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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理由是什么?

2011年05月05日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这样的辩护意见不予采纳的理由是什么?

犯罪嫌疑人赵明秋不是在案发现场被抓的!铁的证据证明赵明秋也不在警方设定的预谋犯罪现场!毒品鉴定结论为什么不告知本案的任何一位犯罪嫌疑人?真凶丁安已经认罪,并否认赵明秋参与犯罪,犯罪嫌疑人赵明秋有罪的证据在哪里?在福建地盘,当地人可以自由买卖毒品吗?这是明目张胆的徇私枉法?

附件:

赵明秋等人犯贩卖毒品一案

二 审 辩 护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依法接受上诉人赵明秋(同案犯:丁安、杨春、刘敏、杨磊、刘芳)等人犯贩卖毒品罪一案上诉人(原审被告人)赵明秋亲属的委托,并在会见时征得赵明秋本人的同意,指派我担任本案上诉人赵明秋二审的辩护人,依法参与本案的诉讼活动,出席今天的法庭审理,履行辩护人的法定职责,维护上诉人赵明秋的合法权益。

本案一审宣判后上诉人赵明秋的书面上诉意见对一审判决书的一些不公和错误的认定案件的行为作了一定的说明。在这基础上,为使二审更加查明本案的事实真相,准确适用法律,对本案作出经得起历史检验的判决,现本辩护人再结合本案今天庭审核查的实际案情情况,发表如下辩护意见,供二审合议、讨论时参考。

本辩护人认为,一审认定上诉人赵明秋犯贩卖毒品罪的罪名所依据的证据不客观、不充分,一审认定上诉人赵明秋犯贩卖毒品罪的罪名依法不能成立。

本辩护人仅遵照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的基本法律适用原则发表如下辩护意见来论证本辩护人的上述观点的正确性。

一审认定上诉人赵明秋贩卖毒品海洛因1548.5克的“意思”,大概应该是从杨春个人在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永顺小区B幢租住的1212号房间里搜到的1045克加上本案案外人钟燕笔记本上记录的503.5克总和的“意思”。一审也是分别对这两起犯罪予以认定的,本辩护人也就分别对此进行辩护。

一、上诉人赵明秋没有构成贩卖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

理由是:

(一)在主观上:

1、赵明秋本人不认为自己犯罪

被告人赵明秋在本案中并没有提到有任何人有参与或知道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的问题,他自己也是一直坚决否认自己参与或知道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的问题。

在二审期间,上诉人赵明秋曾经申请过本案二审的检察员前往云南找相关证人调取证据,以证明他认为诬陷他的同案犯杨春说的,即2009年8月1日、2日或者3日,杨春、丁安和他在昆明市西山区梁源小区65幢302室赵明秋租住处,商谈此次贩卖1045克海洛因的事情是虚假的,那几天恰好有不在昆明的许多证人和他在一起,可以对此情节予以证实,想用铁的事实来证实杨春的确在诬陷他,在二审开庭时本案的检察员对赵明秋的这一申请也是认可的,赵明秋也多次在本辩护人会见他的时候提到此事。本辩护人当时想,不论杨春怎么说?他都是一个孤证,孤证本来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没有必要找证据去证实孤证的真实性如何?(但一审就是以此孤证来判决赵明秋死刑的,赵明秋的心情可想而知)但是二审检察员对赵明秋申请调查取证不予理睬的想法是什么?二审检察员在法庭上对此并没有解释。因此,赵明秋的这一申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重视。但是,苍天有眼啊!任何陷害他人的事情终究是经不住客观证据的检验的,通过本辩护人认真查阅本案卷宗,公安机关提供的通话清单给赵明秋的说法作了客观公正的证明。通话清单显示,赵明秋的号码为15259563427的手机于2009年8月1日晚上20:06分后漫游到昭通地盘与杨磊的号码为15260468303的手机通过电话,该通话记录是侦查人员整理后形成的,不排除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赵明秋就已经进入昭通地盘。客观事实是不以人的辩论为转移的,具体实际情况本辩护人只能尊重当事人自己的陈述,按赵明秋的陈述,他那段时间用他老婆的车牌号码为云A518YH的小轿车从昆明到镇雄拉客谋生。他是中午开始接客人,当时昆明市正在修建二环快速通道,进出昆明市区都比较困难,他接了人花了一个多小时的时间并堵车又花了一个小时的时间才走出昆明城,从嵩待高速公路回昭通市,下午5点左右走到嵩待高速路的昆明市东川区辖区,晚上8点左右进入昭通地盘。该手机于2009年8月2日一天漫游在云南昭通与杨磊的上述手机号码通过多次电话。于2009年8月3日期间早上漫游在贵州毕节(从镇雄回昆明的必经之路),下午17:37都还在云南曲靖,晚上20:41回到昆明也都分别与杨磊的上述手机号码通过话(预审卷宗第五册第62-64页、第26页)。然而作为来自福建省人民检察院的二审检察员不理睬赵明秋的申请不说,大概也不懂云南的各个地区的区号是多少,在二审开庭审时竟然说是赵明秋于2009年8月1日的晚上还在昆明(二审庭审笔录对此错误地记录为2009年8月1日、2日、3日期间赵明秋都在昆明,不用调查取证),有预谋犯该案毒品的时间,本辩护人申请二审法庭补充向杨春调查他们三人是白天还是晚上预谋贩卖的毒品时,审判长说是等发表完辩护意见后再调查,本辩护人在发表完辩护意见后再次申请二审法庭向杨春提问时还说了,虽然检察员已经说了赵明秋于2009年8月1日的晚上在昆明,但还是请杨春自己交代一下他们三人预谋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大概”时间,杨春不知是受了检察员的这一错误发言的影响,还是受了赵明秋本人所作的辩护的影响,说是在8月1号那天的下午他们在昆明赵明秋的住处预谋贩卖毒品的。根据赵明秋的陈述,结合通话记录分析,一个要开车拉客出远门到云南昭通镇雄的人,该下午就绝对不可能有闲暇时间在昆明和他们预谋干什么毒品买卖的事情。根据通话清单显示的时间分析,不论是2009年的8月1日还是8月2日或者3日的下午,赵明秋在下午这个时段都不可能在昆明市西山区自己的租房处商量什么事情。

