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黄事件”所引发的争议，涉及面越来越广，从农民的土地权益到集体土地制度，从物权保护到人权保障，从政府的执政理念到农民自身的行为观念，从维护社会稳定到政府权力约束，不一而足。这些见解和建议，如果都能被各级政府借鉴吸收，相信对减少强拆以及权力部门其他的不当强制手段，减少老百姓的痛苦与无奈，一定会产生积极作用。在笔者看来，“宜黄事件”其实只是我国城市化过程中围绕土地上演的许多悲剧中的一出，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其实与事发地一位官员“没有强拆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强拆就没有中国的城市化”的自我辩护不无关系。人们从中看到，原来我们的一些地方政府和官员的发展观念，特别是城市化发展观念，真的存在很大问题，这个观念问题不解决，就无法避免悲剧的反复重演。笔者从自己所从事的城市化和乡村治理研究的角度，希望能为讨论提供另外一种思路。
讨论城市化，必须明确中国城市化的基本前提，因为城市化不是也不能只是人都住在城市，聚集在一起就行了，还要讨论城市化的质量问题，讨论城市化与中国经济发展的关系问题，讨论城市化与中国人民生活质量提升之间的关系问题。城市化不只是城市化率的高低，而且要考虑城市化的质量，城市化也并非仅是户籍制度改革，而且要考虑就业与社会保障。总之，城市化是一个系统工程，而其中尤其需要统筹考虑的是中国经济结构与劳动力再生产的状况，这是讨论中国城市化必须要明确的两个根本性问题。
中国经济结构及特征
中国目前的经济结构中，一、二、三产业中，第三产业产值和就业，相对于发达国家的水平显得太低，比如，美国第三产业的产值和就业，占G D P和就业人口总数的比重均超过70%，中国2008年的数据仅为40%和33%，也正因为此，国内学界和政策部门认为必须加快发展第三产业，只有第三产业发展起来了，社会就业才会提高，农民进城就不愁找不到工作，中国的城市化建设就可以加快。
以农业为主的第一产业占中国G D P的比重连续下降，今后还会下降，目前农业产值占G D P的比重已经只有10%左右。如此之低的产值与如此之多的农业人口，是导致“三农”成为问题的一对基本矛盾。只有当农民大量转移出来，仅留下较少农民来分享越来越少的农业G D P时，农民的经济收入才可能相对较好。不过，农业主要是生产与人们基本生活密切相关产品尤其是食品的产业，农业是一个社会的基础产业，农产品（000061）消费构成了任何一个家庭最为基础的消费。从恩格尔系数即从食品支出占家庭支出的比重来看，即使在发达国家，食品支出也要占到家庭支出的三成以上，一些发展中国家要占到五成，中国目前农村的食品支出约占到农民家庭支出的四成。
中国当前农产品价格极其便宜，绝大多数国民都可以解决温饱问题。这一点很重要，一是基本营养是身体健康和国民素质的基础；二是正是廉价农产品，使进城务工的农民可以廉价生活在城市，而廉价劳动力又构成了中国外向型经济成功的重要基础。当然，廉价农产品也使中国城市贫困人口可以有较为充足的副食品，可以消费得起鲜活农产品；三是农民往往营养良好。
尤其重要的是，中国农村人口占全部人口的多数，这些生活在农村的人口，虽然都是人均耕地面积极少的小农，但这些小农因为有土地，就可以自给自足。
构成中国G D P最大比重的是第二产业，其中外向型的“中国制造”又是其中最大的一块。
在全球化背景下，“中国制造”因其廉价而可以占有世界市场。不过，“中国制造”也正是凭借廉价优势才占有了世界市场。“中国制造”的重要特点是其技术含量低、产品低端，是组装产业甚至只是“代工”企业，因此是高度竞争性的产业。因其低端高竞争，而使“中国制造”既无法获得垄断利润，也无法实现高附加值，且“中国制造”必须廉价才能在消费市场竞争中占据优势地位。恰恰中国劳动力廉价，且土地制度有优势，而使中国可以生产出几乎是世界上最廉价的消费品。
中国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业不多，高科技高附加值的产业就不多。“中国制造”的绝大多数都集中在低技术、高竞争的未端制造加工组装行业，因此只能是低利润的。中国要发展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高科技的战略产业，但这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且需要国家正确的产业导向与支持，需要中国社会足够的耐心。在“中国制造”仍未成功变身“中国创造”前，中国第二产业即使创造出巨额的G D P，也不能带动第三产业的快速发展，其中的关键是“中国制造”无法承担起工人的高工资和社会保障，第二产业的就业者因此无法为第三产业提供消费能力。反过来，正是中国廉价的劳动力为“中国制造”占据世界市场提供了前提。
当中国经济结构在世界经济结构中所处位置未变时，中国能利用“人口红利”来实现“中国制造”占据世界市场，就应该是一个极大的成绩。当然我们不满足于“中国制造”，而要“中国创造”，但“中国创造”是未来的理想，不可能一蹴而就，现实则是“中国制造”，我们的一切考虑必须从现实出发。只能在细心维护“中国制造”的基础上，耐心培育“中国创造”。
