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年过后五个月的时间里，富士康已经发生了8名员工坠楼或者死亡事件，将富士康再次推到了风口浪尖上。一时，负面评论潮水般地涌向富士康，猝不及防地将这位“代工巨人”裹携进又一波新的舆论漩涡之中。
死亡总是带着某种超自然的神秘色彩——尤其是自杀性的死亡事件，恐怕只有死者自己才知道其自杀的真正原因，更是给人们带来了无穷的悬想的余地。在一定意义上，这8名员工的自杀是一个谜，它对公众的好奇心来说虽然充满了诱惑，却也将混乱和不安带入了他们生活于其中的那个有序的日常世界。为了摆脱这种令人感到不适的无序，他们需要找到一种合理的解释——这种解释是否是事件发生的真正原因倒并不重要，但在他们心理上，必须是可以接受的。就富士康“跳楼门”事件来说，大多数公众将之归因为“工作压力太大”和“管理制度存在漏洞”这两大诱因。
为了解开“八连跳”之迷，富士康总部所在地深圳的所有媒体都参与了对这一事件的调查和报道。综合不同媒体从不同视角进行调查所得来的信息，尤其是《深圳晚报》于4月9日发表的，题为《死亡事件频现，富士康员工怎么了?》的报道中随机采访8名富士康员工的情况表明，富士康公司的工作压力和内部管理情况并没有如公众想像的那么糟糕——他们总体上认为工作压力还是处于可以承受的范围之内，对于公司提供的福利待遇方面，也都持赞成态度。
事实上，富士康的加班一般来说不会超过两个小时，相对于国内其他企业，它在管理上也可以说是比较人性化和精细化的。俗话说，“细节决定成败”，就拿富士康的工作证来说罢，它的背面印有公司的常用电话，包括“员工服务中心、社康中心/急救中心、员工投诉中心、集团周边统一服务中心、工会主席热线、餐饮投诉电话”5项，而且其厂区内有游泳池、足球场、网吧等休闲活动的场所，供员工免费使用，电影院也正在建设当中。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说明其对于员工的身心状况还是非常关心的。而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的调查也表明，未发现在富士康发生的六起坠楼事件与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必然联系，也没接到富士康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及侵犯员工权利的投诉，或发现富士康存在强制加班或超时加班的情形。也就是说，通过对从各种比较权威的信息源的调查表明，公众的猜想并不能成立。
退一步言，就算8名员工确实与“工作压力大”和“管理制度存在漏洞”有关联，难道这6名员工自身在某种程度上就不应该对自己的生命负责么——自杀是一种针对自身的暴力行为，至少表明了自杀者以非暴力的方式处理人际冲突或应对心理危机的能力的缺失。
尽管如此，因“八连跳”事件而带来的负面评价仍然如影随形般地紧紧地贴附在富士康的身上，任这位巨人怎么挣扎，都驱之不去。为了缓和公众非理性的负面情绪的狂潮，富士康新闻发言人刘坤不得不自我检讨，表示“在这些事件中，富士康管理存在一定的责任”，而且“不会拿深圳厂区有40万人作为借口来解释，只会更进一步地完善我们的制度”。
事实上，据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研究，“自杀死亡率不仅在一个长时期内保持不变，而且这种不变甚至比主要的人口学现象的不变性还要大”(见《自杀论》)。由此，我们假设深圳或中国当前的自杀死亡率为一常数，自杀虽是小概率事件，但摊上一个40万的基数，有6名员工自杀未必就超出了社会正常的自杀死亡率。可惜这位新闻发言人如此轻易地丢弃了一个这么好的辩护理由，而且还承认自己在“管理上存在一定的责任”——应该说，没有任何公司在管理上是十全十美的，6名员工的自杀与企业管理的不完善到底存在多大的相关度，恐怕谁也说不清楚——但为了尽快平息强大的舆论压力，他别无选择。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作为一起重大的媒体公共事件，“八连跳”事件不仅仅是“富士康巨人”的“公关危机”事件，更是一起“社会危机”事件，也就是说，死亡打乱和破坏了人们的日常生活秩序，需要通过某种方式恢复和重建这种秩序。法国哲学家勒内·吉拉尔在《替罪羊》一书中认为，一旦社会出现危机，团体为了平息这个混乱的危机，必须在集体屠杀中启动牺牲机制，杀害或象征性地杀害一个或一群替罪羊，以挽救整个社会，以少数人的牺牲或死亡，缓和团体的矛盾，换来社会的安宁——“富士康巨人”于是顺理成章地被选中扮演了这一事件当中的“替罪羊”角色。
