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币的升值已经形成趋势，”这个时候应尽早摆脱“广场协议”这一“梦魇”，积极主动地寻求人民币的国际化。
自1994年以来，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改革不断推行，回顾这段历史，可将其具体分为三个阶段：1994-1996年，汇率并轨，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的、单一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1997-2005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抵住各方面的压力，保持了人民币汇率的稳定；从2005年7月21日起，中国进行新一轮的人民币汇制改革，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与此同时，人民币拉开了升值的序幕，进入快速升值通道。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新一轮汇改当天，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1美元=8.2756人民币元；2006年6月15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八；2008年4月10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破七；截至2010年6月18日，人民币兑美元汇率达到1美元兑换6.8275人民币元，汇改以来人民币累计升值幅度达到22.94%。
当然，在2008年7月至2010年6月18日期间，由于遭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人民币波幅适当收窄，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中间价在6.82至6.84元区间窄幅波动。金融危机期间实行的包括汇率在内的非常规政策，一方面避免了由于人民币继续升值而造成出口困难雪上加霜，符合我国经济的自身利益；另一方面，中国经济的稳定也有助于世界经济的稳定，为世界经济的稳定与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但是，正是由于此段时期内人民币汇率的窄幅波动，引致了以美国为主的强大势力不断逼迫中国人民币继续升值。
2010年3月15日，美国民主共和两党130名国会议员联署致函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及商务部长骆家辉，指责中国政府对货币市场的干预，把人民币的汇率人为地拉低，使美国丢失了许多工作。虽然此举没有得到联合国和欧盟的支持，人民币升值问题暂时冷却，2010年5月24日至25日在北京举行的第二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也暂时没有提及这一问题，但是进入6月份，“中国汇率议案”卷土重来。6月9日，美国民主党参议员查尔斯??舒默在出席美国国会下属美中经济和安全评估委员会召开的会议时宣称，将把针对“人民币汇率”的条款作为修正案加入到总统奥巴马提交的增加小企业信贷的议案中，如果中国不对人民币进行升值，法案将可以要求美国商务部对来自中国的商品采取征收关税和反倾销措施。6月10日，美国财政部部长盖特纳在参议院听证会上严辞指责人民币汇率政策，称人民币币值变动对世界经济“极其重要”，他同时承诺将继续向中国施压，要求中国进行根本性汇率改革。6月16日，美国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莱文表示，如果中国没有很快令人民币升值，则国会将通过立法迫使其调整人民币汇率。同一天，欧洲央行管理委员会成员诺亚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首席经济学家奥利维耶??布朗夏尔也均表示，人民币必须充分灵活。在6月26日至27日的G20峰会召开前夕出现如此密集的舆论向人民币施压，不难想象，如果此时中国政府再不做出什么动作的话，中国将在即将召开的G20峰会上承受巨大的压力。
鉴于上述巨大压力，同时由于中国经济的现实运行情况为进一步推进汇改提供了有利的契机，如当前我国经济回升向好的基础进一步巩固，经济运行趋于平稳；受欧元贬值、中国一些经济指标出现回落等因素影响，当前人民币升值预期较低，在升值预期较低时推动汇改不易引起人民币汇率单边大幅上扬等，2010年6月19日，央行突然宣布重启被危机打断的汇改进程，人民币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更加强调参考一篮子货币、更加强调双向波动，汇率浮动空间也将重回千分之五的水平。中国央行的突然宣布，打了世界一个措手不及，从而成功赢得了G20峰会期间另外一场或许同样短暂的宁静。
