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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台铭:把财富用到真需要的人身上

2010年10月30日 17:45 中国企业家网 郭台铭我要评论0字号:T |T

60岁的郭台铭被看作铁腕领导,率领鸿海集团创下“黄金十年”,是世界代工制造业的绝对领袖。但作为一个丈夫、父亲、儿子,他却也又掩藏不住的柔情。近期,他接受央视采访,披露了对员工自杀事件的自责之声,分享其对中国人口红利,内需市场形成的观察、对代工制造业的详细剖析,以及对自己财富人生的回顾。以下是其观点全文:

“对富士康事件,我很自责”

我自己很自责这件事情,从发生以后到最近9月底,我大概在龙华富士康总部住了将近4个月的时间,每天都在关注。中央也很关心,尤其是社会保障部,尹部长及杨部长派了200多位来辅导我们,来调查我们,来看我们所有的问题。我觉得他们有一个非常完整的记录跟报告,因为他们不愿意公布,我们就不好说。

我觉得我们也要付一部分责任,责任就是没有警觉到年轻一代他们需求转变了,没有关心他们在工作余后的生活感情,我们在发生这十几例里面,其实将近有一半是感情的问题。

爱情的问题,所以这些都让我们非常痛心。所以我们丰富员工在下班以后的生活,对他们有各式各样的人文关怀,对他们不是只有工作上的一个关怀。

尤其我们这里都是在20几岁的年轻人聚集,我们在深圳两个厂区有四十几万个同仁,在这个同年龄层这个阶段的年轻人在一起,我们要照顾到他们所有的,除了工作以外还要照顾他们的感情,照顾到他们的生活,照顾到医疗。当然不能说能做到十全十美,做到完全的无缺点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我们在尽努力。

经过这次事件以后,我们也做了很多调整。包括要往内地迁,就是希望让他们能够回到家里,最起码有任何的困难能够随时跟家里人打上个电话或者见一面,他很多的事情就会想得开。

我们希望这个事情能够尽量减少发生,但是我们要说不再发生,这是非常困难的。因为我们在大陆有95万个员工,等于一个中型的城市,而且都是年龄层很相近的,这些人聚集在一起,我们很难不说将来不会发生任何感情的问题、个人家庭的问题,甚至有一些个人有家庭的病史,我们过去都没有注意到这个问题,我们事后也请了很多专家来做了辅导跟调查,我们学了很多,所以我们有把握把这个现象降到最低,而且可以让他们工作得更愉快,让他们工作得更有归属感,

我们虽然艰辛,但是总算一步一步从最困难中走过来,这有赖于工会跟全体同仁的努力,我们没有一天中断工作,虽然大家都经历很大的压力,但是也感谢媒体给我们很大的鼓舞,支持我们度过最困难的时间。

大陆劳力成本仍有优势

我想两派的观点其实并不互相矛盾,中国人口红利有众多的从业人口能够来从事制造业,不管是低端的、中端的跟高端的,也就是因为中国的经济从我们改革开放以来,这几十年来,从加工贸易到外销到转成内销的市场,我觉得中国就是因为辛勤的劳动力创造了巨大的外汇。我们富士康20年前从深圳后来到了昆山,一路在全中国布局,有幸地参与制造业在成长的过程中,也在这里创造了很多工作机会,

但是赚了钱以后本身就会成为内需的市场,所以人口红利就是说,当我们人口众多,有巨大的人力市场可以支持制造业。这个制造业到了一个程度以后,随着经济的发展,劳动成本、劳动条件必须要改善。中国因为经济的发展迅速,所以成本也就会增高,当然工资也要上涨。像最近这两天公布的“十二五”规划里面,让经济的成果让最基层的社会大众以及农民工、劳动力能够分析经济成果,这也“十二五”规划里面很重要的一个主题。