在可以预见的未来30年，“中国制造”仍然需要依靠廉价劳动力的优势来维持其在世界市场上的主导地位，并为中国换回升级到“中国创造”的资源。这个意义上讲，中国是否出现了“刘易断拐点”，及“人口红利”是否已经吃完，并非问题的关键，关键是，我们的制度设计要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如何继续保持“中国制造”的优势，二是如何将“中国制造”所获资源用于发展“中国创造”。
以上两点，都意味着中国不应该将经济发展的重心置于消费性的第三产业的发展上，更不能置于投机性的房市和股市上。保持“中国制造”优势的关键是中国能否继续提供大量源源不断的优质廉价劳动力，而发展“中国创造”的关键是在遏止投机性产业过分膨胀。
在“中国制造”不能为劳动力提供高工资和高保障，不能为国家提供高税收时，消费性的第三产业就发展不起来，服务业的高就业就没有前提。城市就业机会因此不多，大量农民进城的结果可能就是大量失业。
农民如何完成劳动力的再生产
按马克思主义原理，劳动力的价格与谷物价格关系极大，因为劳动力再生产必须要能保证基本卡路里的摄入。中国农产品是全世界最廉价的，因此中国劳动力廉价。中国的贫困线水平低于世界水平，其中一个原因是中国农产品价格也许是世界最低的，温饱问题的解决在中国不是难事。有一次在农村调查，一个农民讲，现在随便打一天工，用打工收入来买米，可够自己吃一个月。这是实情。中国农产品价格低，并不只表现在粮食价格上，果蔬价格也很低。因此，在中国要解决温饱问题，只需要比较低的工资即可。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城务工的农民工不再年轻，在城市务工，工作越来越不好找，工作环境越来越恶劣，工资越来越低，开始年老的农民工就回到家乡。他们有家可回。年龄越大，在外越是没有归宿感，思乡念土之情越重，农村的家乡是永恒的归属。正是因为有农村这个最终的归属，在城市努力劳动和节俭生活才显得出意义。
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夸大农民的城市梦。当农民有足够收入时，他们当然可以做城市梦，但若他们没有足够的收入，年龄又逐渐老去的时候，他们还可以做城市梦吗？城市梦碎，家乡难回，这才是进城农民的真正悲剧。无论如何，尤其是那些无法在城市体面生活的进城农民，家乡的农村不仅是他生活上的归属，而且更是他们精神上的归属。
反过来讲，正是农民可以在城乡之间流动，可以有城市和农村的两笔收入，可以为进城之后却不能获得足够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即可以返回家的制度安排，而使进城农民工劳动力可以继续廉价，从而可以为“中国制造”继续提供强有力的支撑。
我们可以设想，农民全家进城了。在农民工资收入并不增加的情况下，全家进城的农民工家庭，首先是开支大幅度增加，因为城市的消费远高于农村消费；其次是失去了务农收入，因为五、六十岁的父母已经无法再种田了。而五、六十岁的父母在城市找工作也会十分困难。即使国家免费送房子住恐怕生活仍然会困难。
这个时候，要让进城农民全家仍可以保持最低限度的体面生活，就必须较大幅度地提高农民工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但在中国经济结构未升级，“中国制造”还要依靠廉价劳动力支撑的情况下，无论是农民工工资的提高还是为提高社会保障水平而增税，“中国制造”的竞争力都会降低，由“中国制造”来推动“中国创造”的资源转移能力因此减弱。
若不能大幅度提高全家不可逆进城农民家庭的工资水平和社会保障水平，则进城农民的生活质量就会降低，甚至不久之后不得不进入贫民窟的生活中去。贫民窟当然不是编造出来的谎话，而是几乎所有发展中大国城市化的产物。所有人都知道，无根的、无法治理的城市贫民窟的生活质量是远不及有根的有序的有熟人关系的村庄生活的。
或者说，对于当前经济处境下的中国城市化，可能的选择有二，一是农民不可逆的进城从而在较短时期内获得较高的城市化率，其结果是因为大量进城农民在城市失败后不再有维持体面生活的条件，而因此形成大规模的贫民窟；二是农民可逆的进城，即当农民进城失败，他们即返回农村家乡过依旧的生活，城市没有大规模的贫民窟，同时城市化率比较低。
以上两种选择源自政策设计，若政策设计为农民不可逆的进城，政府甚至为了提高城市化率（或甚至只是为了要农民的宅基地这样等而下之的目的，如重庆正在进行的“户改”），则大规模城市贫民窟几乎是必然产生出来。若政策继续强调农民土地承包权的稳定，强调土地的社会保障功能，强调土地只能有限度地流转，则即使中国城市化率提高不快，城市却不会出现大规模的贫民窟。
以上两个问题才是讨论中国城市化的根本性前提，是最为关键的基础并决定中国未来发展大格局的问题。糟糕的是，当前学界及政策部门讨论城市化时，却将主要注意力投放到土地、房地产以及户籍制度改革等表面问题上去了。
土地与房地产等问题
