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难以撼动的美国信用评级国际垄断与霸权，中国如何“另辟蹊径”？面对逐步升级的“汇率战争”和深陷“美元陷阱”的境遇，中国如何捍卫国家核心利益？面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中国如何控制系统性风险、解决地方政府融资难问题？近日，在教育部高等学校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研究院、西南财经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联合主办“中国经济安全论坛（2010）：经济发展转型期的中国金融安全”学术论坛上，本报记者采访多位资深金融学者，求解国家金融安全困局。——编者
“从全球范围来看，世界各国金融网络体系彼此联接，危机往往是由发达国家‘传染’给发展中国家，最终却由发展中国家‘埋单’”，西南财经大学举办的中国经济安全论坛（2010）上，该校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刘锡良教授以对金融危机现实格局的剖析，直击中国金融安全的主题。
“国际金融转型和国内金融转型的完成，尚需要一个相当长的过程，因此危机注定是我们今后必须随时面对的问题”，刘锡良断言，未来50年内均是危机的高发期，因此中国金融安全问题将被学术界持续关注。
会间，“信用评级”、“人民币汇率”、“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三个金融安全的热词、三位金融学者的建言，三次挑动记者已然紧绷的金融安全的敏感神经。
信用评级：你乘虚而入 我城门大开
“我国有5家权威信用评级机构，即中诚信、联合资信、上海远东、上海新世纪（002280）、大公国际。美国穆迪2006年收购中诚信49%的股权后接管经营权，并约定7年后持股51%；同年，美国控制香港新华财经收购上海远东62%股权；2007年，美国惠誉收购联合资信49%的股权；美国穆迪曾出高价购买大公国际的控股权，但遭拒绝。据悉，美国标准普尔与上海新世纪已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来自“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的一份官方调查报告的内容触目惊心——美国正在大规模收购中国信用评级机构，目前已控制我国信用评级市场2/3的份额，严重威胁着我国金融安全。
“短短5年间，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对我国实行‘战略性进军’，即以并购、收购或合作的方式，迅速控制了我国评级市场的2/3，真称得上是‘干净利落’”。在辽宁大学国际金融研究所所长白钦先教授看来，这是对我国国家金融安全和主权的严重危害，“美国信用评级机构进军韩国已有20年，可是市场份额尚不到10%，而我们的市场现在却成了‘不设防’的市场。我们‘迷迷糊糊’地替美国人干了他们本来没法干成的事——我们是‘大开城门’啊！”
白钦先将这种“战略性进军”评论为“乘虚而入”。他分析道，进入21世纪后，我国银行业深化金融体制改革，多种形式的股份制、战略性并购以及境外战略投资者的引进，都强化了对信用评级的需求，而本土评级机构实力与资力不足，一时间形成了信用评级需求与供给的“大缺口”，这是成就人家“乘虚而入”的第一“虚”。
此外，不得不反思的是，在当年不惜一切代价引进和利用外资的冲动中，我们并未认识到信用评级业的战略重要性及其同国家金融安全与主权的紧密联系。政府给境外特别是美国的法律、会计、审计和评级机构“大开绿灯”，一时间形成了对本土机构的“反国民待遇”和对境外机构的“超国民待遇”的巨大反差。白钦先回忆并感叹道，这人为造成的第二“虚”，对境外机构而言真乃“天赐良机”。
早在上世纪末，美国著名的国际战略学家塞谬尔·亨廷顿就在其《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一书中建言，在美国政府必须优先掌控的14个战略性领域中，“控制全球资本市场”应位列第四，这一顺位远高于排名倒数第二的“军事控制”。实际上，控制了信用评级的国际话语权，就等于掌握了全球资本市场的定价权，也就等于实现了亨廷顿提出的“控制全球资本市场”的美国国家战略目标。
白钦先分析美国信用评级机构的百年发展历程后告诉记者，“政治性”是其“第一标签”。最具代表性的案例发生在2003年。是年，由于德国反对发动伊拉克战争，美国标准普尔将德国最大的钢铁制造商蒂森·克虏伯公司的信贷评级降至“垃圾级”，直接导致其股票价格跌至史上最低，直至一年后才得以恢复。几乎是同时，标准普尔却将支持美国对伊动武的澳大利亚的外汇债券评级升至“最高级”。一低、一高，一打压、一奖励，“政治性”尽显无余。
