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木兽行背后：有一种奴役叫“企业文化”
宋山木栽了。这个花钱六上春晚，一心想出名的“吊带胡须男”，终于出了大名：他因为涉嫌性侵犯多名女员工而被批捕。这次他的人气显然远高过六次上春晚的总和。
虽然一些人是被事件中酷似日本AV的情节所吸引，但或许还有另一个更深层的问题值得探讨，那就是在宋山木的兽行背后，一种变态的企业文化充当了强奸案的帮凶。正是由于这种全面控制人的极权企业文化的存在，才使得宋山木的兽行能屡屡得逞，而且持续数年不被举报。
在中国企业家中，宋山木这样的兽行具有偶然性，与其个人的生理隐疾和变态心理有关，但我们应该看到，像山木培训这样，营造一种日月神教似的、全面控制人的极权企业文化的，在我们的企业界却远不止一家。
他们以企业文化之名大肆推行他们的腐朽哲学，利用巫术般的蛊惑、传销式的欺骗、各式各样的奖惩制度等系列手段来实现对员工的身心控制，突破员工的权利和尊严的边界。
光怪陆离的“企业文化”
先说山木培训这个企业。
首先是大搞总裁的个人偶像崇拜。山木教育集团的网站上有这样的宣传语：“企业的文化来自于领袖的性格，正是总裁性格中的成功因素，把优秀的品质融入到我们的企业文化中，使我们在行业中独树一帜。”
企业内不断强化：“总裁不仅仅是总裁，他既是事业成功的楷模，也是道德的圣人。”宋山木和一些“高层领导”的会见，都被做成视频和PPT，给员工们展示。
每年春晚，宋都要求员工们盯着电视，最早发现他并发出短信的人，奖励五百块。员工大会有固定流程，如集体唱《山木之歌》、抽员工背诵《山木服务宣言》和《羊羔跪乳》。《羊羔跪乳》是山木教义的“精髓”之一， 充斥着这样的警句：“前有羊羔为我师，后有总裁为我范；我辈再不思报恩，岂不愧对山木人。”
山木培训的新员工都要求重新取名，复姓“黄金”，将之前的一切身份和关系遮蔽，如同再生。
宋山木全面监控员工的私生活。从女员工的鞋跟高度到丝袜颜色，从各种礼仪到健身和体重，他都作出详细规定。他要求女员工入职两年内不能恋爱，掌管着宿舍钥匙的宋山木，女孩们多晚睡觉、打电话多不多、与男友关系如何，全在他的掌握之中。
为了达到掌控的目的，除了大搞个人崇拜之外还必须借助“暴力”。他经常提到日本和纳粹式的军事管理机制，并在企业内专门设立纪检部门，随时巡查，制造高压态势，并在公司内搞相互监视，用无所不在的小报告来制造恐惧。员工们稍有差池，就要罚款。《山木基本法》是公司的最高准则，罚款名目之多令人咋舌，罚则有280条。
这次宋山木被抓了，但以类似方式管理企业的，绝不止宋山木一个人。这些光怪陆离的伪企业文化随处可见：四川某啤酒大亨，在企业内部发行自己的文选，其名称、卷数、装帧设计，都比着《邓小平文选》来。
富士康董事长郭台铭的弟弟病逝，公司发文件到各个部门，明确规定员工在规定时间不得穿鲜艳颜色的衣服，并从各个部门抽调人员为亡者守灵，实行两班倒，哀乐传遍整个富士康……
打着“追求狼性竞争力”的招牌，出现了各种所谓追求人性“突破”的培训。这种培训在营销、传销领域最为常见。其突破的，往往就是人的基本尊严和人格。有的甚至公然宣称“做人要无耻”，“不要把自己当人看”，“突破”底线：
温州市一企业4名员工因未完成业绩目标，竟在车站大道爬行，“自我惩罚”。
5月16日，河南周口市邮政局员工培训，规定没有被评上冠军团队的男队长当众剃光头，女队长做100个俯卧撑。
某公司董事长参加营销大师的讲座，当着一千多企业家的面从培训老师的胯下钻了过去。还有餐厅经理吃苍蝇的，为证明其销售的乳胶漆无害健康而当众喝油漆的，为证明卫生做得彻底当众喝马桶水的，林林总总，都被一些企业作为勇于牺牲的敬业美德加以宣扬。
上述各种行为，如有雷同，绝非巧合，请企业家们对号入座。
为什么他们那么容易被奴役
在看到山木事件中，一些令人发指的细节之后，很多人都会发问，为什么兽行能够持续和隐瞒那么久，为什么那些受害者如此容易被奴役？为什么我们会有那么多光怪陆离的变态企业文化，而员工却甘愿受辱受盘剥？