铁的客观事实已经证明,赵明秋说的是真话(可他的话有几人在听呢?),杨春说的就是假话(可杨春的话,在二审开庭前,不知蒙骗了多少人?难说还有人继续相信杨春所说的话),杨春的确已经涉嫌诬告陷害赵明秋。

顺便还要说明的是,公民没有证明自己无罪的义务,但已经被判了死刑的人,只能是自己救自己了。

2、丁安也一直供述认为赵明秋没有参与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问题。

丁安在愿意承担死刑的最严重的罪责的情况下,一直没有说过赵明秋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但办理本案的侦查人员一直没有放过丁安,一直到丁安说出杨春、赵明秋、刘敏、杨磊等人都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后,本案侦查机关才停止对丁安的审讯。一审在采信丁安的该供述时也是不客观公正的,既不采信丁安之前说的赵明秋没有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也不完全采信丁安最后一次讯问笔录说的杨春、赵明秋、刘敏、杨磊等人都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而只是采信赵明秋一个人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并没有认定刘敏、杨磊等人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一审为什么要这样采信证据也没有说明具体理由。在该笔录中丁安虽然说了杨春、赵明秋、刘敏、杨磊等人都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但也没有说清楚这几个人是怎么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的?每个人在这当中是怎样的分工?都分别实施了什么犯罪的行为?等等……一审庭审时,丁安对此供述也是没有认可的,二审时丁安也明确表示,他没有说过那样的话,是警察自己写在笔录上的。因此一审断章取义的引用丁安的供述认定赵明秋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也是违背丁安本人的多次的真实意思表示的。一审也应该客观公正的象对待杨磊、刘敏等人那样,公正的认定赵明秋也没有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

