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7月11日，国务院发布《关于清理整顿个体采煤的通知》。通知指出：近几年来，我国个体采煤有了一定的发展，全国每年个体采煤四千多万吨，对缓和煤炭供求紧张局面以及解决部分农村劳动就业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个体采煤也出现了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多数没有取得采矿许可证，乱采滥挖现象比较普遍；回采率很低，破坏和浪费国家煤炭资源比较严重；有的不具备起码的安全生产和劳动保护条件，事故频繁，伤亡严重；有的偷税漏税，损害国家利益。这便是中国“煤老板”发迹史的起源。
1992年1月18日-2月21日，邓小平在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时，发表著名的“南方谈话”。主要内容是：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要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发展才是硬道理”。经济发展得快一点，必须依靠科技和教育。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改革开放的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应该说，邓小平南巡讲话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指明了正确的方向。
1992年7月23日，国务院发布《全民所有制工业企业转换经营机制条例》。这是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在推行承包经济责任制之后迈出的第二大步。这一大步的迈出，标志着计划经济的最后堡垒——全民所有制企业的“铁饭碗、铁工资、铁交椅”（俗称“三铁”）被攻克，这被媒体形象地简称为“砸三铁”：职位能升能降、工资能高能低、职员能进能出，这不仅意味着全民所有制企业改革开始从外在形式的“扩权让利”转换到企业内在的经营机制上来，而且更意味着计划经济时代的真正终结。从此以后，在中国，全民所有制企业或国营企业开始改称为“国有企业”。
1992年10月，中共十四大召开，大会明确提出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1993年11月，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召开，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决定明确指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标志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设进程的正式启动。
事实上，在体制转型过程中，机构臃肿、人浮于事的国有企业已经病入膏肓，过去计划经济的功臣如今却成为了市场经济的改革对象。面对私营经济以及外资企业的竞争，国有企业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需要，1992-1998年是国有企业日子最困难时期，它们不仅经营亏损面大，而且社会包袱沉重。当时，全国国有企业大约1/3明亏，1/3暗亏，1/3微利，而且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被海外媒体认定为“技术上已经破产”。这应该算是一个“国退民进”的典型时期。
自1998年开始，我们迈入了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三阶段——改制上市，这是一次对国有企业的大拯救行动。1998-2008年十年间，几乎所有的大型国有企业批量改制、集中上市，这些企业几乎覆盖了中国全部基础产业和支柱产业，如钢铁、石油、煤炭、铁路、电力、电信、水泥、汽车、航空、金融、保险、证券等，而无法上市的中小国有企业则就地处置——私有化，或被私人租赁，或被私人买断。
