亚地区银行主导的金融体系并没有经由资本市场的更加深化而转型，相反，投机依然严重，缺乏深度。
在我看来，商业银行天生就是规避风险的。寄望商业银行家推动资本市场的改革，显然是本末倒置。正如最近一位日本央行家所评论的那样，你不能将肉食型的狮子(投资银行)和草食性的大象(零售银行)放在一个笼子里。但是如果你不去培训国内肉食型的狮子，那么，国内的大象如何与来自华尔街的狮子竞争？或者说，它们会不会成为那些全球肉食型狮子的下一个牺牲品呢？
这是一个达尔文式的问题，摆在所有亚洲金融部门的改革者面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