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活体器官买卖黑市中，中介、受体、供体和医院在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 本刊记者 罗洁琪 | 文
和很多“肾贩子”一样，蔡少华（别名蔡源）的身影曾经活跃在武警总医院、朝阳医院等器官移植权威医院。为了说服肾病患者购买活体器官，他长期在透析病房分发名片，
甚至在病房进行小型演讲。
活体器官买卖中介这个“行业”曾被蔡少华认为“挺好挣钱”，最终却把他和自己的弟弟蔡少侠推上了刑事被告席。
2010年5月26日10时，蔡少华因介绍买卖肾脏器官被诉非法经营罪案，在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检方指控，从2009年3月至5月，短短两个月之内，蔡少华为四个肾病患者介绍了活体器官买卖的业务，收入共计约58万元。事实上，蔡从中赚取居间费用10余万元。
此番庭审，揭开了人体活体器官买卖黑市的一角。
中介生意
蔡少华入行不足九个月，最初是从“跑腿”开始做起。2008年8月，经由老乡介绍，30岁的蔡少华离开河南郸城县农村的老家，来到北京，为“肾贩子”做“跑腿”，即负责带“供体”（卖肾人）去医院做配型检查等，每月领薪1000元。大约半年后，蔡少华于2009年3月开始单干。
2009年5月，北京市海淀区发生了一起群殴事件，被打者是一名卖肝人，施暴者则是肝脏买卖的中介。在侦查过程中，警方追查了案件背后的活体器官买卖中介行业，由此迁出蔡少华。2009年5月29日，蔡被刑拘。
蔡少华的弟弟蔡少侠，系25岁的在读学生。在京游玩期间，帮哥哥“跑腿”，被指控为共犯。
2009年3月以后，蔡少华在武警总医院、朝阳医院、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附属医院的透析室门口寻求买肾者。
2009年3月初，来自河北的40岁肾病患者闫发（化名），到武警总医院求治。闫已病危，急需换肾。该院的主任医师对72岁的闫父称，医院的供体主要来自于死刑犯和去世的病人，需要等待供体，时间多久，“说不准”。
救儿心切的闫父曾向医生提出，切除自己或者老伴的肾给儿子救命，被医生否定。闫父决定购买肾源。他抱着将信将疑的态度与蔡联系。见面后，二人谈价格，从17万元谈到15.6万元，条件是由蔡负责供体的补偿、手术费等。
之后，闫父将闫发的移植器官配型单交给蔡少华。按照惯例，蔡在互联网上用QQ联系专门养供体的中介。一般情况下，蔡少华对患者通常收取12万元，由患者支付供体的肾切除手术费用。12万元包括外地中介的费用，供体的卖肾钱。蔡本人从每笔业务中约赚2万元。随后，外地中介负责将匹配的供体输送到北京，由蔡少华管吃住。蔡少华安排供体和患者见面。患者同意后，蔡少华准备符合医院规定的文书。
《人体器官移植条例》规定，受体限于活体器官捐献人的配偶、直系血亲或者三代以内旁系血亲，或者因帮扶等形成亲情关系的人员。蔡少华为此伪造了供体的身份证、身份关系等文书，此行为被检方指控为伪造国家机关印章罪。
卖肾者
闫父告诉本刊记者，供体是个高瘦的年轻小伙子。他曾问对方是否愿意。对方称，愿意，因为家庭困难。
行医出身的闫父清楚地知道切除肾脏的风险。但是他认为，自己买肾并非损人利己。很多肾病患者求肾，同时也有很多中介帮人卖肾。如果自己不买，其他人也会买。
手术后，这位卖肾者曾和家人通电话。不知情的家人听到虚弱的声音，以为他病了。他谎称自己只是感冒。出院后，供体就从闫父的视线中消失了。
“为患者提供肾源，我以为这是做善事，救人命，而且那些供体都是自愿的。”在法庭上，“肾贩子”蔡少华痛哭流涕地为自己辩解。庭审显示，本案所涉的供体，确实配合蔡少华签署了符合医院要求的自愿捐赠器官声明书。