将来这些人如果有了钱,他本身消费能力就增加,尤其新一代的我们叫做农民工也好、基层从业人员也好,他们收入增加了,消费力就会增强,所以内销的市场就会形成。

我们在今年6月份的时候,进出口的总量已经占到国内大陆整个进出口的5.2%,陈部长非常关心我们将来经济结构的调整怎么配合大陆整个经济政策的转型,尤其是外销能够保持继续平稳的增长,可是也希望我们能够把这么好的产品,甚至于把这么好的工艺能够转到一部分内销,让国内也能够分享到我们生产出来的产品,也能够买到合理的价位。

我想我们有九十几万员工,中国有13亿人口,我们大陆有13亿人口,现在有手机的大概超过90%。所以不管是农民工也好,他们都买得起手机,不管是什么样的牌子。人口的红利会继续保持,这是我个人的看法。

现在当然在很多东南亚国家,比如说越南、印度,甚至于将来可能的印尼劳动力成本,比我们大陆的沿海东部地区要相对低一点。可是我觉得中国人第一个勤奋,第二个技术性的工作,富士康其中在大陆有95万个员工,很多一大部分是技术性的劳工。比如说我们做模具,做很多精密的自动化设备,做很多软件的开发,这些工作都是很有技术性的。虽然工资会比较高,可是中国劳工的效率,还有中国很好的普遍性的教育水准,不管是一个高中毕业或者是一个中专的,他们都能够很快地接受新的知识跟新的科技,这个东西不是很多东南亚国家或者拉丁美洲、一些东欧的国家他们的教育水平可比的。

所以说教育的水平再加上人民的成本,这些总体的成本还是我们大陆比较有优势。

我的朋友,沃尔玛的董事长,他就告诉我,他的主管说沃尔玛要到中国采购物品,你是去负责向世界采购,他说你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怎么样分散采购的来源地区,不要过分地集中在中国采购。因为他们就怕有任何风险,当然西方有句谚语,不要鸡蛋都摆在一个篮子。可是经过很多年,他们发觉其它的国家能够采购的都是比较低廉或者是当地民主性特产的产品,真正要能够做到物美价廉还是中国的产品。

中国的人口红利还是会继续存在,哪怕是工资有一定程度的上涨,尤其“十二五”规划要让基层的人民来分享经济利益,一个非常好的构想,而且肯定可以实现,如果真的能够做到这一点,我想中国的红利就会引申出另外一个中国的内需市场,也就是陈部长希望我们也转向做内销。

也就是说,不要全部靠外销来支撑整个经济,要靠自己的内需,所以希望能够外销跟内需达到某一个程度的平衡,这也是我们努力的方向,我们也在从东部沿岸移到中西部开发,这也是我们富士康现在正在努力的工作方向。所以我认为现在有人工红利、劳动红利跟内需市场应该是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的一个关系,应该是一个两赢的局面,而不是没有这个就没有那个,这是我们的看法。

“渠道就是我们的品牌”

郭鹤年先生因为也姓郭,他是我的尊长,我们有幸也吃过几次饭,也聊过,我也很尊敬,他大部分旅行来到北京、上海都住香格里拉,他们做很好的服务业、创造品牌。可是我们制造业今天要做一个品牌不容易,尤其电子业,中国的手机开放的时候,都开放那么多品牌,当初我记得开放几十家,我们现在存在下来几家,除了山寨以外。今天打造一个品牌确实不是一个容易的事,在制造业我们是世界第一,我们遥遥领先所有的竞争对手,去年在圣诞节我曾经接受过《华尔街日报》访问,我说美国圣诞节,畅销的、人家喜欢买的产品十项有七项是富士康在大陆生产运出去的。这就是我觉得我们很自豪的地方。

我们换另外一个方式,我们不做品牌,可能我们会在中国做渠道,因为我们给品牌做,在我们电子行业发展非常得快速,今天你要在一个单一的品牌,你自己要投入资金,像韩国三星、LG,几乎是韩国重要的精英,是国家的力量在支持着企业。今天我们是一个单打独斗的民营企业,我不能不考虑到长远的发展,还是得坚守本路。