人民币升值诱因
近年来，人民币升值问题如同“过节”一样，时不时就会热上一阵子。“人民币升值论”的主要依据是“中国输出通货紧缩论”，该理论认为西方主要发达国家目前之所以处于困境，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中国劳动力成本低廉，许多产品生产能力过剩，因而其出口商品往往价格较低，这样不仅使商品输入国的经常项目处于逆差地位，而且打压其国内商品市场价格，造成物价不断走低，受到通货紧缩的威胁。从当前国际经济发展的态势不难看出，现在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的一些议论，主要是基于中国的贸易顺差和外汇储备增加状况而提出的。
中国的常年贸易顺差。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国内涌现出一批实力雄厚的企业，它们的核心竞争力日益增强，产品在国内外市场上的竞争力不断提升，从而推动了中国对外出口，中国国际收支顺差逐步扩大。据《纽约时报》2010年2月19日报道，2009年全球出口大国排行中，中国以1.202万亿美元的商品贸易出口额问鼎冠军，占世界贸易比重达到9.6%。以美元计算的话，在1999至2009年的十年中，中国出口以每年20%的速度增长。甚至在2009年，亦即全球前40大国家的出口总值下挫21%时，中国的表现也特立出群。虽然在2010年3月份，我国出现一次贸易逆差，但四月份却迅速转正，16.8亿美元的顺差额让人看到在一定时期内中国仍然会继续出口大于进口的状态。
中国的巨额外汇储备。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一季度末，我国外汇储备总量达到24470.84亿美元，同比增长25.25%，外汇储备规模继续保持世界第一。这显示出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大于外汇需求，人民币升值压力不断上升。我国外汇储备数额巨大且快速增长，是多重因素作用的结果，但常年的贸易顺差自然是其最主要的原因。此外，中国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和宽松的投资环境，对国际投资形成了很大的吸引力，外商直接投资亦成为外汇储备的重要来源。最后，外债、内部经济的高投资率、高储蓄率和低消费率等也加快了外汇储备的增长。
“广场协议”，一段讹传的经济衰退史
对于人民币汇率问题，在学理上完全可以依据我国的国内资金价格、经济增长率、外汇储备以及内部的财政平衡、外部的贸易平衡状况等来进行判定，但现实中，只要一谈起人民币升值，总会有一种声音告诫我们：要以日本“广场协议”为鉴，防止被西方“暗算”。在这些人看来，正是西方强迫日本签订“广场协议”的政治阴谋，才直接导致了日本20世纪90年代那“失去的十年”。
“广场协议”
20世纪80年代初期，日本汽车、家电等产品的出口迅速增加，美日贸易赤字急剧扩大。1984年，美国对外贸易逆差已高达1090亿美元，其中对日本的贸易逆差约占50%。1985年，日本取代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日本制造的产品充斥全球。为了防止日本资本“和平占领美国”，美国的许多制造业大企业、国会议员甚至许多经济学家开始纷纷游说美国政府，强烈要求当时的里根政府干预外汇市场，让美元贬值，以挽救日益萧条的美国制造业。
1985年9月22日，美国财政部长詹姆斯??贝克、日本财长竹下登、前联邦德国财长杰哈特??斯托登伯、法国财长皮埃尔??贝格伯、英国财长尼格尔??劳森等五个发达工业国家财政部长及五国中央银行行长在纽约广场饭店举行会议，达成五国政府联合干预外汇市场，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以解决美国巨额的贸易赤字。因协议在广场饭店签署，该协议又被称为“广场协议”。协议中规定日元与马克应大幅升值以挽回被过分高估的美元价格。
“广场协议”，揭开了日元急速升值的序幕。1985年9月，日元汇率在1美元兑250日元上下波动，在“广场协议”生效后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快速升值到1美元兑200日元附近，升幅20%。1986年底，1美元兑152日元，1987年最高达到1美元兑120日元。从日元对美元名义汇率看，1985年2月至1988年11月，升值111%；1990年4月至1995年4月，升值89%；1998年8月至1999年12月，升值41%。从日元实际有效汇率看，1985年第一季度至1988年第一季度，升值54%；1990年第二季度至1995年第二季度，升值51%；1998年第三季度至1999年第四季度，升值28% 。“广场协议”签订后的10年间，日元币值平均每年上升5%以上，日本经济迅速泡沫化，并在五年后崩溃，日本因此进入“失去的十年”。