应该说，这十年是中国社会发生翻天覆地的十年。在这十年中，借助股份制和股市融资的魅力和威力，国有企业（包括工农中建四大国有银行）重新焕发青春的活力，以国有企业为主体、以两高一资（高污染、高能耗、资源性）行业为代表的工业化突飞猛进，“国进民退”成为民众的普遍印象。这期间中国的GDP与国民财富史无前例地快速增长与积累，房地产大开发，小轿车走进千家万户，十年两轮惊天大牛市，社会财富重新组合、快速转移，昔日大名鼎鼎的“杨百万”已被众多的“杨千万”、“杨亿万”所淹没、所替代！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转型期！
30年改革开放，我们第一次真正解决了13亿人口的温饱问题，这是世界嘱目的、最伟大的成就和贡献，而且更值得骄傲的是，中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处在世界第三大贸易国地位，很多工业品产量已位居世界第一。尽管如此，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我们又面临着新一轮的经济社会问题挑战：在温饱问题和效率问题解决之后，如何正确处理公平分配，缩小城乡差别与地区差别，消除贫富两极分化？下一个30年，我们将如何前行？
在财富快速积累、社会快速转型的今天，急功近利、一夜暴富的浮躁心态开始成为一种社会流行病，最为典型的病症心态就是勤劳不如投机，创业不如短炒！于是，人们除了炒股、炒房外，还炒矿、炒蒜、炒豆、炒金、炒茶、炒药等，总之，无所不炒！其中，炒房成为国家宏观调控的最大难题。一夜之间，为什么中国人变成“无所不炒”？其中病因何在？
笔者认为：大体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的原因：
（1）如果劳动不体面、勤劳难致富，则投机短炒、梦想暴富就会变得时尚。
廉价劳动力时代，大量农民工进城，不仅满足了城市用工的需要，同时也从供求关系的角度压低了农民工自身的工资水平，通过农民工的“低工资”示范传导效应，进而又抑制了城市工人的工资上涨。整体低工资（尤其是农民工的低工资与非体面劳动），直接给“劳动光荣”和“勤劳致富”以沉重打击。既然无法勤劳致富，人们当然会寻找暴富的便捷之法，比方炒股，炒房，
（2）投资市场单一而狭小，因为无所投资，所以无所不炒。
在通货膨胀或负利率时代，存钱不如花钱，储蓄不如投资。然而，目前，我国投资市场仍然比较单一落后，我们还没有像样的公司债券市场，基金则是一个追涨杀跌的大散户，而股市（比方中小板和创业板）规模也还比较狭小，由于上市公司盈利能力与分红能力较差，导致股市风险大于收益，投资不如投机，除了炒，投资者别无选择。当长期投资与理性投资之门被关闭时，短炒与投机之门就会洞开。
（3）全民创业意识淡漠，VC与PE腐败更起示范效应。
短炒投机，赌行市，快进快出，赚差价。短炒者希望通过天天炒、天天赚差价，甚至不用上班，每天赚个烟钱、饭钱或酒钱，运气好时甚至赚到一个月或数个月的工资。尤其是炒股，既可以边上班边炒，更可以不上班而专心炒。
与创业者或办企业相比，炒股开户简单便利，买卖快捷迅速，而且不用操心产品研发和市场开拓，更不需要雇工，只要赌对行市，就能有得赚，赚多赚少都是自己的。于是，在中国涌现了大批像上海杨百万一样的炒股“专业户”，他们以炒股为生，并以炒股为乐。这叫职业股民！炒股正是他们的主业！
与打工者或企业职工相比，炒股不需要看老板脸色行事，也不必为工资上涨或职务晋升而操心，更不必太辛苦地上班守点，他们每天在股市享受着4小时的刺激与兴奋，下班后就是随意浏览或打听网上新闻和地下消息，所有法定休息日仍然照休不误。炒股者，自己当自己的老板，无论赚与赔，他们都会乐在其中。
不过，笔者并不认同86岁的查理·芒格（被称为比巴菲特更聪明的美国人）所说的，他认为中国人天性好赌，有的中国人沉溺于赌博，沉溺于急功近利赚快钱，把股票看成赌场的筹码，这非常糟糕。不过，我倒认同他的以下看法：“股票背后是实实在在的企业，不是赌场的筹码。我们应该做投资，投资于企业，股票只是一个载体，不应投机。”
最近，纽约时报一篇文章的确让人有些触目惊心，该文声称“骗子横行威胁中国崛起，已渗透至各个角落”，比方，文凭造假，学术造假，履历造假，专利造假，产品造假，报表造假，如此等等。笔者认为，要想建设一个创新型国家，除了打假，更要鼓励人们创新和创业。
