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士康跳楼事件与广本员工罢工的原因是基本一致的。”昨晚，正在深圳市宝安区实地了解富士康跳楼事件的中国人民大学劳动关系研究所副所长、《劳动合同法》立法研究课题组核心专家彭光华接受早报记者采访时认为，“具体原因比较复杂，有中国制造的问题，有体制的问题，也有劳资机制不健全或者经验不足等问题。”彭光华说，这些事件有从沿海向内陆蔓延的趋势，并非个例，“不是偶然事件，要考虑它的必然性”。
对于如何解决最近发生的多起劳资问题，彭光华指出劳资恳谈协商模式是一种有效的方法，他建议把该机制命名为“新安模式”，可予全国推广。据悉，这一机制为“1＋3”劳资恳谈协商机制，即“一个目标”——“劳资一心，互爱共赢”，““三种平台”——也就是资方最高层与最底层员工、中层管理者与员工、最底层管理者与所属员工的3个沟通平台，借此实现参加恳谈协商的对象的全覆盖。
“劳资协商必须是透明、民主的参与，这样能够给大家一些希望，不至于没事就跳楼，没事就罢工。大家都希望用这种比较柔性的方式来扩大劳资面对面。”彭光华说，劳资能够面对面，相互把对方看成一个活人，不要当机器管理，不要当零件管理，员工能够参与沟通“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
长远来看，中国的可持续发展靠的是内需，如果要扩大内需的话，必然要扩大对劳方的收入分配。彭光华认为，劳动协商可能是未来的劳资谈判机制，“说得明确一点，工资无法强制增长，要靠谈判，但是我们现在没有谈判能力，没有谈判主体，也没有谈判条件，可通过劳动协商慢慢地形成谈判机制。”
对于甚嚣尘上的广本罢工事件和深圳富士康跳楼事件，有观点认为，极度枯燥的工作会造成沉重精神负担，甚至使人发疯，这是以往的工业理论没有预计过的，但今天正在中国发生。富士康作为“代工经济”的龙头，扩展到空前规模，却衍生出意料之外的问题，难以进一步提升，显示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道路已走到尽头，必须加快向价值链上层攀升，经济才可持续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