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提请浙江省人大审议的《浙江省信息化促进条例（草案）》第39条对“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特别作了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网络与信息系统擅自发布、传播、删除、修改信息权利人的相关信息。”这是对近来备受争议的恶意“人肉搜索”行为立法。当地官员的说，有些网民自认为发上网络就天不知地不知，其实他们已经违法了。（5月29日 《重庆晚报》）
有关“网上公开个人信息”的立法，浙江并非开先河者，广东、山西、宁夏也有类似规定，但是，与大陆部分地方政府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相反，一个多月前台湾通过的《个人资料保护法》修正案，将“人肉搜索”“合法化”，前提是如果“人肉搜索”目的是基于“社会公益”，那么不仅不禁止，反而会鼓励。对此，公众该如何看待呢？该如何评价这种反差呢？
我国多地拟立法禁止人肉搜索的指向应是“人肉搜索”的负面效应。“人肉搜索”由于其具有搜索主体的不确定性和搜索对象的随意性等特点，容易误导公众，出现侵犯公民合法权益等不良后果，如道德主义泛化和公共理性丧失。泛道德主义的网民往往怀着良好的动机突破道德底线，义正词严地充当道德判官，没有严格的程序，也不需要确凿的证据，当事人的权益毫无保障。这种非理性的行为引起的诟病是可以想象的。并且，“人肉搜索”无度的披露、指责、谩骂，无异于以一种违法甚至犯罪的方式来对付另一种不法，实质上是公民言论自由权利的滥用。从这个意义上说，立法限制并无不妥。
但是，我们要看到，“人肉搜索”不仅与言论自由有关，更与监督渠道不畅有关。与传统媒体相比，网络舆论的公共论坛确实是复杂的，但在嘈杂中，往往传递着较为真实的底层声音。公权力不仅仅要保护大多数人利益，少数人的权益也要得到法律的保障。法治政府是保障公民的基本权利与自由，法治的精髓是用法律规范政府的行为，监督政府不超越职权，不滥用职权。从宪法层面看，政府的职权应该是有限的，政府的权力是人民通过法律授予的，对政府而言，法无授权即为禁止。众多网络话语平台的建立，使公民表达意见的门槛与成本降低，通过一人提问，八方回应，通过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追查某些事情或人物的真相与隐私，并把这些细节曝光。人肉搜索一定意义上推动了监督体系的完善，“周久耕事件”就是说明。
也就是说，“人肉搜索“具有相当的正面效应，一是可以成为舆论监督的利器。二是社会进步的助推器。三是不良情绪的宣泄渠道等。因此，单一地立法限制并非最优选择，尤其是在当下的社会环境中。
因此，笔者以为，台湾的做法可以给我们足够的启示，那就是给“人肉搜索”划定边界，让其接受正当性的考问。简单地说，只要“人肉搜索”有利于维护公共利益就应得到鼓励和支持，否则，就应受到限制。道理很简单：我们总不能在泼脏水时，把“孩子和脏水一起倒掉”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