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2008年的，曾经到访中国巡回演讲，挣走不少美元的克鲁格曼先生是一个执着的人，2009年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到中国，他就能当着一帮中国听众的面指责中国人操纵了人民币汇率，损害了美国人的制造业岗位。
回国以后，克鲁格曼先生也没有闲着，2010年伊始，他就在“中国的新年”一文中测算出，由于人民币低估，美国损失了140万个工作岗位，为此他支持和中国打贸易战。到了3月11日，他又在“中国的绝笔”中建议美国财政部给中国贴上“操纵汇率者”的标签，为此还加上了新数据，如果取消人民币汇率管制，全球经济增长将高出1.5个百分点。
现在，执着的克鲁格曼终于等到了他期待的那一天，美国对人民币动真格的了，全球货币战争也就此打响。这个星期他再一次放出狠话：“中国的行为很恶劣，美国正在放松货币政策，由此带来的一个结果就是美元贬值，而中国实际上在追寻紧缩政策，以抵消人为的人民币疲软的通胀影响，中国这样做确实很坏。”
不管有没有拿过诺贝尔奖，抛出“中国恶人”论的克鲁格曼都错了，这是一场没有赢家的战争，一场不生产就业、不增加GDP，只让石油、股票、黄金吹泡沫的战争，一场生产滞胀的战争。
按照克鲁格曼的逻辑，只有美元贬值才能解决美国人的问题，增加出口，增加就业，但是所有其他国家也都在复制同样的逻辑，让本币贬值，增加出口，增加就业。因为国内的投资和消费不足，为了各自GDP的增长，大家都只有依赖外贸出口一途。不过增加出口的办法，不是吸引外国人多买本国产品，而是打一场汇率战。
拼命争抢一个越做越小的蛋糕，而不是再同心协力做大一个蛋糕，这就是地球人现在正在忙的事，同时这也是克鲁格曼逻辑造成的囚徒困境，如何破解这样的囚徒困境，必须抛弃克鲁格曼们的贬值逻辑，要解决全球贸易不平衡，并不是只有汇率战争这样的“自古华山一条道”。
如何另辟蹊径？我不禁想到了克鲁格曼在中国挣走的那笔数目不小的美元，这是他的合法劳动所得，同时也是中国外汇储备中的一根毫毛，但是，他在中国挣走的这笔美元的确可以起到化解汇率战争的功效，前提是克鲁格曼挣走的这笔美元，要么回美国消费掉了，最好是回美国买了房子当做投资。
这一点经济学常识克鲁格曼一定明白，一趟中国之行，讲三堂课，向中国出口的是美国人的服务业，更准确地讲算是教育劳务输出吧，但是他挣回的美金，抵消的恰好是美国对中国的一点点逆差，如果这点美元又被拿回国花在了购置新房上，就被当做投资计入到了美国的GDP里，而一项房地产上的投资，又将改善一个美国建筑工人的就业。
如此算来，当初邀请克鲁格曼来华的《华夏时报》以及民生银行（600016）都是大有贡献的，这种对于美国金融或者教育服务业的进口，既是中国人需要的，也是美国人出口的机会。可惜的是克鲁格曼只来了一次，后来的时间都花在打口水仗上了，他本来可以多来几次，为他奋斗的汇率事业多做一些贡献的。
当然，就算克鲁格曼一年来十次，对中国庞大的外汇储备来说都是杯水车薪。
根据央行本周三公布的数据，截至9月底，中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总计2.648万亿美元，而6月底这个数据还是2.454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增加的一个原因当然是规模庞大的贸易顺差，第三季度中国的贸易顺差达到656.4亿美元，是2008年第四季度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单季最高水平。
中国制造向全世界出口了产品，给中国的普通工人创造了无数就业岗位，但是，我们的外汇储备越来越多，却没有从其他国家买点什么，进口点什么。这才是中国作为2.648万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国的责任所在，只有鼓励中国多进口，或者多投资海外，而不是逼人民币升值、逼中国人失业，才能化解汇率战争。
让中国人多买点美国货，同时继续向美国市场提供物美价廉的中国产品，才是解决贸易失衡的正途，这是一个做大蛋糕同时又分好蛋糕的做法，而不是汇率战那样以做小蛋糕来达到分配平衡。
