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计划生育政策重要而敏感，到底有多敏感，看看体育明星田亮近来的尴尬就知道了。作为政府公职人员，田亮在香港生二胎一事持续发酵，不仅媒体追访其是否算超生，随之而来的超生罚款问题更引起了不少人的兴趣。有媒体估算，全国每年的超生罚款金额可能超200亿元，且去向不清。由此，又有人讨论起超生到底该罚多少钱，罚款用在了什么地方等。
所谓“超生罚款”，就是社会抚养费，是我国对不符合法定条件生育子女的公民征收的费用。上世纪80年代叫“超生罚款”，1994年改叫“计划外生育费”，本世纪起统一改名“社会抚养费”。从行政处罚变为行政性收费，收费名称的演变本身也体现出收费定性的变化。现行的社会抚养费政策执行多年，近年却成了争议的焦点——
比如，一些明星、名人、富人屡赴境外生儿育女，经媒体报道后引来质疑。是不是社会抚养费定得太低，才让这些有钱人压根不怕罚款，为了儿女满堂就可以想生就生？而社会抚养费各地标准的悬殊也让人惊讶。有记者调查，有人在温州超生，社会抚养费最高交到上百万元，北京的一位“超生教授”则交了20多万元，而在中西部的一些农村，给村干部交几千元就可过关。还有，每年全国到底有多少人超生，收了多少社会抚养费，这些上百亿元的收费都用在了什么地方？
作为我国执行多年的基本国策，计划生育一向被称为“天下第一难事”。由于牵动的利益太多，所以出现上述的争议也不足为奇。其实，这些有关社会抚养费的争论，归根结底是一个公平的问题。
所以，对于我国目前的基本国策，首先必须做到政策面前人人平等。无论是名人富人，还是流动人口的“超生游击队”，都得照章办事，这也是对绝大多数遵纪守法的普通人的尊重和公平。其中，对名人富人更应该加倍处罚，通过经济、行政、司法多管齐下的方式，减少类似现象的发生，维护社会公平。
其次，社会抚养费的征收标准需减少弹性，标准相对统一透明。按照国务院的规定，我国社会抚养费的具体征收标准由各地自定。由此，以本地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为基数，有的省市收费数固定在3倍，有的省市收费数设在3到10倍之间，有的甚至只规定了下限不低于7000元等。显然，这样的收费标准过于混乱，缺乏公平性。这不仅给执法人员留下了“寻租空间”，导致随意增减收费额度的“人情案”“关系案”的出现，也让个别“超生游击队”有空子可钻，致使“超生移民”的出现。
因此，作为计划生育的政策“利器”，各地的社会抚养费应该在因地制宜的基础上相对统一标准，并向社会公示。目前，各地的标准悬殊到相差几十上百倍，这不仅对收费较高的发达地区居民不公平，同时也使得政策的威力大打折扣，有损于政策的严肃性。
另外，随着社会的发展，公民的纳税人意识越来越强，对这些动辄几万几十万元社会抚养费的去向也越来越关注。有媒体估算，每年内地各省市征收的社会抚养费超过200亿元。按照国家规定，社会抚养费及滞纳金全部上缴国库，纳入地方财政预算管理。可是，这笔数额庞大的收费进了国库以后到底用在什么地方，记者采访时有关部门一直未予回应。按理说，超生二胎的社会抚养费每年收了多少，用在什么地方，应该属于政府部门信息公开的范畴。有关部门不必三缄其口，这个账本的公开和透明，其实更有益于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
归根结底，在目前的人口形势下，作为超生罚款的社会抚养费，该不该收并不是个问题，关键在于如何收、收的钱用在了哪里。收费要做到公开透明，让老百姓心明眼亮，自然能得到认可。所以，社会抚养费的征收，不该，也不能是笔糊涂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