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仅仅靠经济学定义的增长很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增长”？这是《21世纪经济报道》在这次夏季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所提出的“发展新伦理增长的正义”倡议里的一个问题。
“如果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然后让正义来主导，那么贫富差距就没有那么重要了。”奥美公关全球CEO柯锐斯对此做出自己的解释。
但他同时强调，正义并不是指所有人都获得同样的成就， 而且仅仅只是把企业家的钱拿给其他人也并不起作用。
“包容性增长”
《21世纪》：你如何看待“正义增长”？可以给出一个例子，然后说明你为什么会选择这个例子吗？
柯锐斯：我会用“包容性增长”来诠释正义增长。所谓包容性增长意味着参与或者受益增长的人尽可能地多，而不是小部分人的增长。
“第三次工业革命”概念的创造者，经济学家Jeremy Rifkin提出过这样的一个理论：社区、能源和通信必须整合在一起，我们必须理解这三方的互通性。他们并不是分散地工作。他指出了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四大支柱：第一是可再生能源，第二是扮演发电站角色的建筑，而不是当前单纯的消耗能源的建筑体，第三是新的能源储存方式，第四是新的智能电网。我个人非常认同Rifkin的观点。
如果我们看一下互联网给传播和媒体行业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我们就能预测到相似的未来绿色增长的远景。在未来我们更需要建立一个能源共享系统而不是简单的集中式的能源来源。在能源的共享系统中，建筑甚至个人都可以生产能源，然后将它们送还到电网中循环利用。比方说，使用太阳能、风能和地热的建筑将生产出比所需更多的能源，那么这些多余的能源都可以被送还到电网中，用于他处，作为传统能源的一种补充。我们可以把未来能源共享系统想象成现在互联网上的音乐和文件的共享，而能源储存技术将使这个愿景成为现实。
《21世纪》：中国现在面临很多社会问题，包括贫富差距拉大。仅仅靠经济学定义的增长很显然已经远远不够了，我们应该如何重新定义“增长”？
柯锐斯：实际上，有关“国家增长”的增长概念已经被重新定义过了，新的定义远远超越了单纯经济增长的范畴。比如，世界经济论坛在对各国竞争力进行排名时，就使用12个独立的措施。
你提到的贫富差距，或者说基尼系数，正确的方式是奖励和鼓励具有社会责任的行为来解决，而不能希望通过限制诚实的商业机会来缩小。在我看来，如果所有人都被调动起来，然后让正义来主导，那么贫富差距就没有那么重要了。
正义并不是指所有人都获得同样的成就，因为，说实话，并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够像企业家一样努力、付出同样的牺牲或者冒同样的个人风险。而且仅仅只是把企业家的钱拿给其他人也并不起作用，因为他们会丧失动机和成就感。但是对于企业家，它可以推动梦想家通过创造数千报酬良好的工作机会来给很多人带来价值。
同时，真正成功的企业家明白他们需要回报曾经帮助他们成功、使他们得以创立事业的社会。美国最富有的两个人，巴菲特和比尔·盖茨就已经捐出了他们很多收入来支持贫穷国家的发展。如果我们不允许他们去创造这笔财富，他们将没有如此巨额的资金来改变这个世界。
企业利益与正义增长
《21世纪》：在你看来，“正义增长”和商业利益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企业能否从中获益？如何获益？
柯锐斯：21世纪不会给违法的或者违反道德的商业行为任何立足的空间。整合度越来越高的社区会迅速地公开并且传播不正义企业的信息，不让这些不道德的商业行为继续下去。所以真正的“可持续”的企业是那些在盈利的同时善待他们的员工，保护他们所在的社区和环境的企业。而那些靠欺骗和滥用资源的企业或许能够获得短暂的商业利益，但是绝不可能获得长久的成功。
企业是不是一个好的“企业公民”的关键是企业如何赚钱，而不是如何使用利润。
《21世纪》：你如何定义“不正义”的增长？
柯锐斯：剥削和损害社会成员利益的增长就是不正义的增长。这和机会不一样的。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成为成功的企业家，它需要勇气、努力、智慧、视野和承担风险的能力，所以我不认为所有人能够获得同样的成功。但是，那些并不成功的企业家也不应该被成功者利用或者损害利益。
所以，在我看来不正义的增长就是那些靠剥夺社会底层人民的权利、财富，或者通过违法的、或给他人带来负面影响的方式而获得的增长。如果企业和企业家在不受监控和法规约束的情况下发展，那么增长就可能会产生一些负作用。所以法规的目的不是阻碍增长，而是保护人们和社会免受诸如恶劣的劳动环境和污染等增长负作用的伤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