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10月14日，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陈贵在《缓解北京人口暴涨、交通爆堵的建议》一文中声称，“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一言激起千层浪。高房价是否真能控制北京人口膨胀？鼓吹高房价控制城市人口的论调，在社会进步与人类演化的进程中显得过于刺眼？
社会不是“动物世界”
“适者生存”的谬误
陈贵在上述文章中声称，“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陈贵的言论是典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论调。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穷人是生存竞争中的"不适者"，不应予以帮助，人类社会的竞争也应遵循自然界那样的“物竞天择”原则。
在西方，社会达尔文主义在经济上主要被人用于支持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在对待社会的问题上，通常为社会不平等、帝国主义和种族主义政策辩护。
政府失职不能被掩饰
为了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利益，在号称“寸土寸金”的香港，特区政府探索出了一套相对成熟的公屋运行机制，即由特区政府向低收入人群提供的“公屋”，租金仅为同地区市场价的四分之一，这一机制解决了近三成香港低收入市民的住房问题。
在内地，今年住建部提出建设580万套保障房和改造棚户区建设住房的任务，并已和各地签订协议。但到目前为止，时间已经过去三分之二，很多地方住房保障工作的完成情况并不理想，即使是完成情况较好的福建省，目前共建成保障性住房25828套，完成投资39.5亿元，仅占年度计划投资的42.2%。
由于土地财政形成的房地产收入与地方政绩的挂钩，地方政府一方面依靠卖地大赚，另一方面由于建保障性住房无法提高土地收入导致积极性不高。可以说，而希望通过保持高房价，利用所谓的唯一生态门槛来控制人口，淘汰低素质人口，成为政府掩饰失职的最好理由。
文明社应更多关怀弱者
现代社会文明的表现，不在于它对强势人群权益的维护，更体现在对弱势群体的保护。一个社会对弱势群体的保护，更能体现社会的整体优越性，社会中任何群体的利益也都无需担心受到损害。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在提倡效率优先的大背景下，公平问题也日益引发各界关注。可以说，放任高房价，以高房价来控制特大城市人口增长这一论调，本身就是市场化改革被部分所谓专家、学者极端解读的一个典型案例。
如果单纯依靠市场的力量，最后的结果必然是形成弱肉强食的局面。现代文明社会应该更多关注弱势群体，物竞天择的原则与文明社会的理念格格不入，也与本届政府“以人为本”的执政理念，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主张格格不入。
高房价难解人口膨胀
资源过度集中于大城市
在我国，由于政府主导经济的发展，带来的结果是资源向特大城市过分汇聚。像北京、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的一线城市，在经济、文化、医疗、教育、公共设施等各种社会资源方面具有明显优势。
比如，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聚集了全国最优质的教育资源，一旦拥有这些城市的户口，就可享受到在教育方面的种种优惠。以北京为例，数据显示，山东高考生数量是北京的6倍，而北大、清华下达给北京市的招生指标却是山东的5-6倍。北京约一百多名考生中就有1人有机会上北大、清华，而在山东，4000多名考生中才有1个人有此机会，机会相差三十多倍。如此高的悬殊，也是北京户籍深受外地人进京人员追捧的原因之一。
由此可见，像北京这样的特大城市，人口膨胀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源的过分集中。只要资源过分集中这种局面不改变，即便是维持高房价，人口向特大城市集中的趋势短期内仍然很难改变。
房价年年涨，人口年年增
近年来，尽管一线城市房价年年涨，但人口仍旧年年增加。以北京为例，从2004年以来，北京的房价在节节攀升，但是人口的增长也没有随着房价的上涨而停滞。
数据显示，2004年，北京市每平方米商品房均价为6232元，截至2009年10月，北京市每平方米商品房均价已达到16057元，而2009年1月份时均价不过的10403元。