17岁的邓歌（化名）是某技术学院的学生。邓称，因在老家欠了人家1万元，想到卖肾还债。他通过QQ联系了网上专门寻找供体的中介，对方承诺，来了厦门之后，管吃管住。手术前一个小时内，汇钱入卡。行规是，一个肾4.5万元左右。
于是，邓歌从西安坐火车到厦门，后来还辗转多地，只为把肾卖掉换钱。
到厦门后，中介让邓在房间呆着，不要乱跑。因为配型不成功，中介把邓派到保定。保定的中介告诉邓说，厦门的中介“养不起你了”，“才把你卖给我的。”在保定住了七八天后，邓歌和求肾者又不匹配，再次被转让给福建漳州的中介。
“南征北战”整整一个月之后，邓歌又被“卖给”蔡少华。2009年5月9日，蔡少华确认，邓歌和其掌握的患者匹配，于是，邓歌北上武警总医院。
18岁的天津农民王某、20岁的江苏农民陈某，与邓歌有着类似的“求卖肾”经历。
28岁的赵某则是因为养牛和猪生意失败，赔了5万多；买房花了2万多元，共欠下7万元的债务。于是他“上网看哪有卖肾换钱的买卖”，然后随便打了几个电话。手术后，他就看到银行卡放在了自己的枕头边上。
在蔡少华一案中，相对于40岁到60岁之间的受体，供体都是过于年轻的生命，最小者才17岁。
医院角色
在蔡少华被捕之后，涉案的四例移植手术的医生都提供了证言，证明院方根据法律规定向患者收取所需文书。文书证明，供体和受体存在亲属关系，并且自愿无偿捐赠器官。据此，医生实施了手术。
但是，蔡少华在庭审中称，有些医生和护士曾对自己说，这是做善事，挽救生命。在医院的伦理委员会开会时，医生和律师都在场，“他们知道证明是假的”。他们还把材料给了患者，要他们比着样本去路边做一份。蔡少华还称，有个患者曾给他跪下，请他帮忙找活体肾。还说，医生那边他不用管，由她来摆平。
受体闫发的父亲，则向本刊记者介绍了一个令他疑惑不解的情况。他说，儿子移植手术成功后，自己对蔡少华以及供体都心存感激。鉴于自己的遭遇，他曾走进武警总医院的移植科门诊部，对医生表示，自己和老伴要在去世后无偿捐赠器官。但是，医生对他捐肾的表态“很惊讶”，说“这里不接待，要找主管部门”。然后，把他当怪物一样轰出去。
“既然想捐赠器官，人家都不要。我的儿子当初又怎么可能等到合适的供体呢？”闫父感叹。
活体器官买卖黑市中，医务人员起到了什么作用？中国协和医科大学生命伦理学研究中心执行主任翟晓梅告诉本刊记者，确实有少数人扮演了很不光彩的角色，但是，她称这是“个别的现象”。
蔡少华的辩护律师胡益华称，蔡的行为系由一系列社会原因造成的，不利后果不应由其一人承担。
尴尬现实
在蔡少华被关押在看守所的日子里，72岁的闫父曾向多家媒体提供了一份名为“为蔡源叫屈”的材料，称蔡并非黑心的“肾贩子”，而是在国家政策严重缺失的情况下，弥补了不足，“使尿毒患者见到光明，挽救了垂死的生命”。他呼吁，面对和解决每年几十万患者死于肾病的现实困境。
翟晓梅认为，活体器官移植是以伤害另一个人为代价的，并不值得鼓励。全世界都严禁活体器官买卖。器官移植的商业化会，会加大社会的鸿沟，甚至会催生愚蠢的、罪恶的念头，巨大的利益链会让一些人为了器官而谋杀他人。
据卫生部曾公布的数据，中国每年约有150万人因器官功能衰竭需进行器官移植，但每年仅有1万人左右得到供体。翟晓梅认为，最好的办法是改变目前捐献的模式，鼓励身后捐献器官。而且，政府要设计切实有效的渠道。
然而，中国器官捐赠制度进展缓慢。只要需求不减，仍会有更多“蔡少华”活跃在透析病房的门口。
法眼
如何保护内部举报人
内部举报人频受打击，会产生杀鸡儆猴之效应。要像保护沙漠中的泉眼那样保护内部举报人
□ 王涌 | 文
四
川长虹前员工范德均实名公开举报长虹财务造假，近日相关部门调查得出长虹清白的结论，范则因多年前涉嫌虚开增值税发票而被刑拘。
从实名公开举报到监管部门调查结论，再到司法机关刑拘举报人，范德均事件与2006年长征电器前监事李杰斌举报长征电器涉嫌造假事件，几乎一脉相承。两起珍稀的内部人实名公开举报上市公司案件，都是同样的结局。