可是我们在大陆转成内销市场的时候,可以给客户提供全套服务,我们可以在完整的供应链上给客户,从工厂送到最终终端的手里,用最快速的方式、最低廉的成本,让所有中间的供应链没有产生库存,没有产生不必要的积压、资金成本,这就是我们在大陆要推的万马奔腾。

我们现在鼓励我们公司的员工,只要工作满五年,他们都可以回乡创业,他们自己当老板,我们给他创业贷款,帮他替当地的政府、家乡拿贷款,一个人拿18万,另外给他20万的无息买货,我们跟我们的客户从直接生产到第四五六级的城市,他们在工厂里面学过制造,所以他们可以安装。

像现在很多iPhone,甚至很多电视机、IPTV,将来可能都要教他才会用,在乡村来服务,我们工厂的员工做过这个产品,他已经具备有制造维修的能力,所以在四五级城市供应链,他一个人就可以连着卖、连着销售、连着服务、连着维修都一起作业,他可以自己做老板,这样子我们可以从一台、两台汇集以后,我们准备在五年内开一万家店,在五六级的城市,这样他们很快就可以跟工厂打成一片,我们的客人就可以用最低的库存、最少的供应链成本,让我们在农村的人口也能够用到最价廉物美的产品,不一定要上海来买,不一定要香港来买,这就是我们的规划。

所以渠道就是我们的品牌,我们提供给客户全套的服务,不见得说做品牌就是我们必须要走的路。在我们的行业我想分工得很细,变化得很快,全世界电脑也只有几个品牌,手机也只有几个品牌,那么多人想要做品牌,是不是有多少人成功,这一点来讲我们比较务实,是因为我们做工厂出身。

“品牌并不是货币的保证”

在台湾探讨了几十年的问题-品牌的价值。我们富士康跟我们集团是不做品牌的,可是我们富士康本身就是个品牌,在制造业来讲。我们在电子制造业,我们也是世界现在居于最领先的地位,这些品牌有它的价值。

但是我们有一个误区,这个品牌并不是货币的保障,并不一定是利润最高的,就一定在品牌。今天我们看世界上还有很多品牌,它的利润率也并不高,其实品牌的背后代表的是科技、代表的是创新、代表的是管理、代表文化。如果要变成一个品牌,我觉得要花几十年甚至上百年,像中国很多古老的品牌,包子、涮羊肉,这一些都是上百年的,哪怕同仁堂(600085)的药铺都是上百年的。最做好一部汽车或者电脑,都是这样。

我最近有机会跟宝马汽车的高层谈到,他们要做一部好的汽车,从研发到制造生产的工艺、模具,到各种节能减排所有的东西,都要花几十年的工艺才可以做到这个水准。就拿一个螺丝来讲,我们有很精美模具的螺丝、精美模具的钢材现在都还是靠进口。其实每一个螺丝钉要能够把它做到很好,一般在制造业就讲,在公差来讲,做到90%准确率比较容易,可能要十年的时间,做到99%可能要另外一个十年,做到99.9%要另外一个十年,可是要做到99.99%,那可能就是一个世纪,几代人。这就是精度、纯度跟各种整合的力度。

所以我想在制造业其实还有很大一个发展的空间,在大陆,我觉得一个房子要盖好,不是钢筋,钢筋要做得好,每一块砖要做得好,每一个瓦片要做得好,所以我觉得制造业的空间在大陆还有非常大的发展空间。

你有了这个,我觉得来做品牌,会是事半功倍。单纯买一个品牌,如果品质跟不上,技术创新的能力跟不上,品牌很快就化为乌有,尤其现在资讯这么发达,大家脑筋没有办法记太多的品牌。奥运会的冠军在那个时候大家可以看到金牌、银牌,他们的速度都差了一秒、零点几秒,可是到后来大家记到的就是冠军而已,亚军差0.1秒都没有办法记得到。所以我说在任何一个制造业,要么就做到99.9%,要么就做到最好。我们不做品牌,就是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分心,我们集中精力把我们本身制造这一块做好,这就是我们几十年来,我们的专长就在这里。