3、同案犯杨春的供述不仅是孤证,而且不值得采信。

杨春有多种说法,极力的供述了赵明秋在不同程度的参与了本案涉案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贩卖行为,但杨春的供述前后并不稳定,他也只是交代清楚这毒品1045克毒品海洛因是从云南镇雄起运经过贵州毕节运到案发地即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的,而且,1045克毒品海洛因在起运前是丁安在云南的镇雄交给他的,并没有提到赵明秋,其他的有关毒品1045克毒品海洛因到底是怎么从上家领取的?购毒款有没有支付?这1045克毒品海洛因到了福建以后又将卖给谁?杨春是没有说清楚也不可能说清楚的,因此连杨春自己都没有说清楚这1045克毒品海洛因是怎样贩卖的?而且杨春在二审期间在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时甚至说了,他对他在公安机关的笔录看都没有看就签字了(二审合议庭、检察员对此应该是清清楚楚的)。在大量的预审卷宗中,侦查人员对丁安和赵明秋这样两个认罪和不认罪的人都多次提到他们态度很嚣张,二审期间,本辩护人问丁安,你都愿意承担死刑了,警察怎么还说你的态度很嚣张呢?丁安也说了,那是警察自己写上去的。从二审法庭的审理的情况看,丁安态度的确也很好,说话也很和气,唯独杨春,说话不实事求是,还以为本辩护人又是福建这边的人,多次装作听不见本辩护人的提问,最后干脆直接当庭拒绝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已经是二审了,杨春应该知道有如实回答的义务,他却选择了拒绝,但是你杨春的供述把赵明秋推向死路的,你有什么理由拒绝他的辩护律师的发问呢?难道你作了假供述了吗?这个情节二审合议庭也是看得清清楚楚的。从情理上分析,杨春就是很有可能作了假供述诬陷了赵明秋,他因为说了假话,怕回答本辩护人的提问时,经不起检验,出现漏洞或者错误,杨春在今天的庭审上才是态度唯一嚣张的人。

杨春的确是说了假话,一审在归纳其供述时,在一审判决书的第18页第12行写到:“8月5日,赵明秋用13211628855的手机打其15880943569的手机,……”没有相应通话记录对此予以印证。从公安机关提交的各犯罪嫌疑人相互通话的情况来看,赵明秋所用的号码为13211628855的手机就没有与杨春所用的号码为15880943569的手机通过电话。在一审判决书的第19页第5、6行又写到:“9日晚8时到南安租房后,其打赵明秋电话13211628855报平安,……”也是没有相应通话记录对此予以印证。从公安机关提交的相应通话清单的情况来看,赵明秋所用的号码为13211628855的手机当天就没有与杨春的任何手机通过电话。铁一般的客观事实,再次、多次重复证明杨春说的就是假话,一审引用这些假话来判处一个人死刑是显得多么的荒唐,无怪乎七尺男儿的赵明秋要在二审法庭上滔滔大哭,感谢党中央的英明决策啊,死刑案件二审要必须开庭的司法改革,赵明秋是多么希望二审的合议庭法官能够明察秋毫,查出杨春就是在诬告陷害他。

因此,杨春交代赵明秋参与本案的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的供述,在被丁安以及赵明秋的多次供述予以否认、与客观证据也存在冲突的情况下,不仅是一个推卸责任的孤证,而且涉嫌诬告陷害赵明秋,且诬告的事实还有丁安作证,他的供述在诬陷赵明秋的成分上要比指认赵明秋犯罪的成分上大得多。这样的指认赵明秋参与该起犯罪的相关供述不仅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相反要追究杨春提供虚假证词诬告陷害他人的法律责任。

基于此,指控赵明秋犯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的主观依据就只有杨春一个人的前后矛盾并与客观证据相矛盾的供述,一审法院在开庭后也明白这一点,所以,为了避免在判决书的认定上出现孤证,就要求公安机关补充一份“情况说明”来证实赵明秋参与犯罪。说道底还是只有本案的侦查机关和杨春说赵明秋参与了该起1045克毒品海洛因的犯罪,这显然不能算作两个证据,一审的做法是不正确的。

一审认定上诉人赵明秋贩卖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明显缺乏犯罪构成的主观要件。

(二)在客观上,认定赵明秋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的证据并不充分。

1、被告人赵明秋在本案中没有实施过任何贩卖毒品的行为。

被告人赵明秋被抓的时候,处在昆明市有名的风景区金殿后山的休闲娱乐区域,杨春当时也还没有指认赵明秋有任何犯罪行为,按杨春的说法是,他是看到了赵明秋被抓以后才指认赵明秋犯本案的(侦查卷宗第二册第125页),更何况赵明秋被抓的当天,本案的侦查机关还没有缴获到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卷宗材料以及杨春今天庭审也说了,毒品毒品海洛因1045克是在他被抓的第二天警察才在他的房间搜到的。因此,本案侦查机关泉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赵明秋被抓的时候有犯罪行为。赵明秋被抓以后,侦查机关虽然采取了各种各样的侦查措施逼赵明秋承认有犯罪事实,但是赵明秋还是实事求是的告诉侦查机关,他压根就不知道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事情,自己也没有参与。即被告人赵明秋在客观上并没有实施过任何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行为。

2、被告人赵明秋也并没有指使杨春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行为。

在本案中,已经查明的证据只能证实,杨春只有运输和非法持有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行为,根本也没有什么贩卖毒品的行为,说其他人指使他贩卖毒品也就根本不可能成立。