其实，四川长虹与长征电器是否财务造假，范德均与李杰斌的个人品行如何，其举报是出于公心还是私怨，已不是最重要的问题。最重要的是，在中国的证券市场中，举报人的功能是什么？举报人有生存的制度空间吗？
众所周知，资本市场的公平与效率，取决于信息的充分披露。而欺诈行为往往是极其狡猾和隐秘的，监管机关仅凭一己之力难以揭开黑幕，所以，举报人是证券监管中不可或缺的杠杆。
在实践中，举报人又分为外部举报人和内部举报人。外部举报人一般是具有公共责任感的专业人士，例如麦道夫旁氏骗局的举报人哈里-马科波罗斯（Harry Markopolos）就是证券经理人，也是证券欺诈调查专家。而在当前的中国，外部举报人则主要由一群公益律师担当。内部举报人则通常任职于被举报的机构，或与被举报人关系密切，深知内情，他们比外部举报人更具有杀伤力。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的执法活动中，内部举报人举足轻重，例如在2009年Galleon Group LLC内幕交易案中，内部举报人Roomy Khan的信息起到决定性作用。著名的好莱坞电影《告密者》也是改编自一则关于大公司内部举报人的真实故事。在中国，查处监管部门官员腐败案件，也大多依赖内部举报人披露真相，如证监会王小石案、商务部郭京毅案等。
如有合理的制度与环境培育和保护举报人，特别是内部举报人，证券市场将有稳定的丑闻揭露机制，这本身就是信息披露制度一个有机而重要的组成部分。毫不夸张地说：举报人的命运是衡量一国证券市场监管效率的重要指标。
美国金融监管机构通过设立举报人重奖制度激励举报人，甚至主动培养线人与“深喉”。对于举报人的奖赏也是实实在在的，例如：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举报人的奖赏是被举报人罚金的10%，而1989年的《金融机构改革、复兴与强制法》（FIRREA）规定对举报人的奖赏则高达罚金的25%。美国宪法保护言论自由，对举报人也没有诽谤罪、诬告陷害罪以及侵害商业信誉罪的威胁，加之，法律对证人乃至污点证人的充分保护，举报人更无后顾之忧。
美国的举报人重奖制度与保护制度培植出举报人一族。他们是潜伏在证券市场中的白鲨，随时撕破欺诈者的嘴脸；他们改变了证券市场的生态结构，对上市公司和金融机构构成有力的威慑和监督。这是一种立意高远、匠心独具的制度设计。
相比之下，在中国，举报人的法律环境却截然不同，范德均与李杰斌的命运就是一个侧影，而决定两个个体命运的力量则是中国证券市场背后积重难返的制度与历史的沉疴。
上世纪，地方政府纷纷将本地国有企业包装上市，IPO圈钱成为地方的重要财源，地方政府与上市公司的关系几同父与子。证券监管难见刀光血影，公众投资者的利益长期被忽略。这种格局下，上市公司——更准确地说——上市公司控制人，有能力调动权力资源，维护一己之利。上市公司被举报人中伤，地方政府抓捕举报人，成为固定的故事情节。特别是对内部举报人，打击与报复也最为残酷，因为内部举报人不仅泄露天机，对被举报者来说是背叛与不忠，危险深远，孰不可忍。当然，打击与报复的每一个环节，特别是加于内部举报人头上的罪名，都是冠冕堂皇的。
可以说，在政府——上市公司——举报者的三角游戏中，如果政府与举报者是同盟，这是公众投资者的福音；如果相反，背后的制度已然病入膏肓，必然导演出资本市场的《潜伏》连续剧，盘根错节，魅影重生，举报人和公众投资者都将是牺牲品。
而中国刑法中一些罪名之粗陋，也为打击与报复提供了便捷的工具。诸如非法集资罪、虚假出资和抽逃出资罪，以及偷税罪等，或因追诉标准太低，或因自由裁决空间太大，或因政策挤压而普遍触法，这些罪名就像零落在地的刀戈，被权势者随意滥用。司法机关不独立于地方政府，司法被利用成为一个普遍的现象。利益恩怨是因，刑事定罪是果，法律必然充当打击报复的打手和遮羞布，成为权势者的工具。