首先，“替罪羊”是高度选择性的，而“富士康巨人”则刚好拥有充当“替罪羊”的两大标记：其一，如俗话所说的，“树大招风”，恰恰就在于它的“强大”，故在危机时期最容易成为集体性的“舆论暴力”的对象;其二，它不是本土企业，属于外来者。其次，8名跳楼者是富士康员工，将其自杀原因推到富士康的身上非常容易自圆其说。于是，通过对“富士康巨人”的罪行的确认和惩罚(如谴责、咒骂、抵制等等)，8名跳楼者引发的社会不安得到了平复，被扰乱和破坏的日常生活秩序得到了——至少是象征性的——重建。
在一定程度上，公众所深信不疑的“富士康巨人”的“工作压力太大”和“管理制度存在漏洞”两大罪状折射了公众自身处于沉重压力下的、非人性的本真生存状态。如在我国，“金字塔式”的社会结构与住房、医疗、教育这“三座大山”都是导致普遍的生存压力和非人性的生活方式的重要原因。这种生存状态引发了公众严重的紧张、焦虑和不安全感，但这种负面的心理能量是弥散的、无序的，直到积累到一定的程度，并找到一个社会事件作为“合理内核”，才能凝集成形——富士康“六连跳”事件的出现恰好承担了充当这种凝结核的功能。将这两条罪行加在富士康身上，其实表明了公众对于自身生存状态的不满和希望改变这一状态的强烈愿望，同时也表达了对导致其生存处境恶化的不知来自何方的某种外在力量的抵制和抗争。
如此这般，在各种现代传播工具——尤其是网络——的推波助澜之下，“一群无害的平民变成可怕的魔鬼”，带有“替罪羊”标记的无辜者或相对无辜者受到了现实的迫害——公众的注意力被转移了。通过对“替罪羊”的惩罚仪式，积聚到一定临界点的社会心理能量找到了社会认可的或政治正确的合法的释放途径。
于是，社会危机被暂时平息了，人群又重新团结在一起，传统秩序又得到了暂时的恢复和重建，并孕育着下一次社会危机的到来。
今年来，深圳富士康厂区共发生八起员工坠楼事件。4月9日，富士康集团首度打破沉默，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向公众表态“检讨”后，社会各界反响强烈。同时公众关注的焦点急转弯，直指深圳市相关职能部门：“全球五百强企业员工‘非正常死亡’事件频发，政府都干了些什么?”
一直保持缄默的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应邀接受羊城晚报独家专访，并首度表态称，经查，未发现在富士康发生的六起坠楼事件与企业劳动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必然联系。因而，“作为劳动主管部门，不存在采取行政强制措施干预企业的情形。”
为回应羊城晚报针对“跳楼门”事件提出的采访要求，深圳市总工会也召开新闻发布会表示，认同公安机关对六起坠楼事件的调查结论。“这些事件暴露了富士康在管理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方面存在漏洞和不足。”
深圳市人力资源保障局：
未发现强制加班或超时加班
深圳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下简称人力资源保障局)劳动关系处主任科员冯力，代表该局接受羊城晚报记者独家专访。
据人力资源保障局调查，今年以来，富士康科技集团公司龙华及观澜厂区共发生六起员工坠楼事件。其中，死亡4人，重伤2人。据本月9日公安机关提供给该局的调查结果显示，除1起原因待查外，另外5起皆为个人或家庭原因所致。
4月9日，人力资源保障局派专员到富士康集团了解相关情况后得出结论，经查，“未发现这六起员工坠楼事件与企业用工管理等方面存在必然联系。”
已进入富士康厂区做特殊调查
冯力告诉记者，4月9日，人力资源保障局监察部门进入富士康厂区，进行非例行性质的“特殊检查”，这也是今年以来，作为市级的劳动单位，第一次对富士康“跳楼门”事件进行实地调查。
冯力解释说，只有两种情况市局会介入调查企业，一种是例行检查，另一种是员工投诉，“今年我们没接到富士康违反劳动法律、法规及侵犯员工权利的投诉，也没发现富士康存在强制加班或超时加班的情形，4月9日的特殊检查，也是在媒体曝光跳楼事件后进行的。”
“我们发现富士康的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很正常，虽然不能用完善来形容，但是至今没发现不和谐因素。”他强调说。
当记者提出要求采访“4月9日当天，监察部门在富士康厂区进行调查”的细节时，冯力表示，因该局监察部门对富士康的调查还在继续进行中，不宜接受采访。
富士康普工并没有太大压力
对于“富士康是否实行军事化管理”等问题，冯力回应称，这不属于该局关注的范畴。他认为，企业的文化发展及怎样来确定生产经营，是企业自身内部的事情，只要企业能遵守劳动法律法规这一底线。