“广场协议”与日本泡沫经济没有必然联系
“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出现了非常严重的泡沫经济。到1989年末，日经225种股票的平均价格高达38915.87日元，相当于1984年的3.68倍 。从表面的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来看，“广场协议”与日本的泡沫经济似乎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是，“广场协议”的初衷是使美元对主要货币有秩序地下调，“广场协议”后，世界主要货币对美元汇率均有不同程度的上升。就年平均汇率来看，1988年与1985年相比，除日元外其他主要货币的升值幅度分别为：德国马克70.5%，法国法郎50.8%，意大利里拉46.7%，英国英镑37.2%，加拿大元近11% 。但是，这些国家却并没有发生像日本那样严重的泡沫经济。这说明，“广场协议”与泡沫经济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日本泡沫经济产生的根源其实在于日本政府不恰当的宏观经济政策。日本政府认为，日元升值必然使进口扩大、出口萎缩从而带来经济萧条。为了应对“日元升值萧条”，日本政府提出了向内需主导的经济增长转变的政策：在财政方面，从1986年度到1988年度的政府预算都将克服“日元升值萧条”作为重要政策课题；在金融政策方面，日本连续5次下调利率，公定利率水平由1985年的5%降至1987年3月以后的2.5%；此外，日本还通过增加政策性贷款来扩大公共投资规模。
然而实际情况是，“广场协议”以后，日本出口萎缩进口也萎缩、对外收支盈余的扩大之势并未减弱。1985、1988和1992年，贸易顺差分别达461.0亿、775.6亿和1066.3亿美元；同期，经常收支盈余分别为491.7亿、796.3亿和1175.5亿美元 。这主要与日本的对外贸易结构有关。石油危机以后，日本出口商品结构中技术含量高、附加价值高的商品所占比重进一步上升，一些产品在世界市场上具有无可替代的地位，因此，对这类商品的需求不会因日元升值而大幅度减少；而在进口贸易方面，由于石油危机后日本产品结构向“轻薄短小”型转变，原材料消耗相对减少，因而尽管日元升值使进口变得便宜，但对进口原材料的需求量不会因此而增加。
这个时候，日本政府却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最终采取了错误的极度扩张性财政和货币政策试图刺激经济。由于原有产业结构下的日本经济增长已趋饱和，迅速增大的货币供应无法被产业吸收，于是，大量资金进入证券市场和收益率较高但资金回收期长的房地产业。同时，日本银行为干预汇率持续买进美元卖出日元，由此也造成了货币供应量膨胀。第三，各金融机构也将房地产贷款作为最佳贷款项护目，无节制地扩大信贷规模。过度宽松的货币供给与工业化后期的生产过剩并存，导致了严重的资本过剩，但是日本政府却在同期名义GDP的年增幅只有5%的前提下坐视日经指数每年以30%、日本地价每年以15%的幅度增长，旁观泡沫膨胀并对资本过度投机不闻不问。
1990年，日本政府终于意识到过快上涨的房地产价格可能给国民经济带来的风险，开始对此进行“宏观调控”，但致命的是他们采取了“硬着陆”的方式。一方面，央行通过连续五次加息快速抽紧银根，把利率从2.5%一下提高到1990年8月的6%，房地产市场来不及做出调整而迅速崩溃。另一方面，政府主导舆论大肆压低房地产价格。1990年9月，日本国营广播电视台NHK连续五个晚上在黄金时段播放了有关土地问题的特别节目，提出应让日本的地价下降一半，主张进行土地税制的改革，限制房地产融资。这一节目对于持续高烧的房地产市场无异于重磅炸弹，自此社会价格预期开始转向。再加上1991年6月，宫泽喜一内阁不合时宜地提出《生活大国五年计划》，房地产泡沫终于被一举刺破。
由此可见，正是日本政府所实践的一系列经济政策的失当，日元升值才最终引发了泡沫经济的破灭，长达10多年的经济萧条和通货紧缩的重要根源皆肇始于此。
日本那十年：是“失落”，不是“衰落”
“失去的十年”中，日本仍然是一个发达国家。即使是经过所谓“失去的十年”，日本仍是一个令人尊敬的大国，十多年的经济不振之后其GDP仍然位于世界第二位。日元升值大大提高了日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地位，即使在欧元诞生后，日元仍然是国际上最主要的四大货币之一，成为其他国家外汇储备中的重要币种。并且，在日元持续升值过程中，美元计价的日本国家资产同步增加，日本企业逐步在海外扩大投资，日本居民也切实地分享到了成长红利。
