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22日，呼和浩特警方宣布，损害伊利等奶企商品声誉的蒙牛乳业儿童奶负责人安勇以及北京博思智奇公关顾问有限公司赵宁、郝历平、马野等四人已被正式批捕，从目前掌握证据判断，此案无更深层次背景。稍早时候，蒙牛就“安勇诽谤事件”发表声明称，安勇系其个人行为，并非蒙牛集团企业行为，蒙牛已将其除名。
“安勇诽谤事件”指的是安勇发现伊利儿童成长牛奶产品在其包装上标明含有鱼油（DHA），与博思智奇公关公司一起在网络上发表大量“鱼油中含有的EPA成分对婴幼儿健康不利”的言论，伊利随后正式向公安机关报案，目前此案已告侦破。
蒙牛用“个人行为”撇清与公司瓜葛，公安机关也宣布此案没有更深背景，民众依然感到震惊。 如果将“安勇诽谤事件”拆解，我们会发现，2008年的三鹿奶粉事件是一个重要的时点。三鹿奶粉的三聚氰胺事件直接暴露了全行业产品质量的内幕和运作的“潜规则”，所有国产奶业，在三聚氰胺问题上几无幸免，整个行业面临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机。最终，“斩杀”三鹿，全行业则被赦免，几个犯下大错的奶农成为最大的“替罪羊”，其他利益主体则全身而退。政府试图用一种“大局观”的方式来拯救整个奶业的溃败。
三鹿破产之后，三聚氰胺阴魂不散。奶业市场呈现出强者愈强的格局，三巨头伊利、蒙牛和光明快速恢复并盈利。尤其是伊利，是“后三鹿危机”时代最大的赢家，以婴幼儿奶粉增长最快，稳居国有品牌第一的位置，蒙牛与之相比则明显退步。“后三鹿时代”不仅创造了新的三强格局，同时也提供了一种新的竞争战术可能：只要将对手描述或者暗示为“新的三鹿”，通过揭示奶业产品的不安全性来达到战胜对手的目的。
更重要的是，为什么这种新的竞争战术会发生？我们认为，原因就在于企业了解政府是用一种“大局观”来调控乳业，而不是根据市场竞争和法治来调控行业。受害者如果深查，但必然受阻，因为三鹿事件证明赦免的必要性在于维持“乳业整个行业的利益”。而肇事者只需牺牲一些小角色便可化解压力，就像三鹿事件中只需惩办几个奶农一样。
用所谓“大局观”来管理行业是一种值得商榷的思维，好的市场经济精妙之处就是在自发运行中会发生大量冲突，而这些冲突可以通过中立的法治来解决，没有姑息，不惧怕短暂的崩溃，不需要救市。需要的是严惩带来的记忆，需要的是参与者对规则的心知肚明和严格遵守。一旦管理当局用一种人为建构的大局观来理解行业处境和出路的时候，其实意味着毁坏中性的规则。
比如三鹿事件，既然那么多奶企很早就加入了HACCP系统（“危害分析关键控制点”系统），这意味着“公司+农户”原料奶生产方式中，公司有能力控制农户的原料奶质量，不应当事发后将所有问题都推给散户饲养和监督不力，因为HACCP体系鼓励奶企和农户之间从单纯的购销关系变成“风险共担”，即奶牛的投资风险不能由农民承担，奶企必须分担风险，从而控制农户的投机行为。但是，管理当局对三鹿事件的惩处让奶企享受HACCP体系的名誉好处，但却没有承担其责任。
还有在不久前公布的《生乳安全标准》，监管者似乎为了体现“兼顾行业现实，保障散户奶农的利益”的“大局观”，大幅度放宽了标准，例如每毫升牛奶中的菌落总数标准由原来的50万上升到了200万，比美欧标准高出20倍。菌落总数代表着对原奶的破坏能力，这意味着损害基本健康。过低的标准，又不鼓励市场主体通过竞争和法律来提升质量和惩罚错误，它所产生的破坏，要比安勇厉害不知多少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