范德均案还未到终局，正在展开，证券市场之“公开、公平、公正”三原则同样也适用于对此案的审查与监督。应有更多的力量关注和参与此案，以促进良好的规则与惯例的形成。例如，股民依据《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绵阳市国税局和四川省证监局公开调查报告，社会舆论要求绵阳市公安机关公开范德均案的相关信息。
总之，内部举报人频受打击，将产生杀鸡儆猴之效应，内部举报人将可能从中国证券市场中绝迹，证券市场信息披露的一个珍贵源泉将被堵塞。所以，法律应当有更长远、更智慧的制度设计，要像保护沙漠中的泉眼那样保护内部举报人。
作者为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财新传媒法学咨询委员会委员
背景
长虹“财务门”举报人被刑拘
□ 本刊记者 章涛 | 文
范
德均没有想到，举报四川长虹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下称长虹）一事，到了最后，身陷囹圄的是自己。
5月20日晚上9点，范德均和妻子张李涛被江苏吴江松陵派出所公安人员带走。第二天凌晨3点，张李涛被释放，而范德均则至今没有消息。到目前为止，张李涛没有收到任何书面通知，只是从江苏警方处了解到，松陵派出所只是协助抓捕，范德均是被四川绵阳警方的人带走的。绵阳市公安局宣传部门人士5月26日向本刊记者表示，目前该案由该局经侦支队负责，尚处于侦查过程中，暂时没有信息向外透露。
范德均原为长虹销售服务处湖南管委会主任，他在今年2月25日向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实名举报长虹财务造假，指长虹在1998年虚增销售收入约50亿元，并且虚开增值税发票。
对于其举报目的，质疑者们多认为范德均是为了报复长虹当年将其送入监狱之恨。2000年范德均被控于1997年至1999年4月任四川长虹湖南管委会主任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将三张银行汇票计31.9万元解汇并转入其个人股票资金账户。他还在长虹对邵东公司执行1998年度返利、代理费时，将其中45.97万元据为已有。当年，他被绵阳市涪城区法院以犯职务侵占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并退赔长虹经济损失77万余元。随后，其上诉被绵阳市中级法院驳回。
范德均在监狱里就开始举报长虹。服刑五年后出狱后，他希望通过举报长虹来为自己当年的罪名平反。他表示，绵阳司法机关当年认定他“利用跳点销售长虹彩电货款购买银行承兑汇票再冲账”是错误的，如其成立，前提是这些银行承兑汇票真实存在。这样的话，则可以推出长虹确实发生过实际销售，并开出相应的增值税发票。但根据他提供的证据，这些销售并不存在，因此长虹存在虚开增值税发票的问题。
张李涛回忆说，范德均对自己的举报相当有信心。4月15日，他还表示，如果监管部门还无进展，将会再抛出杀手锏。在5月20日被抓当天，范德均还打电话告诉她，四川省证监局的人说要将调查结果快递给他。但他等到的，却是前来抓捕自己的公安人员。
此后的5月23日，相关媒体报道了四川省证监局和绵阳市国税局的调查结论，称未发现长虹存在指控中的虚增收入和虚开增值税发票等问题。不过，调查报告并未对外公开。长虹新闻发言人刘海中则称，“范德均为达到个人非法目的，采取断章取义、片面曲解等方式，通过舆论公开恶意诋毁中伤长虹公司的商业信誉，长虹已向司法机关报案，请求依法追究范德均侵害长虹公司商业信誉的刑事、民事责任”。刘海中还否认范德均被拘与长虹有关。
但张李涛则认为“长虹利用国家公权力报复”。她表示，在被抓当晚，她一直在看守所外的大厅中等候，听到范德均在里面喊“你是长虹的人，你不是警察，来这里做什么？”
(责任编辑：李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