日元升值带来经济转型良机。“广场协议”推动的日元反复重估和长期升值在实际中促进了日本经济结构的调整和升级，给日本产业升级带来了机遇。在1990年代泡沫完全破裂后，“日本制造”被迫全面转型，日本工业从一般的加工制造型企业转向高技术、高附加值产业，日式的精细化管理得到进一步强化，日本国民和企业以极大的坚忍重新焕发了日本的制造业优势。与此同时，日本的环境仍然优美、技术仍然领先、社会仍然和谐、人心仍然稳定。一切都表明，“广场协议”并没有摧毁日本。
摆脱“梦魇”，人民币国际化趋势不可避免
认识到“广场协议”的真实影响，就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于西方的“暗算”了。中国外汇投资研究院院长谭雅玲表示，“在人民币汇率的这个问题上，现在已经不是中美怎么谈的问题，现在最关键的就是美国在已经完成了舆论布局的情况下，又做好了市场技术铺垫。目前人民币升值与否，更多的因素还要看美元。美元的持续升值让人民币盯紧美元的货币政策已经面临巨大压力。人民币对美元已经有一段时间维持在6.82水平上，无论从技术层面还是市场来看，人民币的升值已经形成趋势。”这个时候应尽早摆脱“广场协议”这一“梦魇”，积极主动地寻求人民币的国际化。
人民币是一个有理想的货币
人民币是由中国央行发行的，是我们自己的货币，任何关于人民币发行、流通的货币政策都与中国的经济发展息息相关，因而人民币的问题本质上是我们发展经济、构建和谐社会过程中自己必须解决的问题。但是，在全球经济联系如此密切的今天，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任何一种货币都不可能独立于他者之外，从这个意义上说，人民币已经不再仅仅是我们自己的问题。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中国整体国力及世界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人民币问题越来越成为世界政治、经济事务中不可不考虑的问题。从频签货币互换协议到超主权货币的提出，伴随着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危机中的率先复苏以及中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民币逐步展现出自己的理想。中国的“和平崛起”要求、世界的长期繁荣与稳定亦要求，中国的人民币在不久的将来成长为世界三大强势货币与三大储备货币之一，与美元和欧元三足鼎立。
频签货币互换协议，人民币国际化迈出关键一步
人民币国际化必须经过区域化过程。首先，在周边国家和与中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尝试采用人民币作为贸易结算货币；其次，在成为结算货币的基础上，使人民币成为这些国家的储备货币；第三，在成为区域货币的基础上再走向国际，实现国际化，成为国际储备货币，以上国际化的过程必须伴随着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开放的过程。
遵照以上三步曲，2008年至2009年，中国与韩国、中国香港、马来西亚、白俄罗斯、印尼、阿根廷等国家和地区签订6500亿元人民币规模的货币互换协议，意在增加人民币的国际使用量和覆盖面，并为人民币跨境结算提供资金支持。具体来说，与不同国家央行的互换协议作用也有所不同，如与马来西亚、印尼和阿根廷的货币互换中，人民币主要是在贸易中充当支付结算的角色，实现了三步曲中的第一步；但是白俄罗斯已经将人民币作为储备货币，实现了三步曲中的第二步。此外，中国央行还在与其他有类似需求的央行就签署双边货币互换协议进行磋商。
2010年5月初，由央行等六部委联合下发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征求意见稿）》（简称《意见稿》）。《意见稿》显示，经国务院批准，同意将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的试点范围向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这包括北京、天津、内蒙古、辽宁、江苏、浙江、福建、山东、湖北、广西、海南、重庆、四川、云南。此番试点扩大化具有三层含义：一是广东、上海的试点企业扩大化；二是试点结算境外区域扩大化，即从港澳、东盟地区扩大到所有国家和地区；三是试点省市扩大化，在之前5城市的基础上，向14个省（自治区、直辖市）扩大。在此基础上，6月22日，六部委又联合发布了《关于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有关问题的通知》，进一步扩大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范围。此次试点扩大，新增上海、广东、吉林、黑龙江、西藏、新疆等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而使跨境贸易人民币结算试点地区扩大到全国2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币从准周边化到周边化，再到区域化及准国际化，最后就是人民币的真正国际化。