阿伦特研究极权主义的基础时指出，“孤独和缺少正常的社会联系”是极权主义得逞的重要原因。由于社会联系的断裂，个人成了社会上的多余人，这样的个人暴露在强权面前，没有任何团体来帮助他。孤立的个人组成了原子化的社会，这正是极权主义大行其道的条件。
在山木案中，我们看到，女员工长期受到各种侵权和伤害，她们之所以选择屈辱地沉默，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她们看不到维权的希望，因为没有一个有效的组织来帮助她们。很多受害女性选择了逃离，也是因为宋山木威胁她们：可以轻松地迫害甚至杀掉她们。 “反抗有用吗？在深圳，死一个人算什么？” 还炫耀他“废过两个男的。” 很多受害者根据自己的社会经验，以为宋山木真的能够做到一手遮天，在她们感到抗争是没用的时候，她们只能选择屈服。
企业文化的流行谬误
个人在组织面前，是脆弱的，他们其实无力守卫自身的基本尊严，能够有效制约组织之恶的，还是组织。
富士康在发生连续跳楼事件之后，董事长郭台铭破天荒地要求加强工会的独立性。一个维护工人权益的独立工会，是对企业主的一种制约，但最终对于企业主也是有利的。
一个以极权的方式运作的企业，对人的尊严，对企业主，对整个社会的经济效率，对社会的稳定，都是一种伤害。
由于很多企业主缺乏对现代企业观念和管理文化的理解，在很多基本观念上都有问题，因此我们常可以看到以下一些关于企业文化的流行谬误，譬如在企业中强调家庭观念，要求员工将企业当成自己的家。企业主和员工的关系是家长和子女的关系。这是一种非常落后的管理思想，与现代企业管理格格不入。在企业里，大家通过合同走在一起，本质是一种经济活动，通过合作满足各自的经济需求而已，不存在什么向父母领导感恩的问题，这完全是一个平等的交换关系，不是什么“羊羔跪乳”的哺育与受养的关系。
丘吉尔连任落选后抱怨“英吉利民族是一个忘恩负义的民族。”，但他又说“对自己民族的功臣不感恩戴德的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在我们的文化中，存在着太多对感恩的滥用，丘吉尔的话无疑具有特殊的启发意义。现代人格的特征就是摆脱人身依附，以独立的尊严姿态，以一种理性的契约精神，去看待各种社会关系。
高度集权的企业可能会拥有短暂的高效率和执行力，但时间稍长就会导致管理的崩溃，实际是最无效率最无执行力的一种管理方式。计划经济体制的失败就是最好的证明。
“山木王朝”采访内幕及我的冷思考
我确实在宋山木疑似强奸案发生后的一两天就决定做这个题目，当时，我已经联系了一次北方出差，行李已经打好包。然而，宋山木案的第一条新闻让我想留下来，而第二天，更多的细节让我直觉，这是一个典型的职场性侵害。
跟部门主管喻尘提出来，他犹豫地说，他正在考虑。然而，不知道为什么，他随口说这个新闻我“不合适做”。这激起我的斗志，我振振有词地说，没有任何一个记者比我更合适做这个新闻—虽然我内心底气非常不足。
不过，谢天谢地，喻尘从善如流，压抑着他的不信任，让同事顶替我的出差，派我去做山木案了。
女权身份的“偏激”
我大约能了解他为什么犹豫，又为什么觉得我不合适做。在大多数人看起来，这条新闻虽然够劲爆，但是动态新闻正在几何级数地抛出大量新情节，很可能在案发一周以后才能刊出的调查报道还有什么可报？况且，在很多调查记者眼里，这新闻真的只是普通的社会新闻。调查还能做什么？
另外，相信他认为我不适合做的理由，是因为，我是一名女权主义者。在我的写作和志愿工作中，我严肃地承担着这一身份。为了能够改变大众传媒报道的性别误区，我有一份志愿工作，定期开展一些讲座和培训，让记者们讨论涉及性别的报道如何可以祛除对妇女的污名话语，不囿于成见，对妇女和性少数更加友善。然而，很多人认为女权主义会带来价值的偏激，很自然，我的主管认为，女权主义者的身份，会让我失去新闻的中立性，“只顾为女人说话”。