我常常跟我同仁开会我就讲,工业的发展不是要进的,是演进的,要进大部分都会失败的,演进就是说要几代人演进,没有错。沃尔沃是一个好的品牌,我也认识李书福先生,我们最近也在谈一些节能的合作,我们也在谈汽车电子的合作,他很有心,他也是一个非常有进取心的企业家,我觉得对他来讲,除了这个品牌以外,我觉得他更要的不是买这个品牌,他要的是买沃尔沃背后的那一群工程师--

设计几十年跟制造上百年积累出来的制造经验的工程师。我觉得他的野心不是只有买一个品牌,这一点我是非常得佩服。

而且他也在跟我在请教,并购一个欧洲的公司怎么整合,并购花钱容易,整合困难。工程师愿意能够在,你能够把他的技术力量在几年之内,或者十年、二十年平顺地把这个技术移转到国内,我觉得这是一本相当大的功课与学问,他要去学习。经验只有四个字,时间、金钱。他花了时间、花了金钱就可以买到经验,但是是不是保证一定成功,没有人保证,但是他年轻,我觉得他有创业家的精神,我祝福他,只要他能够善用中国人的聪明智慧,善用海峡两岸在汽车业,各种的专长能够整合。我相信他要的不是沃尔沃那个品牌而已,他要的是他们这一群制造经验的工程师。

这就跟我刚刚讲的不谋而合,中国有了这个,中国汽车才可以更上一个台阶。

台湾的强项就是半导体TFT,半导体也叫代工,其实它是高科技代工,大陆叫先进制造业,它工艺的水平要用科学的管理。代工是笼统的名词,有做玩具、做鞋子、有做精密产品的。我们90几万员工里面有6万多里面是做精密模具的。我相信你可以看到,你拿在手里的这个iPad,它的精致度,细致的程度这就是我们中国人的模具水准,可以做到世界一流。你讲代工的话,我们除了做装备以外还做很多精密的零件,所有你看得到摸得到的零件大部分都是我们制造生产的。我们不是纯粹是主创,我们在整个产业链里面我们有一个垂直整合。

在垂直整合来说,我们就可以了解到产品的各种层面。比如说像这是一个面板、玻璃,跟一个铝的结合,这些用什么东西能够结合,让它不会摔坏?要经过很严格的测试,这些都是我们在制造。必须对材料的科技,对各种人体的工学,模具大量制造。

设计者跟制造者之间一定要有一个彼此互相的沟通,设计的产品才能够做得出来,做得出来的产品要能够符合设计者的精神,这个需要双方一定要有一定的水准,才能够沟通,把这个要求精准度做出来。今天设计者跟制造者之间是一个互动,不是一个单纯的被动,所以我想我们在这个地方累积了几十年的经验,我们跟很多客户都在这方面,因为我们是做零组件出身的,做模具出身的,做各种玻璃加工这些,我们都有很大的经验。可以做到这么薄,玻璃耐摔,这个硬化的处理就是一门学问,所以彼此在这都有贡献,可是这个东西的创新是人家的创新,我们只是在制造技术上创新,所以他们有他们的应得的利润,我们有我们该赚的利润,所以我们分工得也非常愉快,双方的合作也非常愉快。

其实大家想,苹果他纸箱都在中国买的,除了几个重要的芯片不在中国制造,其中很多零件都在中国制造,其实附加价值是在中国所提供出来的。最近我觉得联通也都是这样子,所以苹果在中国的电子业,尤其将来我们的制造业有很巨大的发挥影响力跟作用。

他的要求让我们能够更精进,他的要求让我们晓得怎么样能够做到完美,而不是做到一个好,而且要做到高贵不贵。

美国放弃制造业,他们本身也在问是对还是不对,只有设计没有制造到底好吗?其实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从我制造业的观点,制造业可以带来的整个附加价值不是只有他付给你的工钱,是所有产业链过程中,今天他要运输出去,他的车子、飞机、轮船,这些东西可以累积中国几千亿美金的外汇,我想这些东西都是制造业所累积出来的。

