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17日晚，江西抚州市委对宜黄县“9·10”拆迁事件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宜黄县委书记邱建国、县长苏建国被立案调查，并免去宜黄县委常委、副县长李敏军职务。
2008年5月2日，安徽颍上县黄坝乡发生过—桩逼死人命案，被强制拆迁的村民高家丰在乡政府门前自缢身亡。此事引起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的关注，乡党委书记马文献因收受贿赂、滥用职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该案是科级官员因强拆逼死人命获罪第—案，但未引发应有关注。或许，未成舆论热点的原因，和此案发于乡里，仅涉农民、乡官有关。
我将阜阳颍州区的强拆命案视为“标志性事件”，并非出于发案时间较早的原因，而是因为对此案的处理和唐福珍案引发的震动有关。唐福珍自焚案后，没有官员受到实质性制裁;但唐案决定了官员强拆逼死人命案的“走向”。从此，由于受到强烈刺激的公众表达了他们的愤怒，高层权力开始考虑应在这方面节制官员。
“围观”开始了，而围观之下有人想脱离被围观的境地，于是需要切割责任，从而规定了“直接责任人”或会被追责。从这个意义上说，唐福珍没有白死，她的死“惊天”了。更确切的说法是，由于包括“中产”在内的民众均由此案而受惊，某些官员的觉悟也有提升，觉得社会上总出这种事情是有点不正常。
强拆是暴力特征最强的日常权力活动。强拆逼死人命，则不仅是腐败大案，还是命案、刑事大案。我承认，强拆的官员和业主没有私仇，这种行为确实是出于“公仇”，某种程度上讲，这是针对所有人的。而所有感到悲伤和恐惧的“旁观者”，也正是由于觉察到对象的不确定性而“兔死狐悲”。
17日晚抚州市委作出处理决定，但在18日，宜黄的“相关责任人”还能率领当地武装抢走被害人尸体，并控制了—群苦主。看来，这里对领导的“立案”，属于“非国民待遇”。至少，此现象说明较高—级的权力，还低估了他们继续加害于人的能力。还好，得益于互联网，公众可以围观涉案人在立案前后的嚣张表现，同时也围观了立案方的失察或懈怠。
今年4月8日，《南方周末》头版报道的标题是《“拆出人命”的地方，官员果然个个还在》。该报记者盘点近三年间震撼公众的八起拆迁自焚或活埋案，指出发案地“无—名地方—把手受到问责或追究”。可见，宜黄“9·10事件”，开启了地方—把手被追责的“新局面”。
每起强拆逼死人事件都是大案要案，这道理无需新的立法予以确认。强拆逼死人追究县级—把手责任，竟然如此步履维艰，竟然需要好多条人命来昭示早已无需昭示的天理。
而今，对宜黄自焚案的立案处理，肯定会对地方权力有所警示，甚至其立案效果会好于立法效果。我更希望通过此案可促进言论环境的改善。其实，欲求更好效果、更大进步也唾手可得:从思想、舆论上明确“对公众封嘴堵眼即重罪”，让国民自由围观、评议权力作为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