新一轮汇改重启，“敢问路在何方”？
2010年6月19日，央行突然宣布重启被危机打断的汇改进程，人民币继续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一篮子货币进行调节的、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并且更加强调参考一篮子货币以及汇率的双向波动，汇率浮动空间也将重回千分之五的水平。新一轮汇改重启究竟能带领人民币走向何方？
首先，新一轮汇改的重启，并不意味着人民币的升值，而是更多地强调人民币汇率可以根据市场供求状况在上下千分之五的浮动空间内双向波动。6月21日截至收盘，人民币即期询价人民币对美元报6.7978，收盘接近当日千分之五的浮动上限。然而短暂的升值并没能持续。22日，即期询价人民币对美元报6.813，收盘下跌0.23%，将前日涨幅一大半强行吞回。从23日开始，人民币汇价重新升值并持续3个交易日。25日，人民币兑美元即期汇价开盘后快速走高，最高一度创出汇改来新高6.7856。数据显示，6月23日至25日，人民币对美元依次上扬0.02%、0.17%和0.17%。央行宣布重启汇改后连续5个交易日人民币汇价走势可谓“弹性十足”，“增强人民币汇率弹性，采取更灵活的汇率机制”绝不仅仅是姿态而已。
其次，目前的汇率制度依然是在中国资本项目存在管制下的汇率制度。为避免对经济造成负面影响，如果人民币汇率短期内出现极端波动，预计央行入场干预的可能性会非常大，以保证人民币汇率的整体稳定。中国经济的基本面决定了人民币在短期内不能出现大幅度升值，而中国对于资本项目的管制可以帮助实现这一点。中国可以发挥资本管制的作用，遏制投资因人民币升值预期而大量流入。因而，需要对资本项目自由化持十分谨慎的态度，有理由认为本轮汇改重启到人民币最终的自由兑换还有相当的一段距离，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应该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最后一步。
最后，人民币长期内必然升值。新一轮汇改重启，即使人民币在短期内只能缓慢升值，并且有可能伴随阶段性的贬值，但是考虑到中国经济的长期向好，人民币的长期升值将是大势所趋。同时，伴随着汇率自由浮动和资本项目的放松管制，人民币将会最终实现完全地可自由兑换。
顺应潮流，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
中国经济迟早要实现资本项目下的可自由兑换，届时人民币汇率将彻底由市场机制所决定，人民币的汇率波动甚至升值都不可避免。因而我们应该顺应潮流，采取各种措施来积极应对人民币升值。
灵活运用贸易结算方式，建立外汇期货市场
因为人民币兑美元的不断升值，在以美元报价出口货物时，出口商势必会因此遭受损失。这时，如仍以美元报价，可以采取升贴水的办法，在与采购商签订协议时协商分担汇率风险。例如，如果人民币升值几个点，那么产品价格也要相应提高几个点。或者，可改用欧元、日元或其他汇率较稳定的币种结算，这样同样可以减少结算风险。此外，应合理利用外汇远期、期货等金融衍生产品来管理外汇风险，利用杠杆比例进行合理理财。汇改重启为人民币汇率注入了弹性，而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有利于人民币趋于市场化，有利于中国培育汇率避险市场。因此，我们应尽早研究建立我国的外汇期货市场，为进出口贸易企业提供很好的套期保值手段。
对于普通的消费者，依旧需要外汇期货市场来发挥作用。尽管放宽了企业与居民旅游的外汇持有限额，但目前我国的巨额外汇储备绝大多数还储备在国家外汇管理局。这样显然不利于我国外汇储备的有效使用，同时与发达国家的外储政策相左。日本是世界上外汇储备量排名第二的国家，2008年底日本政府拥有的的外汇储备仅约1.1万亿美元，但居民所持外储高达3.64万亿美元。我们应借鉴日本经验，逐步变“藏汇于国”为“藏汇于企”、“藏汇于民”。但是另一方面，“藏汇于民”不能“藏险于民”。目前中国的外汇储备中绝大部分为美元资产，不合理的外储结构使我国储备在人民币兑美元的持续升值过程中不断遭受贬值。这种情况下，没有任何一个理性的消费者会选择持有外汇，因而必须增加外汇的投资渠道来吸引人民主动地持有，而建立外汇期货市场不失为一个好的选择。外汇期货市场的建立一方面可以为套保者提供保值手段，另一方面又可为投资者扩大投资渠道、提供一种不同的投资选择。