截至目前，美国信用评级机构在全世界遍设机构，垄断了全球90℅以上的国际信用评级业务。美元霸权与资本市场定价权彼此依赖、彼此配合、优势互补，建构出的是极端的垄断和霸权。
美国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市场份额一时难以撼动，直面和挑战美国信用评级国际垄断与霸权的时机尚不成熟，白钦先教授建议我国当下应该选择“另辟蹊径”。一方面要有计划、有选择地催生、扶持、发展若干有实力的本土评级机构，同时开辟和扩大我国信用评级走向世界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另一方面，要以G20为平台，积极参与并促进国际货币金融体系改革，尤其是信用评级体制改革与适度审慎监管，与国际社会合作，建立超主权的国际性公共信用评级体系。
人民币汇率：中国已深陷“美元陷阱”
我国领导人又一次登上了《时代》封面——今天出版的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将温家宝总理作为封面人物，并重点关注近期美国国会对中国的人民币施压举动。今年以来，我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明显地感受到“汇率战争”及其逐步升级。中美角力，人民币已成为双方博弈的一枚重要棋子。
事实上，在过去几个月中，我国已经加快了人民币升值的步伐。10月伊始，美元对人民币汇率中间价重拾跌势，11日达到1美元对人民币6．6732元人民币的水平，再次创下2005年汇改之后的新低。自从今年6月中旬央行宣布绑定美元，实行更加灵活的汇率政策以来，人民币已经升值约2．3%。
但是，美国仍持续指责中国因人民币汇率被低估而在对外贸易中占居不当竞争优势，从而加剧美国对华贸易逆差，不断叫嚣只有让人民币大幅升值，才能解决双边贸易失衡问题。美国众议院上月末更是通过“汇率改革促进公平贸易法案”，旨在对所谓低估本币汇率的国家征收特别关税。如果该法案最终获得通过，美国商务部将被赋予更大权限，使之能够在特定条件下把所谓“货币低估”行为视为出口补贴，进而对相关国家输美商品征收反补贴税。毫无疑问，人民币即是该法案针对的主要目标。
访谈中，记者“人民币是否被低估、低估了多少”的问题一出，就被中国银行（601988）金融研究所副所长王元龙研究员“连根儿掐断”，“有人分析人民币被低估，将原因归结为我国大量的贸易顺差和购买力平价，我认为这两个都是伪命题”。
他进一步解释说，“贸易顺差和人民币被低估不能画等号，第一个原因是导致贸易顺差的关键在美方、不在中方；第二个原因是我国的贸易顺差主要来自加工贸易；第三个原因则是统计方法存在差异”。王元龙坚持认为，贸易顺差不是影响中美汇率问题的原因。
用购买力平价说明人民币汇率被低估，同样被他判作伪命题。其理由是，国际贸易必须是完全自由的、商品的价格必须是同幅度的波动、物价是影响汇率的唯一因素、影响货币购买力的因素是货币储量等四个购买力平价理论的前提假设，在现实中根本不存在。
“汇率已不仅仅是价格问题，也不仅仅是经济问题，同时也是政治问题、国际关系问题以及大国间的博弈问题”，他反对那种简单的、学院式的分析，“汇率问题真的不只是单纯的价格问题，如果我们把汇率理解成教科书里说的那样，只是买卖外汇的价格，那实际上就把汇率看得太‘低’了”。
他分析道，我国在汇率问题上面临的这一轮压力，在国内国际两方面均不同于以往。“在国内，有许多专家学者也认为人民币汇率被低估了，认为人民币应该升值。尽管他们在升值的路径、操作上各有差异，但这种‘人民币应该升值’已在国内流行的情况，已经明显不同于2005年那次只有美国和日本施加外部压力。”
至于国际上的汇率波澜，王元龙重申着其不可忽视的政治动因：“新一轮人民币升值压力再起，主要是因为美国面临中期选举。”他介绍说，在即将于11月2日举行的中期选举中，美国众议院435名议员全部要改选，参议院要改选三分之一，议员们以所谓“纠正中美贸易不平衡，夺回被中国夺走的美国制造业就业”为旗号，以外制内、转移视线、笼络选民。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斯特劳斯·卡恩本月初对媒体的表态支持了王元龙的判断，他说：“人民币币值重估不应当被他国政府当作掩盖本国问题的遮羞布，寻找替罪羊总是容易的。”
在王元龙看来，美国持续对人民币升值施加压力，不仅可以在政治层面“转移视线”，而且可以在经济层面减轻对华的债务压力，使我国的外汇资产蒙受巨大损失，同时从国际战略层面遏制中国的发展。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教授保罗·克鲁格曼据此提出，中国已深陷“美元陷阱”。他认为，中国已经无力自拔，美元的贬值和下跌意味着中国将蒙受巨大的损失。