话说到这里，聪明的你肯定要问了，中国人能从美国买什么啊？几乎所有能创造大量就业的制造业产品不都是“MADE IN CHINA”了吗？的确，我们还真不能从美国市场上买回什么不是中国制造的东西了，但是就像上面举克鲁格曼先生的例子所提到的那样，买美国的房子可能是一个好主意，一个一举两得的好办法：其一，中国的炒房客如果转战美国，等于化解了中国楼市泡沫；其二，中国人买美国人的房子，化解的是美国人的楼市危机。
中美两国的房地产市场，恰好是冰火两重天。中国房地产市场的过热是我们都知道的，美国的情况又如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本月初的一份报告称“全球房地产市场低迷或将持续8年”，其中在美国，与以往的周期相比住房市场投资仍极为萧条。更糟糕的是，在美国房价大幅下降的各州，更引人瞩目的一面恰恰是失业人数的增幅也最大。
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一是中国人手中可以使用的美元太多，二是美国人的就业不足。无论如何，我们得买点什么，不是石油，不是股票，而是实实在在的美国人就业需要的投资，这才是中国作为外贸顺差大国、外汇储备大国的责任，这一点不仅中国人没有意识到，连美国人都没想到，在他们眼中，中国人的责任就是让人民币升值。
如果中国在内禁止炒房，在外大开方便之门，拿起人民币换成“美刀”，到美国炒房去……我这是异想天开吗？
新股发行体制第二阶段改革将在今年11月启动。业内人士预计，各项改革措施有助于提高定价合理性。
中国证监会在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第一阶段曾向各大机构投资者征询对现行发行制度的相关意见和建议，内容主要集中在询价制度、询价有效性、新股分配机制、存量股份发行及审核制度等几方面。鉴于目前在初步询价阶段，机构投资者报价与实际投资需求脱节，导致报价虚高，不利于反映市场真实供求关系股价的形成，为此，一些机构投资者建议将初步询价与累计投标询价合二为一，进行一次性投标询价。
2009年IPO重启以来，由于取消了窗口指导，新股市盈率普遍偏高。由于目前国内实行的询价制度并没有强制要求询价人的认购义务，这就导致询价缺乏根据，新股发行价格容易出现过高或者过低现象。按照成熟市场的经验，如果股票价格过高，询价机构需要承担包销的责任；如果价格偏低或价值合适时股票就会很抢手，那么将会限制询价机构的购买比例，以保护中小投资者申购需求。因此，对于未来如何完善承销机制，有专家建议要改善目前的询价制度，明确各大投资机构的责任，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的权益。因此，有必要对承销程序做出相应规定。现在，对于新股分配机制，应该有条件地限制询价对象参与网上申购，限制询价机构同时参与网上、网下配售，既发挥专业机构投资者在定价方面的特长，又要切实保护中小投资者利益。因此，新股发行制度改革值得期待。
值得期待的还有，新股发行改革完成后，新股被恶炒的现象可能会大大收敛。
此次新股发行改革，一方面，证监会要求发行人及其主承销商须披露参与询价的机构的具体报价情况，通过向社会公开披露，让投资者评判询价对象的定价能力，有助于减少询价对象随意报价的情况。尤其是引入中止发行机制，将加大发行人的风险意识。另一方面，由于过去新股主要集中在大机构手里，中小投资者没有话语权，所以新股开盘大都受到“恶炒”，导致股价严重脱离基本面，给股市稳定带来了负面影响。尤其是增量新股的“限售股”越积越多，更会给市场带来新的压力。倘若此次改革后能增加首发可流通数量，那么，新股发行的市盈率就有可能从现在的数十倍降低到今后的几倍，这不仅将使新股爆炒现象受到遏制，同时也将使新股“限售股”带来的市场压力大幅减轻。
虽然最近一周大盘走强，但是回头看这几个月总体还是震荡市。震荡市最熬人，也最能凸显人性的缺点。我反思了自己以及周围亲友的炒股经历后，总结了几个典型的恶劣炒股心态。
1，国企领导的不实现亏损心态：国企领导的典型做官技巧是，不要承认错误，不要把亏损在报表中实现，这样还有挽回的可能。有些人在股市里也是这种心态，套牢盘一律不割肉，对外就可以说自己很少亏损。但是股票不是机器厂房办公楼商铺，股票是以市价计算价值的，市值的浮动亏损都要计入家庭资产的报表。另外，股票的流动性是很好的，而且转换一个品种的手续费比大多数其他商品都便宜，所以逃避现实不肯割肉的人毫无道理。
