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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徐玉玉案件中杜天禹涉嫌犯罪的分析

2017年02月25日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徐玉玉案在社会各界广泛关注和大众媒体的报道下有了迅速的进展,在公安部的统一指挥下,经各地公安机关的紧密配合,犯罪嫌疑人均已落网。2016年9月30日,山东省临沂市罗庄区检察院依法对7名犯罪嫌疑人作出批捕决定。笔者连续关注着该案的进展情况,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有幸参与到本案中。

经了解到,杜天禹,男,18周岁,四川宜宾人,父母离异,自幼痴迷于电脑。今年2月份,杜天禹离开学校至北京中关村某科技公司工作,由于缺乏法制教育,一时对金钱的向往,掌握黑客技能的杜天禹通过技术手段侵入“山东省2016高考网上报名信息系统”,下载了60多万条山东省高考考生信息,并在高考结束后在网上非法出售。至于网上流传的获利5万多元,笔者对该数额不发表任何认可或否认的意见,因为在该案未经判决之前,任何未获得公开质证的或有证据都不能成为定罪量刑的依据。

抛开其他犯罪嫌疑人不做任何评价,因为笔者认为,诈骗本身应当被严禁,诈骗的行为人也应当受到应有的惩罚,且笔者了解到,徐玉玉父亲徐连彬在接到被追缴回来的诈骗款9900元时,表示:“如果这些人可以判死刑的话,我宁愿一分钱都不要”,笔者的心情同徐连彬是一致的,相信广大朋友也存在先杀之而后快的心理。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对于杜天禹来说,他犯的罪是否到了十恶不赦的地步,是否像广大网友们评论的那样需要判“死刑”。经了解杜天禹因涉嫌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被批捕,我国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条规定: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或者单处罚金;情节特别严重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违反国家有关规定,将在履行职责或者提供服务过程中获得的公民个人信息,出售或者提供给他人的,依照前款的规定从重处罚。

窃取或者以其他方法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依照第一款的规定处罚。

单位犯前三款罪的,对单位判处罚金,并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照各该款的规定处罚”。

公民个人信息,顾名思义,指的是公民个人相关的具有严格的人身属性的信息,而在刑法保护的范畴里,笔者认为公民个人信息应当被具体到公民个人不愿为一般普通社会公众所知,并对公民个人有保护价值的信息,比如个人身份证号、个人不愿公开的联系方式、个人婚姻情况、个人家族背景等等。徐玉玉案中,杜天禹黑进山东省高考信息网站,窃取的是山东省2016年高考考生信息,而该信息是不应当被公众所知悉的,且具有较大的保护价值。

对于该罪的主体,在刑法修正案(九)正式出台前,该罪的犯罪主体还仅局限为国家机关、金融、电信、交通、医疗等单位的工作人员,而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个人信息电子化成为一种趋势,公民个人信息储存形式也出现了多样化,可能获取、出售、提供公民信息的人员不应当被局限为特定的群体,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将该罪犯罪主体定义为一般主体,即年满十六周岁具有完全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单位也可以成为该罪的犯罪主体。

对于“出售、提供、获取”,该三者为并列罪名,只要行为人实施了上述三种行为中的一种或多种,且符合该罪的其他构成的话,即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而对于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目的及以何种方式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中并没有明确规定,笔者认为,该罪的立罪宗旨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不受侵犯,而只要其超越了公民个人相应授权和许可,以窃取或者其他方法出售、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的,皆可构成犯罪,而不应将行为人的非法目的或非法方式作为定罪的依据,因此,刑法修正案(九)将“非法”而字去掉,加大了对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力度。结合徐玉玉案,杜天禹利用自己掌握的“黑客”技术获取2016高考考生信息并出售给本案的另一犯罪嫌疑人(涉嫌诈骗罪),其行为已经严重侵犯了2016年高考考生的个人隐私,符合该罪的客观条件。

现在谈到该罪的最重要的也是认定该罪关键的一点,就是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情节严重”的认定,笔者查阅了大量材料和文章,目前尚无司法解释作出规定。因此笔者借鉴了“检察日报”中一篇文章的相关观点,认为可依次考虑三个因素:

一是只要该信息被用于实施犯罪活动,均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二是看是否严重危及公民个人的正常生活,或者给公民个人带来较大经济损失或导致其他后果;

三是在无法认定前两者的情况下,根据出售、提供或者获取信息的数量、次数加以确定,其中,在出售的情况下还包括获利金额,在提供、获取的情况下还要考虑手段的恶劣程度或者支付的对价金额,等等。

具体而言,具有以下情形之一的,可以判定为情节严重:

1.利用出售、提供、获取的公民个人信息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实践中,有些行为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是为了拓展公司业务或是个人人脉,有些行为人则是为了进行违法犯罪活动,其主观恶性较大,譬如本案中杜天禹的出售的考生信息被用作诈骗犯罪活动,其行为即可认定为情节严重。

2.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对公民合法权益造成严重损害的,其中包括造成公民严重精神损害或者重大经济损失。结合到徐玉玉案,虽然徐玉玉之死与杜天禹没有直接的关系,但是从逻辑上来分析,杜天禹获取徐玉玉个人信息后,出售给本案另一犯罪嫌疑人陈文辉,陈文辉依据购得的信息实施了诈骗行为致使徐玉玉死亡的严重后果。因此,杜天禹的该行为实际上存在徐玉玉之死的因果关系。

3.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手段恶劣的。就行为方式而言,行为人以暴力、胁迫、欺诈等方式,或纠集、雇用多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的,可视为情节严重。

4.利用所掌握的公民个人信息从中获利数额较大的。即行为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违法所得数额较大的。数额较大的标准,可以根据经济社会发展情况及相关犯罪立案标准综合确定,有学者认为出售公民个人信息获利数额达5000元以上的,可确定为情节严重。

5.其他应当认定为出售、提供、获取公民个人信息情节严重的行为。

综上依据,杜天禹的行为是否属于“特别严重”需要等到案件进一步侦查和公诉机关的认定。

由于“徐玉玉案”属于公安部挂牌督办的重大案件,对社会影响非常大,莘莘学子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终于即将踏上高等学府的殿堂,开始人生的另一段辉煌时刻,却因为9900元永远的离开的人间,笔者感到非常惋惜。但是,作为一名专职律师,我更希望我国的法律能够让犯罪嫌疑人得到公平、公正的审判

(张赛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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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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