培养一群接班人

有一句名人说的话,你告诉任何一个伟大人物的英雄史,我同时可以告诉一段他的悲剧史,每个人要看从哪个角度去看。我本身,当然今天坐在这里大家认为我有很多财富,但是有谁晓得我内心快不快乐,我内心幸不幸福,我过去几年来遭遇到很多的离去,我最亲的亲属离我而去,我请了全世界的名医都没有办法治好,我甚至体验到金钱不是万能的,金钱买不到快乐,金钱也买不到幸福,而且可能金钱会带来你很多不必要的困扰,如果你留给下一代,可能会把这个困扰延长到下一代。

我没想到您这么认真做调查,了解到我在第二次婚姻的时候,把我的财产九成都捐出去做信托公益,本来这是个人的事情不想说,今天你问起来,我就讲。我经过人生的两次最困难的遭遇,我在第二次婚姻的时候,我就问我太太,我的律师告诉我,你必须要签一个契约,将来夫妻财产,将来有一天你百年之后财产怎么分配,我才想到。过去在创业,第一个太太说没有这个问题,第二次婚姻的时候突然问我这个问题,我思考了几天,我接受她的建议,但我也告诉第二任太太,我有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做抉择,我说我要九成财产捐出去,甚至将来生的小孩,最多将来只能分到十分之三的财产,你愿不愿意,后来她很爽快地就签了这个约,而且我们在台北的法院,我们是08年结的婚,都已经做过所有财产的公证,因为你不能嘴巴讲签字,要完成法律的程序,我们都已经完成所有的公证手续,你今天问的,我才把它讲出来。

我现在每天工作16个小时,我公司一年的年薪就是一块台币,我曾经自己也讲过,我前面的人生20年,是为钱工作,我后面的20年是为理想而工作,我想我现在差不多工作40年,我再往后20年,我会为兴趣而工作。

我常常羡慕一个人,为兴趣而工作,为理想而工作,又能够赚钱,这是最幸福的,很多伟大的画家,甚至伟大的书法家,伟大的艺术家、钢琴家,但是我们作为一个企业家,我们只能一步步的过来,所以我现在已经离开,在为理想甚至在为兴趣。

我也讲过,为钱工作你会觉得疲惫,因为钱并不能完全带给你幸福,为理想工作,你可以耐风寒,耐挫折,为兴趣工作永不疲倦。所以我想是我人生目前奋斗的目标,是在理想跟兴趣之间,我希望能够在中国人的世界里,在制造业、在大陆能够多训练一些人,我们每年从各大学招5000个大学毕业生到富士康来培训,现在富士康的人,很多地方都要挖角,因为他们都说富士康的人好用,我们认为这就是我得到的快乐的一个源泉。另外一点,对慈善事业,我是山西人,我爸爸是山东烟台人,我想我在我的家乡都做了很多慈善有关的工作,我觉得真的是施比授要有福、有快乐,这是我的看法。你刚才问到钱留给子女,还有最近你也下午问到我,说巴菲特先生请中国的富豪捐钱做慈善,有的富豪说要把钱留下来做投资,做更有用的事情,我觉得这两个都不相违背。

我举我的例子,我将来的财产已经信托要捐出去,在我有生之年我能够赚一点、多积累一天,多投资建设,多投资能够让更多人有更好的工作,能够在很多地方能够发展很多科技,我觉得我还是用我的资金来推动我的工作,可是我将来工作的成果,我不遗留给我的下一代,我会把它当慈善,把它捐出去,我觉得这样对他们反而是一个激励。我儿子自己现在也在创业,我大儿子,前妻生的,我觉得他们都了解赚钱不容易,我觉得让他了解赚钱不容易,让他了解自己赚来的钱自己来花,更心安理得,我觉得这是给他们最好的财产。规规矩矩做人,诚诚信信的信守工作的职业道德各项。所以我觉得财富真的是不能带给一个人真正的快乐跟真正的幸福,只有把财富用到真正需要人的身上,甚至用到社会上,因为我们能够多赚点钱,我觉得已经够了,我们可以这个能力证明自己可以经过规规矩矩挣一毛,我的每一毛钱我自己感觉都是干净的,每一毛钱都是这样累积起来的,我30几来创业来累积的经验。

