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腐盲区”带来司法尴尬
我国传统的贿赂犯罪的法律规定，已经无法涵盖现实中的贿赂犯罪形式，更无法适应当今反腐败形势。
据了解，将贿赂规定为财物，源于1988年《关于惩治贪污贿赂罪的补充规定》。1993年《反不正当竞争法》将贿赂扩大到“财物或者其他手段”，但是1997年修订刑法未对贿赂范围作出相应调整，贿赂仍仅限于财物。
“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会遇到许多非财物性利益为内容的贿赂案件，可检察机关却不能对其处理，只能移交纪检部门作纪律处分。”北京市检察院一位检察官告诉本刊记者，“这些贿赂案件，也往往造成较严重的危害，却由于法无明文规定，使之逃脱法律制裁。”
“如果对非物质贿赂不纳入刑事制裁范围，其结果是放纵非物质贿赂犯罪，使物质贿赂大量向非物质贿赂转化，最终导致我国腐败犯罪呈现增长态势。”北京中盛律师事务所王小明律师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指出，“包括性贿赂在内的非物质贿赂，腐蚀性、隐蔽性更强，社会危害性更大，已经对整个社会秩序构成了现实的、严重的破环。”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已经加入的《国际反腐败公约》，对贿赂的界定是“不正当好处”，其中不仅包括财物，还包括非物质利益。
“非物质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其他手段的调整已不足以抑制其危害的发展，所以必须用刑法来加以调整。”北京市大兴区检察院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检察官向本刊记者表示，“有关部门从立法上适应了新形势，才能更有效地打击这类腐败行为。”
“不应将非物质贿赂排除在刑法打击之外，以免被犯罪嫌疑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以"道德品质"、"生活作风"问题为由，利用党纪、政纪处分来规避法律的惩处。”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全国政策科学研究会副秘书长胡仙芝博士接受本刊记者采访时认为。
“非物质贿赂犯罪未纳入刑法调整范围，不仅阻碍了司法机关对贿赂罪的惩治与防范，不利于惩治遏制贿赂犯罪和反腐败，而且极大地延缓了我国反腐败的国际化进程。”胡仙芝说，“但现实中，如何对非物质贿赂进行清晰的界定，着实是难之又难的实践难题。”
依法惩处非物质贿赂
本刊记者调查发现，摒弃贿赂犯罪对象仅限于“物质利益”的观念，将贿赂对象向某些非物质利益延伸，既符合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也符合各国立法、司法和法学理论的共同发展趋势。
“把非物质利益纳入贿赂犯罪的交易内容，可有效遏制贿赂犯罪，又与《国际反腐败公约》相衔接。”胡仙芝说，“目前将刑法中贿赂犯罪的对象"财物"扩至"利益"，虽然法律适用中会出现一些困难，但可借鉴国内外合理的立法模式，弥补我国关于贿赂犯罪的立法缺陷。”
“对腐败的定义要宽泛些，这符合我国刑法修改的趋势和国际标准。”北京理工大学胡星斗教授认为，在非物质贿赂里，尤其要增加贿赂罪的名目，详细界定“性贿赂罪”，这对于打击日益严重的“性贿赂”现象将发挥重要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