2，年轻女人心态：年轻女人大多数认为自己必然是美丽的，而且道德体系可以作为标杆的，因此周围人必须是围着她转的。若有人和她有利益冲突、唱反调，或者认为她不美，那都是犯错误的，那人很可能是坏蛋。有些炒股的人也是这么想，所以他们对后市的判断，就是根据自己的买入成本来考虑的。如果自己套在3000点了，那么后市必然要涨回3000点的，所有让她在2800点割肉的人都是坏蛋。
3，不解决问题先推卸责任心态：杂志上有这么个故事：有个在中国生活的外国人租了中国人一套房子住。一次他发现下水道堵塞了，让房东找工人来处理。房东跑过来先说外国人不懂中国水槽构造，扔了脏东西进去。外国人辩解说家务都是钟点工做的。于是房东又开始说肯定是钟点工乱扔杂物。但说了半天，就是绕不到怎么去疏通下水道的正题上去。这种现象在我们周围是很多的。很多人碰到困难都是向后看，抱怨现状，找责任人，但是不往前看，不想怎么解决问题。大多数人的遭遇，八成以上原因都是自己的错。越是推卸责任，越是于事无补，而且周围人越是不愿意提供帮助。
就在中国楼市酝酿着新一波上涨的时候，远在一洋之隔的美国和日本，频频传来“房价触底、抄底买房”的声音，诱惑着众多的中国新钱蠢蠢欲动。
一位做私募的朋友说，他不久前刚带着客户在美国曼哈顿买了几幢公寓楼，“100万美元一套，很划算”。而另一位在上海做软件的虞老板，除了在日本已购置3套公寓之外，最近还在须贺买了个温泉度假旅馆，专门接待中国游客。
然而，对于本土的美国人和日本人来说，炒房并不是大多数人愿意玩或玩得起的游戏。“如果炒房有利可图，老外也会蜂拥而上。”曾在美国生活、如今在上海经营一家网络公司的许超认为，老外之所以不炒房，还是因为成本太高。
赔本的买卖？
在中国，人们几乎疯狂地涌向楼市，是因为房价一路飙升，而且似乎还有继续飙升的前景。但是在欧美，房地产的暴利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比如美国现有人口3亿，但房屋数量达到1.2亿套，以平均每个家庭三口人计算，在理想状态下，约有0.2亿套房屋将处于闲置状态。在一个需求长期饱和的市场里，投资房地产，要有财富缩水的心理准备。至少，曾在日本长期学习和生活过的康林教授是这么认为的。
如今入职上海外国语大学的康林，此前在名古屋的日本中京大学学习和工作了7年。在他的印象里，日本的房子就像汽车和电子产品，一买到手就会贬值。也许在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房产泡沫时期，日本的二手房价格也曾风光无限。但现在，哪怕你在新房里只住了一天，那也属于旧房子，而旧房子出售就必须折价。所以，当康教授的日本太太到上海见识了动辄数千的二手房时，不免感到惊讶。
身在东京的刘迪博士对日本房地产的不景气也深有感触。据他观察，大多数日本人对不动产投资不太关心，至少一般工薪族不会炒房，他们认为从目前来看房子并无升值空间。
在房地产市场同样饱和的美国，人们也已经习惯了房价的平淡无奇。家住加州的圣迭戈市美籍华人施先生，如今在上海经营一家射频公司，他在谈到中国楼市时多次用“失去理性”来形容。
令人瞠目的房价，难以置信的攀升速度，对于施先生这样的美国人来说，中国楼市的疯狂令人难以理解。因为在他周围，大部分美国人根据经验判断，美国本土的房价现在不会涨，至少不会大涨。他们不认为买房是财产增值的有效途径。所以，美国的中产很少把钱投在房产上，许超认识的硅谷精英大都只拥有一套住宅。他一个从事房产中介的朋友，也只拥有两套房子，尽管其中一套面积达到惊人的7000平米。在洛杉矶从事房产代理的cathy也告诉《财富堂》，在她的客户中，很多人都是首次购房，拥有多套住宅的并不多。
在美国，税收也是一道过不去的坎。许先生和太太在硅谷生活，对加州的税收印象深刻。“在加州，你的第一套房受保护，自建或购买都不用缴税，但二套房、三套房交易时就要缴税。买方和卖方都要上缴交易额的6％。”单是这一项税收，就足以吓退一小部分投资者。
加州的另一项房屋税收政策，对房产投机者杀伤力显然更大。他说，居民购买房产的增值部分在加州要征收高额税收，税率则由收入而定。比如房屋卖主年收入达到10万美元以上，那么他要缴纳的房屋增值部分的税率将达到40％左右。高额的税收是每位投资者在估算房产收益时必须考虑的成本。