关于工作中的性别歧视和压迫，关于性骚扰和性侵害的文化和制度支持—通常，那些都是国外的经验研究。我很少看到国内的研究，能够非常形象、贴切地描述一个发生性侵害的工作环境。而作为记者，我唯一的机会，就是新闻发生的时候。
说到强奸，长期以来，我对大多数关于强奸的媒体报道持不同立场。譬如，去年我批评过一个关于奸杀的报道，记者花了很多笔墨，描述强奸的受害人发型是“爆炸头”、穿着暴露，喜欢晚上外出、交友复杂以及晚归宿舍等等。这样的报道，记者是否思考过自己的伦理立场呢？确实，社会的成见就是如此运转：那些遭遇性侵害和骚扰的女性，首先要反思自己是不是“不自重”—虽然事实上，强奸受害者是各式各样的，甚至老年妇女和男性都可能在其中。当记者质疑强奸案受害者“不自重”的时候，他们不会怀疑自己的“客观”。因为这种客观得到了社会成见的强力支持。
然而，在关于暴力的研究中，这种逻辑叫“咎责受害者”。正是这种咎责受害者的机制，让被强奸者心理的受挫远甚于生理伤害，于是，报案成为自取其辱—尤其是熟人强奸发生时，受害者跟加害者交往的一切细节，都会被用来佐证她“愿意”或“另有所图”。同时，咎责受害者减轻了强奸者的罪恶感，因为这一恶行是“有道理”的。正是这种文化机制，支持了强奸。
在收集资料、到处打听的那一两天中，我跟一位男性朋友争起来了。他跟宋山木有过交往，但完全不愿意给我任何信息。他说，这种男上司和女下属的“潜规则”不是很多见吗？有什么公共性？媒体真够八卦的；就算是强奸，也是个人行为，跟这个人的企业家身份有啥关系？跟他的企业和他的成就有啥关系？民营企业老板的事业，都是自己一砖一瓦建立起来的，你们舆论监督应该去监督国企老板啊，打个小老鼠算什么？这位朋友曾经留学国外，他至少代表了一部分人的想法。也许，我的采访，就应该回答他这一系列的驳诘。
那些关键的细节
然而，作为记者，光有理念没采访，一切都是痴人说梦。如何操作，是一个问题。还好，在报社内部协调下，深圳呼叫中心给我一堆爆料者的电话。
这些爆料者，非常有趣，主要是男性。然而，即便最核心的两位，知道的信息也较为边缘。一位是女友受到侵害，自己愤愤难平，这个很有责任感的男朋友很希望帮助我，但很难说服自己的宝贝女友出来跟我谈。另一位，是非常资深的员工。他们都在外地，我暂时还找不到飞过去跟他们面谈的理由。另外，还有一些神秘的爆料者。他们说的情况也许很重要，但是我目前没能力证实，或者跟性侵害没有关联。
跟两位 “核心”数小时的电话中还是得到不少信息，那位资深员工还指导我看山木培训的官网，山木集团基本的管理情况逐步清晰了。并且，偶尔有些小细节跳出来，譬如，《山木基本法》的一些苛刻规定，企业内部的个人崇拜和对新闻的“管理”，宋对风水命理的研究，总部女生必须穿黑丝袜，和宋山木的摄影爱好。
一边继续拜托男友劝女友，一边，我完全不抱希望地在天涯上留了一个广告帖：找宋山木案线人，留了我的QQ。
我希望能够见到罗云之外的受害人。然而，深圳的受害者李晶的朋友在电话那头抱怨我的同事没有保护她的信息，质问我报社怎么负这个责任。电话信号不好，我换QQ，那天晚上和她们在QQ上聊到凌晨两点，她的朋友说她在那边又痛哭起来了。她仍没有答应跟我见面，我觉得自己完全接触不到真相。
所有爆料者都很恐慌，不肯给我关于他们自己身份的信息—这样的爆料怎么可以用？两三天了，永远是没头没脑的电话、看不见面目的爆料人，精疲力竭。我甚至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圈套，一个策划集团在行动，要把我这样的记者哄得团团转，让我们认为山木大有问题，他们就是要让山木倒台，然后渔利……
没有办法，我决定先见罗云。这时候我已经没有什么信心了，我问最早报道这个新闻的叶飙：“你有没有怀疑过，这可能是个局？”他说，他和同事都认为，事主是个实在的孩子。见完罗云，我稍微心定了。就像叶飙说的，她讲的内容，措辞和语气，有着无法伪装的一致性。
见罗云之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