另据国务院批复的《北京城市总体规划(2004-2020年)》，到2020年，北京总人口规模规划控制在1800万人左右。但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其中户籍人口1246万人，居住半年以上的流动人口726.4万人，举家迁移比例逐年提高，达41.2%。
分散大城市功能才是出路
资源向特大城市集中，一方面与权力集中导致资源配置集中这一因素有关，另一方面也与特大城市的功能定位有关。以北京为例，北京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而在国外，一些国家为了解决首都人口过多，采取分散首都功能的措施，将政治首都、文化首都、经济首都分离的方式，避免城市功能不堪重负。
以南非首都为例，南非政府、议会和最高上诉法院分处三个城市，故有三个首都。其中，行政首都比勒陀利亚（中央政府机关所在地，人口约240万），立法首都开普敦（全国议会所在地，亦为西开普省省会，人口约300万）,司法首都布隆方丹(最高上诉法院所在地，又是自由州省省会，人口46万)，有效分散了城市功能。
高房价降低城市竞争力
人口自由流动提高效率
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在市场经济里，生产要素(包括资金、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是经济效率提高的重要条件。包括人口在内的生产要素的自由流动，也是我国市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成果。
从政治的角度来看，在西方市场经济国家，自由迁移和定居是公民的基本政治权利，政府在正常情况下不能限制。在中国，虽然在计划经济时期一直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控制人口向大中城市迁移和定居，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依据我国法律规定，没有户籍迁移的人口基本上是可以自由流动的。人口的自由流动使得打破“城乡二元结构”成为可能。
高房价增加商务成本
高房价对于任何一个城市来说是一把双刃剑。房价过高会影响城市的商务成本，进而影响到城市的竞争力。早在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院就在该年发布的《城市竞争力蓝皮书》中指出，过高的房地产价格会影响城市竞争力的增强，目前房地产价格过高、偏离应有水平最严重的5个城市是深圳、杭州、上海、北京、厦门，这5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被认为“严重不健康”，另各有15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被认为“不健康”和“基本健康'。
很显然，如果一个城市的房地产价格很高，不管租地还是租房的价格也势必很高，企业盖办公楼、租写字楼，建生产厂房、仓储房的价格(成本)也将相当昂贵，其商务成本支出必将水涨船高。而且，随着房价及租房价格的升高，企业员工的生活成本支出也大幅上涨，这使得企业必须给员工支付更多的工资，用人成本的增长加重了企业负担，同样导致了企业的商务成本水涨船高。此外，一线城市房价和生活成本的居高不下也引发人才外流。一个典型的现象是，近年来，随着高房价的压力下，在一些白领盛行“逃离北上广”的口号。
附：《缓解北京人口暴涨、交通爆堵的建议》
高房价、高租金和高生活成本，是控制北京等特大城市人口无序膨胀的唯一生态门槛。
--陈贵 中国房地产学会执行会长、北京房地产学会常务副会长
北京面对超负荷公共资源瓶颈，第一直观感受就是停车难，出行难！对于北京城海纳百川的和谐思想绝对不可持续，挤走了夹心层的知性青年，迎来的是吃苦耐劳的外地贫困阶层。近年来，感觉北京大街上走动人的整体素质在逐渐下降，财富水平两极分化程度越来越大。
北京城里的农民工子弟上学比北京市户籍孩子交的学费还要少。外地低收入群体认为，在北京比在老家还好混。谁来都欢迎，啥人都能活的北京思想，要不得。
北京想成为国际化水平的都市，必须要有生态门槛。马路上的车子档次不能太差，人的素质整体水平不能太低，生活起来不能太容易。试想，如果取消北京户口，一视同仁，敞开门欢迎全国人民来住，房价不上天才怪！北京人口激增必须得到有效控制，还是要遵循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道理。
物以类聚，人与群分。行政的关怀少一点为好，就像计划生育政策(博客专区)，只是降低了人口数量，与提高人口素质联系并不大一样，计划的结果，是富人、名人、城市自由人生了两个或更多孩子以上。
结论是，像北京、上海等特大城市的房价不能再降了，10万以下的车不能在北京上牌照了，外地低收入、低素质和低学历等群体数量不能再增加了。加大一切在京成本是唯一的生态门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