今天有机会让我来说一下我的心力路程,当然我不能劝人家,就是说我自己这样的看法,当然每个人都有他做自己的决定,因为毕竟是每个人的辛劳、血汗钱赚来的,他想怎么花是他的,可是花钱常常不能代表满足,反而是代表一种空虚的表现。

我已经可以说过了我们赚钱的,现在在为理想做事,我想我很快乐进入到为兴趣而做的事,我已经过60了,当然郭鹤年先生也给我鼓励,我看他80几岁,他还在工作。我本来要退休的,看到他,看到王永庆,我都很惭愧,我们是不是能够再做一点事情,把过去累积的经验传下去。所以我的兴趣是将来多能够培养一些年轻人,我们在最近深圳选拔了很多大陆优秀的干部,我们跟清华大学合作,在深圳搞IE学院,我们训练很多优秀的干部,这些年轻人的培育,我想这是我现在很有兴趣的工作,希望能够看到他们年轻人的一代比我们优秀,这是我的兴趣。

我会培养一群接班人,我现在万马奔腾培养10000个创业家回家创业,中间可能有5000个失败,可能有5000个成功,我可以从中间来挑选。

我已经在几年前宣布,不把我的位子交给家族企业的任何人。我曾经在内部都讲过,我们内部有讲台干、中干,我说台干、中干只有能干的才是干部,今天不管是哪里,只要他能干,都可能接我的位子,可能在几年内我会退出在第二线,因为我们的工作,电子行业变化非常快,每三个月就有一款新的产品,每五个月就有下一代,四机、五机一直出来,今天变化非常快,所以要靠年轻人。

互联网时代的来临,下面到物联网,所以我们今天一定让年轻人赶快接班,所以我们要培养一群接班人,这是我今后工作的目标,我一定会在70岁以前退到第二线。

学会用更柔性的方式处理问题

我当初买私人飞机,是因为我弟弟在北京,我一年跑北京38次,那时候从香港转,非常不方便,所以我买了第一架飞机。后来我买了飞机以后,我发觉到它可以节省我非常多的时间,在全球跑,就像我今天早上从台北赶到,我昨天从香港飞回台北,不到12个小时我可以飞到北京来,参加今天中午清华大学的论坛,马上接受你采访,我明天清华大学开一天会,我明天晚上领导请吃饭,8点钟我可以离开,9点的飞机我可以回到家里,所以对我来讲节省很多的时间,所以对我来讲是时间成本。

我坐飞机都跟很多同事一起开会,我觉得坐一般商业航班不能开会,从时间的成本来讲效率比较高,而且飞机上还有电话,可以随时联络。对我们的信息产业,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所以私人飞机我觉得见仁见智,我很少说坐着私人飞机去渡假,到现在目前只有去年过年到马来西亚坐着飞机渡一次假,全家,所以我讲这是一种商业的工具。

讲到个人的风格,做制造业,我曾经也是引用一个专家前辈的话,走出实验室的没有高科技,只有执行的纪律。中国有句老话,严师出高徒,今天先有了严师还是先有高徒,我想这个答案已经很清楚。但是你如果说有很多人认为严师过分的严,但是我自己常常高度我自己,有任何的规定我自己必须要首先做到,如果我自己做不到,我绝对不要求别人。

我非常坦白地告诉你,也许有时候我比较不给人家情面,当众对他们有一些比较严厉的批评,但是其实纯粹是就事论事,对所有的同仁,从人格上、从所有的东西,我们都是一视同仁。工作上我们有职务的不同,位阶的高低,可是私底下我跟大家睡宿舍,一起吃同样的饭,一起打篮球,我们不分彼此。

看了《郭台铭:把财富用到真需要的人身上》的人还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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