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阜阳，一个土地开发项目中，开发商与业主无法达成补偿协议，双方僵持不下。这场拉锯战，因政府公权力的介入而失衡。业主的房屋被违法强拆，一名业主服毒自杀。事后，授权强拆的副区长曹颍章被问责，他同时被查出收受了贿赂。今年4月被判刑11年。暴力拆迁事件中，鲜有官员被问罪。此起事件被认为是“开先河”之举。（《新京报》6月1日）
在唐福珍自焚被蔑称为“法盲的悲剧”的当下，在城管局长公开叫嚣“哪有拆迁不死人”的当下，在“拆了即政绩，违法亦公益”的拆迁厚黑学大行其道的当下，居然有那么一个“倒霉”的官员因为强拆而被判刑11年，真有如太阳从西边出来一般。
是的，在现实层面上，这的确不啻为首开先河的壮举；可是，在法律的意义上，这却原本应该是法治的常态。曹颍章因受贿罪判刑被10年，滥用职权罪判刑2年，二罪并罚执行有期徒刑11年。试问，那些授权强拆并屡屡拆出人命的官员，有多少不是滥用职权，又有多少不与开发商存在暧昧关系？曹颍章不过受贿区区5万元而已，罪行远在其上的官员难道不是很多？为何他们非但未曾受到法律追究，反而连对死者的起码愧疚都拒绝施舍？
早几年，被拆迁户对抗强拆，屡屡拿出的是《宪法》和《物权法》；这些年，拿出来的东西却变成了汽油瓶和农药瓶。这种微妙的变化，充分说明法律在公民心目中的位置发生了滑落，人们在维护自身财产权益时，越来越感觉到法治的无力，越来越不敢相信法律，于是只能以暴抗暴直至以死抗暴。
那么，核心问题自然在于，执法者有没有对强拆幕后的官员进行过合法性调查？以最近被曝出的河北广平“10天完成33万多平方米拆迁任务”的超速拆迁为例，根本就没签署补偿协议，也未对群众进行妥善安置，焉能不是滥用职权？再看那些动辄由身份不明之人进行的强制拆迁，不是有权力撑腰怎敢如此胆大妄为，而权力又焉能无缘无故白白撑腰？所以，不是查不出问题，而是或许根本就不查，法律被束之高阁了。
站在这样的普遍现实基础上，再来看阜阳强拆官员获刑，恐怕就再也兴奋不起来了，因为那似乎更像是特事特办的结果。众所周知，阜阳这些年出了不少“负面新闻”，从大头娃娃到白宫书记，甚至堪称官场问题多多，为此省里面“空降”了一位新书记，而曹颍章的获刑正与新书记“对拆迁过程的合法性进行调查”的批示直接相关。换言之，法治的结果离不开领导的批示，没批示可能就没调查，没调查当然更不会有官员获刑。这到底该算法治还是人治呢？如此，强拆官员获刑怎能不是一种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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