当前国内学界与政策部门往往将一些很表面的问题当作根本来讨论，最典型的就是重庆市的“户改”和山东省诸城市的“村改居”。这种讨论不理解土地非农用的价值来自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要，没有经济社会的发展，土地的价值也就是其农用价值。正是因为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才使得非农用土地具有超额的级差价值。正是因为经济发展要求有更多土地非农用，而国家限制土地非农用，就使非农用的土地表现出超额价值，也才会出现表现在建设用地上的普遍的“土地拜物教”。
如果国家不限制土地的非农用，因为土地使用的不可逆性，和农产品所具有的超出一般商品的战略基础性及由此带有准公共品性质的特点，而使国家在土地使用上采取相对严厉的政策。在中国耕地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必然限制耕地的非农使用，但因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确需要占用土地，国家也就不可能在土地政策上严厉到不能占用任何耕地的地步。因此，国家的土地政策大致是在这样一个控制范围内，即希望非农用土地可以附载一个较高的价值，这个较高的价值远超过土地的农用价值。
因为建设用地分为农村和城市两大块，且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一样，因此，土地非农用的附加价值要求就会不一样。大致来说，在土地非农用上，可以保护耕地，又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活力，即是其政策的空间所在。
中国当前执行严格耕地保护政策，必须保留18亿亩耕地的红线，但中国并非没有任何拿出（比如2000万亩）耕地作为非农建设用地的空间，中国还有大约2亿亩可以复垦的农民的宅基地。既不浪费土地又可以为经济发展提供润滑作用的土地用于非农使用，使非农使用的土地有一个合理的级差收益。我们假定，国家每年拿出500万亩建设土地使用计划，从而可以在目前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下，创造出每亩土地100万元的级差收益（这些不考虑土地的位置和地区差异），则如果国家每年拿出1000万亩建设用地计划，每亩土地的级差收益肯定达不到100万元，而可能只有70万元，甚至因为土地供过于求，而低于50万元。而若国家采取更为严厉的控制土地非农使用的政策，每年只拿出250万亩建设用地计划，则在旺盛的土地需求下，每亩土地的级差收益可能突破150万元。
因此，我们不能用国家严厉控制土地非农使用情况下所产生出来的建设用地级差收益，来推算全国土地可以创造出来的价值。土地非农使用价值，只是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旺盛需求，与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的现有量的供需关系，创造出建设用地的价格，而因为可以用于建设的土地总量并不是国土面积，而是国家每年批准的建设用地面积。国家批准用于建设的土地越少，经济社会发展对土地的需求越大，则非农使用土地的价格越高，土地非农使用价值较农用价值越远。
若国家不限制土地的非农使用，在中国国土面积极大的情况下，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所需要的非农使用土地只占整个国土面积极小的部分，大量圈占土地，可能导致土地非农使用的价值低于土地的农用价值：土地太多了，经济社会发展所要求的土地有限，因此，出现了土地仅以略高于甚至等于土地农用价值进行交易的情况，这种情况下的土地级差价值主要与土地所处位置有关，而与土地性质关系不大。
与土地相关的是房地产，房地产本来是为居民提供住处的，当前中国经济却以特定时期的供求关系（甚至是人为制造出来的供求关系，因为其中有大量的投机）特定时期的高房价（远高于房屋的实际成本）来推高对中国经济总量的计算。更严重的是，本来房地产只是服务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基本物品，却被当作发展经济的有效措施。这是本末倒置的。
总之，中国城市化的核心不是土地不够用，也不是没有房子住，而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水平和质量，中国经济在国际经济结构中的位置，劳动力在中国经济里是否可以获得足以在城市体面生活下去的工资收入，和国家是否可以从中国经济中收取足够税款，不仅为整个国家的运转提供基本公共品，而且为中国人民提供比较好的社会保障。经济发展来自于投资，而今天的中国，未富先老，到处充斥的是关于土地和房地产投机的信息。土地和房地产本来是要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服务的，现在却反其道而行之。并且由此产生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像钉子户、强拆等事件。这种情况下，中国的城市化实在是堪忧。
