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骆家辉公布了14项提议，以加强反倾销贸易法。其中，以下三项提议极易触发贸易摩擦：要求美国进口商在初期关税宣布后即交付定金，商务部在计算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时，剔除中国的出口税，并把劳动力成本纳入计算关税的考虑范围，以及延长列入反倾销名单的外国企业的警示期限。
当前，全球私人部门需求依旧未能有效激活，而政府紧缩财政赤字所带来的政府需求下降，这意味着各国采取出口导向政策争夺外部需求，必然加剧贸易摩擦。
无疑，受全球再库存化、国内出口退税政策调整等因素影响，中国出口增长较快，如7月份出口同比增长38%，贸易顺差达287亿美元。然而，带动中国出口增长的这些因素都具不可持续性，随着中国主要出口市场经济增速放缓，出口面临去库存化调整风险，加之欧美等如今开始启动争夺外部需求的“重商主义”政策，中国外部贸易条件可能不佳。
应对贸易摩擦应避免来而不往非礼也的反制，而是通过有效的沟通和谈判，互利共赢地消除当前潜存于国际贸易的诸多壁垒，促进自由贸易。事实上，发达国家以安全等为由牵制了技术密集型商品的国际贸易，而部分发展中国家则以保护国内战略产业为由，一定程度上妨碍了贸易的自由，从而人为地降低了全球总需求。因此，若当前轻度的贸易摩擦能够促成各方理性而适度地降低各种贸易壁垒，将有助于缓解全球经济二次探底风险。
是次美国商务部出台的14项提议，必然使中国商品出口美国市场带来明显的冲击。对此中美应该基于积极沟通，适当放松贸易壁垒，即美国应适度放松高科技产品出口中国的管制，促进对话贸易。中方则应该考虑适度放松部分资本密集型行业的进口管制和适度降低进口关税，以促进相关行业的发展。当前适度降低针对重要领域、关键行业的保护门槛，既有助于低成本分享国际技术外溢，又有助于缓解贸易摩擦。值得肯定的是，当前中国政府正考虑制定进口促进政策，充分体现了中国在处理贸易问题上的合作态度。
同时，当前美国商务部在计算反倾销和反补贴税时，剔除中国的出口税，并把劳动力成本纳入计算关税的考虑范围，这将影响中国商品出口竞争力；而且中国一旦通过降低出口退税刺激出口，美国将根据企业出口完税的实际情况，对中国产品补收退税款。鉴于中国已于2009年实行增值税转型，中国政府适当取消出口退税政策的同时，应该考虑允许企业固产投资的进项税款在增值税税前适当抵扣，以缓解出口企业的压力，防止退税政策导致税收外流。
另外，要想从根本上缓解中国贸易条件所面临的严峻形势，需逐渐矫正过度依赖投资和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即完善企业所得税税前抵扣标准等手段降低企业税负，有效推进劳资集体协议机制、改革个税等收入分配再分配制度，促进居民收入水平提高，提高内需市场的有效需求。同时，加快垄断行业的市场化改革、政府经济管理职能的改革，降低国内交易成本，缓解甚至消除隐性收入的滋生土壤，促进国内市场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