王元龙认为，人民币汇率不仅在经济方面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事情，而且的确已经成为国家的核心利益问题，必须从国家战略高度给予足够关注和重视。本月早些时候，央行行长周小川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和世界银行的年会上表示，关于人民币汇率改革，中国将按照循序渐进的方式进行，不会采取所谓的“休克疗法”。虽然谈不上“另辟蹊径”，但显然中国已选择“见招拆招”，按照自己的步伐推动汇改。
地方融资平台：银行体系的“大问题”
上月召开的世界经济论坛2010年新领军者年会（简称“夏季达沃斯论坛”）上，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称，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中，我们已清醒地看到财政金融领域的潜在风险，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
所谓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是指各级地方政府成立的以融资为主要经营目的的公司，包括不同类型的城市建设投资、城建开发、城建资产公司。
其通常的做法是，地方政府给予划拨土地、股权等资产，包装出一个从资产和现金流上可以达到融资标准的公司，以实现融资目的，把资金运用于市政建设、公共事业等项目。
实际上，地方融资平台由来已久，只不过这一轮金融危机应对过程才令其引起公众和社会的关注。
2008年年底，中央出台4万亿元经济刺激计划，地方政府面临大量的资金配套任务，地方融资平台成为主要的融资工具。
当然，除了这一直接的动因，按照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雷家骕教授的说法，这一局面的形成，也有其必然性——地方政府在发展融资平台方面的动力：其一，是发展意识使然，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发展融资平台；其二，是责任意识使然，地方政府融资平台主要用于地方安排的保障性安居工程、农村民生工程、基础设施以及社会事业、生态环保、自主创新等方面的公益性项目建设，发展的要求和政绩的追求使地方政府积极发展融资平台；其三，是竞争意识使然，加快发展、占领市场等地区竞争意识也促使地方政府积极发展融资平台。
上述三大动力，助推着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发展。有学者预测，按照正常基础设施项目的3年建设进度，预计今年的平台余额会上升到9万亿至10万亿元，明年即便达到11万亿元也可以讲是“预期内的”。
但是，长久以来，一个众所周知的事实是，地方政府缺乏资金进行基础建设而向银行贷款，但基础建设的回报率通常较低，影响了地方政府的还款能力。一份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的针对全国110个城市的问卷调查结果显示，只有10%的项目可以依靠项目现金流作为第一还款来源，90%以上的贷款均需要土地开发权、地方政府财政安排等第二还款来源支持。试想，一旦这些贷款成为坏账，势必将极大地影响银行的借贷能力和盈利能力。
“可以说，地方政府的贷款已经成为中国银行体系的‘大问题’”，雷家骕对记者说，“地方政府融资平台问题，是我国金融安全领域‘最值得关注的问题’”。
8月下旬，财政部、发改委、央行和银监会等四部委“会审”地方政府融资平台，认为其中的确存在一定风险，但目前整体可控，尚不会形成系统性风险，同日联合下发《关于贯彻〈国务院关于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相关事项的通知》，明确提出要进一步加强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公司管理。
对此，雷家骕断言，仅靠规范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无法彻底解决发展的问题。要想真正从根本上破解地方政府融资难问题，中国需要“另辟蹊径”。他建言：第一，在税收方面，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应该实现共享，“中央少拿点，地方多留点”；第二，要扩大地方发债，解决地方财政压力的根本出路在于建立一套完善的地方政府自主发债融资模式，使地方政府可以在足够的监管下通过资本市场运作解决地方财政债务的缺口问题，何况发债显然比地方融资平台更易于监管；第三，要兴办地方商业银行，用当地商业银行的存款来发展当地经济；第四，要通过项目公司（如BOT）的方式融资建设公共项目，把更多的事交给当地企业甚至异地企业去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