格林豪泰酒店管理集团董事长、在美国南加州有房产项目的徐曙光也告诉《财富堂》，他在美国跟买房客沟通时，一般都建议对方必须将所购房产作为自己的住宅。从过去的统计数据看，一般美国人买房入住7年之后，他的房子才开始盈利。而且，在美国买房，除了买和卖的赋税之外，还包括前后院的绿化费、每个月的房屋维护费以及部分社区的基础设施费等，一年要交1.25％-3％左右的费用。以一幢30万美元的房子为例，除了一次性房屋交易税之外，如果以1.5％的税率计算，每年还要缴纳4500美元的各种费用。
当然炒房的人不是没有，比如拉斯维加斯因繁荣的赌博业、快速的人口增长，一直是房地产商的宠儿，也吸引了大批炒房客，许先生的一位朋友便是其中之一。但毫无疑问，从总体上看，炒房在如今的美国只是一小部分冒险者的游戏。现金很重要
不但美国富人不热衷于炒房，就连普通美国家庭添置新房的热情也并不高，这反映了美国楼市萎靡不振的另一个现实原因：美国的税收很多，税率也很高。以施先生的估算，美国人差不多一半的收入都要用来交各种各样的税。
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美国银行对房贷也很谨慎。据cathy介绍，美国银行规定个人的总债务不能超过收入的一半。而大部分美国人没有存钱的习惯，平时的收入大都用于信用卡、汽车等繁多的生活开销。存钱不多，贷款又受到限制，从而大大削弱了美国人购房的能力和欲望。
所以，尽管美国很多地方的房价和工人工资已大大低于上海、北京等中国一线城市，但大部分美国人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进行房产投资或改善住房条件。许先生也说，“很多美国人其实没多少钱”，他所接触的美国人买房的房贷，基本上都是30年。
日本人也热衷于房贷。康林在日本的导师月入约合人民币七八万元，但因日本教授的太太按惯例很少出去工作，他的收入要负担整个家庭的开支，所以购房时也选择了贷款。
在康林看来，很多中国人钱挣得太容易。而在日本，除了少数从事IT产业的年轻人之外，绝大多数人成为暴发户的机会非常小。当然，非常有钱的人也有很多，但他们的财富都是长期积累而来的，通常需要几代人的艰辛努力，通过费尽心机的经营，才能积攒一笔可观的财富。因此，这些人即使很有钱仍把钱看的很重，比较节俭，给人的感觉就是“很小气”。比如送礼，如果送很大的礼，日本人觉得会给对方造成一种精神压力，因为对方可能考虑要还礼，或产生为你办事的压力。所以，日本人送礼一般只送小东西。
康林认为，由于日本已经过了高速发展时期，很多日本人比较谨慎，特别是在经济形势不利的局面下，他们把钱看得更重，认为钱是最保险的。而且，很多日本有钱人似乎也没有“钱生钱”的强烈欲望。不少日本富人会认为，什么都不做也能活得很好，也就没必要把钱拿出去投资。因此，回到上海后，当他跟朋友吃饭聊天几乎都围绕股票、房子等话题时，她的日本太太就感到很不适应。
尽管很少有日本人投资房产，但却有很多日本富人热衷于自建房，目的大都为了“逃税”。据康林介绍，由于在日本遗产税很高，特别是那些没银行贷款的人被征收的税率更高。很多富人为避税就从银行借款建房、建仓库，康林的太太家就是其中之一。这些自建房建好后，大都交给专门的代理公司用来出租。租房是应该的
在日本，年轻人买房很难，很多人到退休后才真正拥有自己的房子。普通工人和大学毕业生月收入约合人民币一万多元，不吃不喝买套房也要十来年。他们认为，与其买了房，每天都过很不舒服、糟糕的生活，还不如生活得好一点。所以日本年轻人没有买房的概念，他们认为租房是应该的，是生活的一部分。这跟中国人的土地情结文化相去甚远。
当然，日本年轻人也没有必须在自家房子结婚的想法，康林的太太就是一例。太太家境优越，但他们却是在名古屋市的公营出租房里完成的婚礼。他太太考虑的是，与其把几百万元人民币砸在房子上，过苦日子，还不如放在银行，仅利息就可以支付日常开销和房租，这样显然比买房子更划算，更何况房子买了就会贬值。
在日本，租房体系十分发达，除了私人出租房外，政府还为低收入者提供了大量用于出租的公房。根据地区人均收入的差别，每个地方都会根据本地区人均收入状况划定一条线，为低于标准线的低收入者提供廉租房。
当年，康林虽获得高额奖学金，但因为在日本奖学金不被列入个人收入，所以他也享受了名古屋的市营房。市营房需要抽签。康林抽中的位于名古屋市市区边缘的一套两室一厅住宅，政府只收7000日元每月（市场价是10万日元），还包括网络费等，而且水电费也不是很贵。租房如此便捷，让很多年轻人非常愿意租房。
