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6日上午，南京江宁区汤山街道高庄自然村陈静3个月大的女儿，打“百白破”又服用“糖丸”（液体脊髓灰质炎疫苗）后猝死。南京卫生局成立专家组成进行了会诊，初步判定死亡原因为呛奶窒息死亡，排除与预防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9月17日《扬子晚报》）
正逢全国过亿儿童接种麻疹疫苗敏感时期，该事件的发生有些“不合时宜”。虽然女婴之死并非接种麻疹疫苗，专家会诊也排除了与接种疫苗有直接关系，但毕竟发生在打百白破疫苗与服用了糖丸之后，不由让人心存芥蒂。有了山西疫苗事件前车之鉴，公众也早预料到了专家会做出“与疫苗无关”的判断，这样的预测，不是出于专业知识，而是出于一种思维惯性：专家们一直以来都说“无关”的，这次也肯定不会例外。
当然，我相信专家“与疫苗无关”的判断，毕竟百白破和糖丸是长期实践证明的安全有效的疫苗，发生接种异常事例极为罕见，就算女婴真的死于接种疫苗后的异常反应，也未必说明别的婴孩接种疫苗会有同样遭遇。问题在于，人家女婴家长不相信“呛奶死”结论，“医闹”事态发展一度升级为冲击打砸医院地步。按照家属的说法，相关医生在疫苗接种后的观察和告知程序并没做到位，医生并没有告知家长打完疫苗服用糖丸后不能喂奶，也没有告知他们要观察半小时再走，这一点上医院也是需要承担责任的。
假如我国有完善的疫苗伤害救济制度，就算女婴真的因疫苗而死，也不会出现冲砸医院局面。无端死了心爱宝贝，家属“情绪激动”是可以理解的，而这样的情绪缺乏一个宣泄的渠道，无法疏通也导致了不文明的冲突争端，暴力冲击医院不但不能让死者复生，无关有效救济，更具社会危害性。疫苗在人类疾病的防控方面功不可没，但同其它药物一样，绝对安全难以做到，存在不良反应风险也难以避免。拿美国疫苗伤害救济制度来说，无论是个人接种还是群体接种，只要怀疑伤害与接种的疫苗有关的受害者都可以申请疫苗伤害救济。申请救济并非以专家“与疫苗有关”结论为前提，只要“怀疑有关”就能申请。且设立了救济基金，因疫苗伤害致残致死，接种者先向基金求偿，之后才提起诉讼，值得一提的是申请救济的举证材料也容易获取。
美国的疫苗救济基金，主要针对1988年10月1日后接种疫苗而受伤害或死亡的申请而设立，基金来源于列入疫苗伤害表中的疫苗收缴的税金，法律规定对列入该表的疫苗每售出1个接种剂量就要缴纳一定比例税，作为救济基金来源。美国建立疫苗救济制度之前也有“阵痛期”，20世纪80年代早期，美国关于白喉、破伤风、百日咳疫苗的严重不良反应的报道使人们对疫苗安全性提出质疑，儿童计划免疫工作陷入困境。随着有关疫苗不良反应诉讼案件数量增多，部分疫苗厂商决定停止生产疫苗，疫苗短缺直接威胁到整个国民健康。为此，美国于1986年制定了《国家儿童疫苗接种伤害法案》，为因儿童时期接种疫苗而致伤致残的人们获得救济确立了法律依据，减少了疫苗生产企业巨大的潜在赔偿责任。根据该法案，1988年10月1日，美国国会通过并实施了“国家疫苗伤害赔偿计划”，为解决疫苗伤害索赔而建立了无过错赔偿责任体系。
我不确定中国是否正在经历这样的“阵痛期”。尽管有疫苗不良反应的报道，对疫苗安全性的质疑屡见报端，但这些声音总被“与疫苗无关”、“疫苗总体安全”、“个体差异”等所谓权威论断覆盖或掩饰过去了。然而，阵痛只是暂时的，无疼痛就不会去疗伤，不承认问题就不会去纠正问题，如此一来，建立和完善疫苗伤害救助制度就更是遥遥无期。其实建立疫苗伤害基金在当下来说算是善举：有了救济基金，疫苗伤害救助不再由政府或个别企业独立承担责任。基金来源为我国境内上市销售的疫苗生产企业缴纳的税收，各种社会捐助、政府补助等等，既可分散风险，也可以使得受害者得到有效救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