“至于企业的社会责任感、员工精神及情感方面的问题，政府不能强加于企业。”他说，从目前的调查分析发现，没有出现富士康因为强加给员工压力而造成的跳楼事件，富士康是生产性企业，生产压力大是必然的，但普通员工并没有太大的压力。“扣发员工工资、强制加班、超时加班等情况，我们都没有发现，也一直没有接到这方面的有关投诉。”
没有受“上级过问和关注”压力
富士康跳楼事件频发，“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比例是否超出有关标准?对此，冯力解释说，对企业工伤事故的伤亡人数比例控制，政府是有相关的标准。但是，对于所谓的“非正常”死亡人数比例，并没有相关的比例标准。他强调说，“我们根据目前掌握的情况，发现跳楼频发与其内部用工管理及劳动关系体制无必然联系。劳动部门也不干预富士康的企业文化与‘非工伤性死亡’。”
因此，他表示，对于所谓的“跳楼门”，“我们不存在对富士康企业存在行政强制措施的情形。”
此外，冯力还透露说，“跳楼门”事件发生以来，该局并没有受“上级过问和关注”的压力。
富士康仍是深圳“模范企业”
“目前，从掌握的情况显示，富士康仍然是遵守劳动法规的‘模范企业’。”冯力举例说，2008年实行《劳动合同法》以来，很多企业无法很好地执行“满十年工龄就签无限期用工合同”的规定，而目前，富士康员工工作满八年就可以签合同，“这些做法都是优于劳动合同的”，富士康作为深圳市职工人数最多的企业，在守法方面一直走在前列。
冯力说，在协调深圳企业劳动关系方面，该局将号召“通过集体协调方式，让企业和员工及时沟通，双方就工资、精神需求等进行平等的协调，使得相关问题得到解决，让企业更加和谐。”他强调说，这种完善机制并非因富士康“跳楼门”事件发生后才提出的，而是针对全市企业的一项常规性工作计划。
他认为，目前舆论对“跳楼门”有各种各样的看法，但作为政府职能部门，“我们会辩证、理性地对待，因为社会舆论有时候不一定是正确的。”
深圳市总工会：
要从企业管理上找跳楼事件原因
就羊城晚报提出的采访要求，深圳市总工会专门召开了对“跳楼门”调查情况的新闻发布会。
认同警方对事件定性调查结论
深圳市总工会副主席王同信首先就富士康发生的“不幸事件”表示痛心，在事件定性上，认同公安机关的调查结论。
王同信介绍说，对富士康今年连续发生的几次事件，深圳市总工会都迅速作出了反应，同员工访谈了解其对事件的反应，并指导、督促富士康积极做好善后工作，督促企业行政方改善工作环境、重视对职工的人文关怀。
王同信说，跳楼事件发生后，富士康在员工管理和沟通方面采取了一些措施，包括建立员工异常情况通报制度、24小时通报平台和员工心理辅导员队伍建设，开通工会维权及员工求助热线，设立集团社群网，投入近2000万元建设文体场所等。总工会认为，富士康采取的这些措施是必要的，富士康工会也认真履行了维护职工权益的责任。
富士康超85%员工为新生代员工
为何富士康屡屡发生坠楼事件?王同信认为，涉及跳楼事件的员工均是80后、90后年轻人，大多进入富士康的时间不久，面临着工作、生活方面的较大压力，在适应社会、处理情感问题方面缺少经验，这是个社会问题。但仅从这方面分析显然是不够的，还要从企业的管理上去寻找原因。
“事件的连续发生，暴露了富士康在管理制度、管理理念、管理方式方面存在的漏洞和不足。”他说，富士康85%以上的员工为80后、90后新生代员工，由于他们的知识结构和自身经历等原因，对企业现有的管理模式、制度和方式方法，有着要求变革的强烈冲动。企业应该清醒认识这一点，及时加以调整和改变，主动做好员工的教育、引导工作。另一方面，企业应结合员工群体的实际，采取生动活泼的形式，运用行之有效的途径，营造一个真正体现人文关怀的良好企业氛围。
富士康共有100名心理咨询师
深圳市总工会生产保护部副部长王鸿利说，下一步，总工会准备在深圳市抽样调查5000名新生代员工，以了解这一群体的诉求，涵盖范围广，以适当的比例在深圳市各个区、各个行业内进行随机调查。由于关于“新生代员工”的定义非常模糊，总工会将主要以经历来判断是否属于“新生代”，即那些父辈已经是城市工人、在城市成长或留守家中的孩子，这些人在成长过程中已经与城市有着某种联系。
关于富士康员工心理健康的问题，深圳市工交工会主席段心清说，富士康已经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包括普遍的心理辅导、培训心理辅导员以及对新入厂员工的岗前心理培训等，目前富士康共有100名符合资质的心理咨询师。
王同信强调，总工会已经督促富士康基层工会，争取给跳楼员工更优厚的抚恤，尽可能在企业可承受范围内给予家属更多的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