曾在美国租过房的许超，对美国的租房市场很评价很高。他说，美国的出租房很多，价钱也很合理。在硅谷，一个月花上1000美元左右，相当于月收入的七八分之一，就可以租到比较舒适的房子了。房东用来出租的房子一般很大，虽然不是独门独户，但生活设施很齐全，里面会有游泳池、健身房，这是美国一般家庭所没有的。有数据显示，纽约只有35％的家庭拥有自己的房子，政府为年收入10万美元家庭提供了大量廉租房。在经济不宽裕的情况下，租房已经成为流行和时尚。
对于有意在美国“炒房”的朋友，徐曙光的建议是：尽管美国楼市接近触底，但还会有个过渡期，因此，未来1-2年之内，美国的平均房价不会有大的变化，甚至还会恶化。
今年地球好像转的离太阳格外近，北半球的夏天令人窒息的酷热。天干物燥，靠天吃饭的农业自然备受关注，小麦领着头，棉花、玉米等农产品价格翻着跟头往上涨。中国国内同样如此，涨势出现的甚至更早，从绿豆开始涨，甚至连葱姜蒜都没落下。
这个夏天，几乎所有的农产品都贴上了涨价的标签。追根溯源，各式各样的炒家被拉了出来，从国际投行、对冲基金，到到处流窜的二道贩子和有货不卖的农户，都成了导致农产品涨价的策划、实施者，被一而再，再而三的讨伐。
不必讳言，涨价的过程中，这些人获益匪浅，他们也确实应当为农产品价格的过度上涨承担责任，但要把这些投机分子钉在罪魁祸首的位置上，还是过于高看了他们。
记得大学时，经济学的第一堂课，就是说明价格决定于供给和需求，不仅决定于商品本身的供给和需求，也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需求。显然，恶劣的天气让农产品供给可能在某些环节上出现缺口，但更深层次的原因在于目前整个经济体系中沉淀了过多的货币，这才是涨价的深层次原因。
其实，过量的货币不仅仅是今天夏天才突然出现的，而是在至少近10年以来就在不断积聚的。2000年前后，网络经济泡沫的破灭，911事件冲击，全球经济陷入危机。当时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使用了前所未有的手段——通过增加货币供给快速推动了经济的增长。在相当长时间内，格老被视为央行行长的典范。然而，这样做的恶果随之而来，在供需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大宗商品价格从2003年开始不断上涨，到了2008年的夏天，石油接近150美元一桶，铜价接近9000美元一吨，这些价格都是几年前不可想象的。
终极的恶果在雷曼倒掉之后爆发，全球陷入金融危机。然而，治疗的药剂居然和致病的病因雷同。几乎所有的央行行长和财长都认为，流动性的缺乏是危机的本质，治愈之道在于增加流动性。
然而笔者的观点更极端一些，实际情况是，2008年的危机消灭的是大量的虚拟财富，但是各国的基础货币没有减少，准备金比例的下调使得货币乘数甚至在加大，也就是说体系内的货币数量并没有实质性的下降，而是由于各个机构都将能搞到手的现金攥在手里，才导致市场上看上去流动的货币很少。
于是，各类的经济刺激计划和放贷计划纷纷出炉，市场上看起来活泛了许多，然而实际上的效果除了让体系内的货币更多以外，其他的实质意义很难评估。即使后来出现复苏迹象，投资开始增加，也很难判断到底是因为新增的货币投放，还是以前那些小心翼翼的现金出动了。
不管如何，经过两年的喘息，尽管有二次衰退的说法，但是大量的货币还是耐不住寂寞，恶劣天气下的农产品就成为了这些货币的“猎物”。
换个角度来说，各个市场上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炒家”，喜欢囤积绿豆、大蒜甚至生姜，从小麦到棉花玉米无一不炒，也侧面说明“无所事事”的钱实在太多了。
经济学上有一个周期理论，是说经济发展存在一个大致稳定的周期，从衰退、停滞、到复苏、高速发展，然后进入新一轮的衰退，其中的短周期大概在8年上下。按照这一理论，上世纪90年代末到本世纪初是一个周期，而到2008年的危机爆发又是一个周期。
一般来说，衰退之后，需要时间和经济运转来消退此前一轮的泡沫，重新夯实基础后再次增长。然而本轮危机的质量方案，却是希望在短期内通过注资的方式回避降低经济体系内货币数量的阶段，直接重新加速增长。现在看来，这种注资行为相当于一剂强心针，经济增长的脉搏虽然再次跳动了，但是整个肌体的沉疴并没有消除。
