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要就地转身的珠三角注定会起波澜，产业转型期的不适症将一一呈现。这不是一个珠三角所独有，而是中国这样一个“世界工厂”阵痛期的开始。
金融危机因为后遗症至今没有画上句号，受连累的珠三角却没有出现经济衰退，各地GDP数字也没有大滑坡，更没有发生企业倒闭潮。似乎真的由此转“危”为“安”了？
转型不会如此顺利，一切才刚刚开始：先是“富士康事件”震惊海内外，后有“本田员工罢工”接踵而至。
如果没有富士康工厂接连发生的非正常死亡事件，富士康依然是一种生产模式的代表，能够验证的统计数字是：富士康占深圳外贸出口的22%，其每年为深圳创造出超过百亿元的税收。
当然有必要追究一系列自杀事件的种种责任，更值得调查的是发生悲剧的根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副部长张小建日前表述：有关富士康的事件，有关部门组成的调查组还正在调查之中。他分析说，富士康事件不光是劳动关系问题，其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企业管理的问题，有青年职工的心理问题。
虽然他强调“这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但是，劳动关系显然是核心问题。富士康是一个很正规的企业，面对利润下降、成本增加的困境，挤压员工工资是合理的出路。所不同的是，富士康员工中的“高工资”多是通过自愿加班实现的。为了回应社会的质疑，富士康已给员工加了薪。与此同时，富士康又放话：工厂可能撤离深圳，搬到工人成本较低的地区。
企业逐利生存的法则不可能改变，问题是富士康“代工模式”已不能示范经济奇迹的重现。多名社会学者早些时候的联名信就指出：当我国的一些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低端占有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时,我们必须要注意到与GDP增长并存的贫富差距扩大现象，以及劳动力价格随就业压力被压低、劳动者话语权被持续忽视的社会事实。
一个同样的基本事实是，中国依靠数亿主要来自农村的廉价劳动力打造了一个出口导向型的“世界工厂”，在实现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的同时，劳动者的基本生存权利长期被忽略。
员工自杀或许可归于社会问题，而突然出现的“罢工”现象，却令地方政府神经高度紧张。
5月17日，位于佛山市的本田零部件工厂工人不满薪资待遇，要求厂方提高薪酬遭到拒绝，工人由此开始罢工；此间，广东红蜻蜓有限公司决定搬迁工厂，在广州出现了该厂上百员工不愿随迁并抗议厂方擅改合同的事情。
一连串事件的发生，致使“劳资关系”成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时最先碰到的障碍，这是政府与企业始料不及的“意外”。为防止事态扩大，一些地方“政府禁止报道”的传说纷纷扬扬，地方政府不得不采取措施以应对可能的“罢工”等不稳定因素。
有官员已明确否认现在出现了所谓“罢工潮”的说法。但他也认为，工人提出自己的诉求很正常。
笔者认同这种表态。现在劳资纠纷的增加是正常和健康的，这是劳动者有尊严劳动的体现，符合以人为本的发展理念。事实上，目前劳资纠纷所构成的唯一真正风险，恰恰在于地方政府的反应过度，本应存在的薪资谈判被升级为“影响稳定”和“投资环境”的政治作业。
劳资纠纷并非洪水猛兽，其关键在于政府要摆正自身位置。就是说，政府要始终把自己放到协调者的位置，尊重双方的合法权利，努力使企业职工和企业主利益诉求表达渠道保持畅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