走创新发展之路，实现经济与产业结构转型升级
2009年，中国超越德国成为世界商品贸易输出第一大国，然而“贸易大国”的中国远没有成为“贸易强国”。“8亿件衬衫换一架波音飞机”的故事早就有人说过，但直到现在中国还是“世界工厂”，“中国制造”还是低技术含量、低附加值的贴牌生产。据海关统计，2010年前4个月，我国一般贸易项下出现贸易逆差392.9亿美元，2009年同期为顺差124.8亿美元；而我国加工贸易项下贸易顺差845.8亿美元，增长6.5%，相当于同期总体顺差规模的5.2倍。要想提高企业利润，尤其是应对人民币升值，企业就必须降低生产成本或者提高出口价格，而这要求创新产品，同时打造品牌，主动走向海外。只有技术研发才是企业的出路，必须以市场需求为导向，以技术创新为动力，加快战略转型，努力提高出口产品的科技含量和附加值，向技术优势转变。“广场协议”日元被迫升值以后，正是得益于日本出口产品的高技术含量与高附加值，才实现了贸易顺差的持续扩大。
人民币升值既是挑战，也是机遇。对于如下产业，在人民币升值过程中，能够自动获得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有利条件:①拥有人民币资产的产业，如房地产业、金融业和拥有地产资源的商业企业。人民币升值可以增强这些企业的经济实力，有利于其更有力地参与国际市场的竞争，提高中国经济的知名度与竞争力；同时，人民币升值抬高了外资在中国大陆的购房成本，外来的需求减少则有助于给国内虚火发烧的房地产市场降温，对降低房价产生正面效应。②外汇负债率较高的产业，主要包括航空、贸易等产业。人民币对美元升值，它们的偿债能力将随之提高。③进口原材料或零部件占比较高的产业。在我国能源、资源、技术大量进口依赖的情况下，人民币升值能够节省进口用汇。这些企业应抓住人民币升值带来的有利条件，抓紧实现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基于上述分析，对于如下等产业，应借助人民币升值这一有利时机促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①纺织业和家电业等传统优势产业。应借助人民币升值加快淘汰技术落后的企业和产品，实现资源的优化配置。②钢铁行业。随着人民币的升值，中国钢铁企业原材料和相关产品的进口成本将进一步下降，这为钢铁企业采用国际先进技术和进行技术升级创造了契机，有利于钢铁行业提高产品的技术含量和附加值，促使钢铁行业由粗放型发展模式向集约型发展模式转变。③汽车产业。对于进口较大比例零部件的汽车产品来说，人民币升值可以使汽车的成本下降。因此我国汽车出口企业应以此为契机，加快引进国外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促进我国汽车制造技术的更新换代和质量升级，加快生产附加值较高的中高档轿车。
对于目前不合理的经济结构，我们应该充分利用人民币升值的机遇，尽快实现经济发展由内需拉动替代外需拉动、由消费拉动替代投资拉动，由服务拉动替代制造拉动，由城市化进程替代工业化进程促进经济发展；尽快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由高碳化向低碳化转变。解决了上述所有问题，才算成功实现了中国经济的转型，才能保证中国经济的持续健康高速发展。
借鉴“雁阵模式”，实现经济的梯度转移
20世纪90年代，日本国内生产成本的上升使得日本商品的出口优势不再，于是，日本开始在亚洲推行产业结构调整的“雁阵模式”。该模式以日本作为领头雁，将已经成熟的制造业转移到韩国和中国台湾、香港等国家和地区进行生产，从而降低劳动力、土地等成本，原有企业则集中日本资源在开发新产品和开拓国际市场上下功夫。日本推行的“雁阵模式”，成功地促进了包括日本本国在内的亚洲经济的腾飞，得益于日本这一梯度转移模式，亚洲的“四小龙”、“五小虎”相继出现，中国的改革开放也得以借此机遇顺利进行，亚洲一时成为世界经济新的增长点。
随着劳动力成本、资源成本、运输成本等的不断上升，中国国内企业的生产成本也在不断提高。在中国目前的出口结构下，人民币升值势必会使出口遭遇困难，从而使这些生产企业的困境雪上加霜。为应对人民币升值，可以考虑借鉴日本的“雁阵模式”，实现中国经济的梯度转移。可以珠三角为雁首，由珠三角制造业老板学习20世纪90年代香港、台湾老板手拿出口订单到珠三角组织生产的做法，手拿订单到周边地区组织生产，向劳动力成本更低的珠三角周边地区甚至湖南、江西等邻省甚至亚洲的其他国家如越南、缅甸等转移。进行这样的制造业结构调整，不仅可以降低人工成本、土地价格，从一定程度上解决劳工荒、油荒及电荒等问题，降低使用能源的价格，提高企业利润；同时可以促进资源在整个中国的合理利用，有利于解决东西部经济发展的不均衡，消除贫富差距，更好地实现全国范围内的共同富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