由于美国担心二次衰退，欧洲的主权债务危机阴魂不散，日本担忧币值过高影响出口，主流国家的硬货币应为还将继续，甚至可能加快。那么，不断增加的货币只能导致商品价格的增长，甚至农产品只是发端，其他商品、服务的价格也将依次上涨。一个容易理解的理论是，农产品作为所有商品和人力资本的构成要件，其必然增加其他商品的成本，涨价理所当然。更何况货币越来越多呢？
作为经济体系中最微末的一环，笔者当然也不希望通过衰退的方式来解决货币过多的问题，但是既要无衰退有增长，有希望物价稳中有降，则不仅仅是希望鱼与熊掌兼得，而是希望马儿跑得快，而且还不吃草。
“豆你玩”不再逗你玩了，而是要逗你愁，逗你哭。工资没涨，与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水电气却在不断地上涨。不断上涨的物价却在不断地对人们增加生活压力，削减幸福指数。每个像“豆你玩”这样的新鲜词出炉，都可能有老百姓辛酸的故事，不是吗？“蒜你狠”一出，狠得人们不敢买蒜头，而低收入者干脆不吃大蒜，现在又来了一个“糖高宗”，高得让你不敢吃糖。据10月17日《新快报》报道，北京一些超市已收到来自中国糖业烟酒公司的调价通知：各种规格的食糖价格全面上调13％。受此影响，与食糖有关的糖果、巧克力等产品已经有不少品牌开始提价。
人不吃糖还行，但炒菜没油下锅恐怕就不行了。食用油的价格却与大豆的价格几乎是成正比的。大豆涨食用油也就涨。10月17日《钱江晚报》报道说，以海关总署前日公布的数据计算，我国进口大豆的均价自今年7月以来已经连续三个月上涨，这导致金龙鱼、鲁花、长寿花等食用油品牌全面上调，旗下大豆油、花生油、玉米油等产品的价格，部分产品涨幅达10％左右。
民以食为天，价格上涨，直接影响到城市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水平和质量。物价上涨还使一些低收入者沦落到“衣食有忧”的地步。一项调查显示，低收入家庭平均每人每月粮食消费已经在减少，物价上涨，确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到了“缩食”的地步。
就是你“缩食”，那些以追求利润为目的的国外巨头，也不会发善心，而是继续“豆你玩”，“豆（掏）你钱”。老外“豆你钱”，用的是“温水煮青蛙”，慢慢“豆”，今后还要“豆”得你欲罢不能，欲哭无泪。早在2008年初，我就写过“吃点豆腐还得看外国人的脸色”，现在中国真的处在这个尴尬的位置了。由于中国在国际大豆的期货市场中缺少话语权，国内的大豆价格始终要伴随着国际价格的变化而变化。不仅大豆市场被外国控制，就连国内的大豆加工企业也几乎被外资所控制，资料表明中国的大豆加工企业，外资和具有外资背景的企业，已经占到了80％以上。中国人的开门七件事中的油已经是内外交困，被外国人把住了命脉，所以人家想提价就提价。大豆是中国最先栽培的，自己先种的大豆命运却掌握在异国之邦的手中，这难道不是教训？问题是有了这样的教训我们清醒了没有？“蒜你狠”、“糖高宗”有不有外国游资和基金的炒作？因为这是他们的惯用手法，如果我们不能保持高度的警惕，其它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副产品就会重陷大豆命运。
外国人“豆你玩”，只能一声叹息，可中国垄断的水电气油“豆你玩”，就让人不能容忍。外国人“豆你玩”，但中国人却不应再“豆”，再“豆”就会雪上加霜。在外国人“豆”中国物价上涨时，作为国有企业就应维护物价稳定，老百姓没有享受到你们的红利，在这个时候不说做点贡献——降价，岂能跟风涨价？水电气煤暖是垄断经营，只要涨价几乎没有再下来的。如果一哄而起涨价必然增强通胀预期。再说，一两样商品涨价“影响不大”，但许多商品涨价“叠加在一起”，集中在一个人和一个家庭身上，能说“影响不大”？事实早已证明，农产品（000061）涨价，CPI并不会大幅度上升，而水电油涨价，任何商品的成本和运输费就增加，新一轮物价大涨就无疑。这或许就是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学会秘书长王建的“中国须忍受更高的物价上涨率”遭到骂声一片的重要之因。可以说，如果不把通胀控制在低位，等到通胀率居高不下时，必然要采取急刹车措施来强力控制，那时付出的代价更大，对经济的伤害更加严重，老百姓的生活就更加艰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