不过，目前国内学界、政策部门，尤其是地方政府，都正在破坏“中国制造”所需要的以上三项制度安排，而急于做土地文章，急于做房地产的文章。其表面说项是加快推进城市化，改革户籍制度，打破城乡二元结构，等等，在“中国创造”仍未崛起的情况下，“中国制造”却又优势不在，进城农民退回农村又无可能，那个时候，中国所有附着在土地和房产上的泡沫就都要破灭，而因为失去农民可以返乡这一城乡二元结构所特别具备的缓冲器的调节，各种社会矛盾就可能在更大规模上爆发。
中央应旗帜鲜明地制止当前各地推进的激进城市化举措。应当采取稳健从而更加安全的城市化战略。中国的现代化不可能一蹴而就，太快了容易翻车。这，也可以看成宜黄事件给我们一个启示。
陈锡文：我国涉农问题面临三大挑战
2010年10月22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承办的“中国社会科学论坛（2010年-经济学）———后金融危机时代的社会保障与人力资源发展”在北京举行。
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副组长兼办公室主任陈锡文在会上表示，18亿亩耕地红线必须保护。
陈锡文指出，2010年涉农问题面临的困难不可低估，挑战主要来自三个方面：
第一个挑战就是中国人口众多，吃饭问题不可掉以轻心。
陈锡文说，“要不要保护18亿亩耕地的问题？———要保护。”18亿亩耕地，每年反映在播种耕地上，23亿亩左右，其中粮食16亿亩左右，除此之外，植物油2亿亩左右，棉花，糖料，蔬菜，等等全部加在一起23.5亿亩。如果国际市场大豆植物油有重大变化，国内就会有重大问题。实际上，要保持目前生活水平，还需要利用境外6亿亩播种面积。中国的粮食问题，不能说有稳定的安全基础。保护耕地，培育现代农民等任务，仍然非常严峻。
第二个挑战是稳定农业基本经营制度。
目前农村人口仍占国民的大多数，农村人口数量将长期庞大，必须保持农村基本经营制度的稳定，不能把土地制度问题简单视为一个经济制度问题，而应视之为关乎农村社会结构乃至政治制度的重大问题。近年来，一些地方进行的“改革”、“试点”、“创新”，包括把土地流转给企业、将土地指标转化为城镇建设等，对这个制度的稳定产生了明显影响。
第三个挑战是如何推进城镇化。
统筹城乡发展综合改革实验区，取得了很多经验，似乎所有改革都围绕土地制度展开，土地改革、土地建设，在中国最快速从土地获取财富的方法，就是转变土地用途，把农民的地变成政府的地，把农业用地变成工业用地，这就会出现耕地大量被占用，农民失去土地的问题。这件事情需要可控，否则会影响到粮食、蔬菜的价格问题。
农民在失去土地的过程中，获得了什么赔偿，是值得考虑的问题。征地制度要改革，现在的征地制度对农民不公平。城镇化过程中，农民能得到什么，他们感觉是非常模糊的，必须改变农民的生产方式，这些都没解决，就给农民城市生活方式，这样是不行的。
陈锡文说，推进城镇化过程中，保持农村的稳定问题，让农民进退有路，才会有比较大的好处。
到2030年，人口最多，城镇化达到70%，在农村仍有4亿人，折腾了80年，还有4亿农民。所以中国的城镇化一定要有自己独特的道路。中国要有自己的特点，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方向要明确，推进的过程要理性。
目前，关于如何推进城镇化的争议不小，但必须明确以下几个问题：
一是城镇化与新农村建设的关系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我国仍将有大量人口在农村生活。因此，我国一定要把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作为双轮驱动，并行不悖地推进，而不应当简单地认为只要推进城市化就可以解决农村的发展问题。
二是城镇化与农民市民化的关系问题。目前的城市化主要是城市在空间上的不断扩张，并没有真正给农民创造多少转为市民的机会和条件。2009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很明确地把城镇化放在了重要的位置上，并明确当前要把具备条件的农业人口转为城镇人口作为推进城镇化的重要任务。明确这个重点，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选择。
三是城镇化布局问题。这些年城镇化的重点主要是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大城市。事实证明，大城市生活成本很高，农民很难进去成为正常市民。2009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再次明确要求，要将加快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发展作为重点。这就要求在工业化、城镇化的过程中 ， 不 断 优 化 经 济 结 构 和 产 业 布局，使内地的中小城市、小城镇尤其是县城和中心镇有更多的发展机会，为农民的就近转移创造必要的条件。从而在农民向城镇转移的基础上，一方面逐步扩大农户经营的规模，一方面通过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生产的社会化服务，使我国农业走上现代化的道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