虽然杨春自己交代了支付了55000元的毒资,但杨春并没有亲自将该毒资支付给毒品的所有者,也并不知道丁安或者赵明秋是否将该笔钱支付给了毒品的所有者,杨春也还不知道赵明秋或者丁安是否也出过资给毒品的所有者。杨春连自己都没有贩卖毒品罪的行为,说别人指使自己贩卖毒品也就根本不可能成立。

3、丁安的供述证实本案毒品1045克海洛因涉嫌的犯罪都是他一个人指使杨春干的,且杨春也证实该毒品是丁安从上家拿来交给他的,并且是丁安把毒品提来送到杨春所乘坐的车上,以及把杨春送到贵州毕节,这是杨春和丁安双方都认可的事情,也有客观证据对此予以印证,在这当中丁安、杨春二人也并没有提到赵明秋干过什么?

4、杨春提到一点说是该批毒品运到福建以后要等到赵明秋指示后才能处理,可在赵明秋对此作出指示之前,杨春已经被抓了,无法印证杨春所说的真实性。

5、杨春还交代的赵明秋负责联系上家以及杨春说过有过在案发当天与赵明秋通过电话等一系列情况,但本案一审查证的通话清单不能对此予以相互印证,客观上的证据都不能印证杨春说的孤证是不是真话?

6、一审审理认定后的证据表明,本案的涉案毒品1045克海洛因是在抓获杨春等人后,在杨春租住的房间的衣柜底下查到的,毒品1045克海洛因并没有处于任何交易状态,一审最终也没有查清这1045克海洛因将要卖给谁?毒品交易的地点在哪里?交易的价格又是多少?毒品如何交付?由谁交付?毒资又是如何支付等等贩卖毒品所应具备的客观表现特征。

因此,一审认定赵明秋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同样缺乏犯罪构成的客观要件。

结论:一审认定赵明秋参与贩卖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缺乏犯罪构成的主、客观要件,证据明显不足,该起犯罪对上诉人赵明秋依法不能认定。

二、一审认定被告人赵明秋构成贩卖毒品1045克海洛因的证据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关于被告人赵明秋、丁安、杨春的供述存在的以及能证实的问题

1、被告人赵明秋的供述不能证明任何人参与该起犯罪。

该起犯罪中,被告人赵明秋自始至终不知情,在整个侦查直至一审庭审,不论是有罪的供述或者是无罪的辩解,赵明秋从案发直到现在都没有提到参与或知道本案有人贩卖这毒品1045克海洛因的事情,一审引用的赵明秋的供述中也是这样总结的。因此,被告人赵明秋的供述不能证明任何人或者自己参与该起犯罪。

2、丁安的供述只能证实毒品1045克海洛因是丁安拿给杨春的

丁安只是交代毒品1045克海洛因是在没有支付毒资的情况下从上家“黑哥”那里拿来交给杨春的,没有买的内容,也没有卖的内容。

需强调的是,丁安虽然在侦查阶段表达过愿意承担死刑的最严重的后果,但丁安在侦查阶段的供述被侦查机关多次认定为不老实,没有如实交代犯罪事实,这种已经被侦查机关作了否定结论的供述依法不能作为证明任何人有罪的证据予以使用。

3、杨春的供述存在的问题

本辩护人在此需要先予特别说明的是,在涉案毒品1045克海洛因有罪的证据中,所有客观证据对杨春都不利,一是购买毒品的毒资杨春自己交代付了5.5万元,二是与毒品1045克海洛因货主联系的手机号码是杨春的手机号码。三是杨春自己交代毒品1045克海洛因是他自己一个人从毕节带到案发地即福建省南安市水头镇的。在这中间,有一个很现实的可能,如果毒品在运输的途中被当地的公安机关查获,杨春就一个人面临承担运输毒品1045克海洛因的法律责任。在司法实践中,象杨春这样运输毒品被查获并被判处死刑的案件非常多。四是毒品是在杨春单个人租住的房间里查获的(租房合同是杨春一个人签的,房东也说是该房是杨春一个人租的)。被告人杨春作为一个有毒品犯罪前科的人来说,不可能不知道这一系列证据对他产生的严重后果,因此,绝对不能合理排除的一个怀疑是,杨春为了减轻自己的罪责,想办法往其他人身上推的情况。因此,被告人的杨春的供述,因为与同案犯有密切的厉害关系,其往其他任何同案犯人身上推卸责任且没有客观证据予以认定的时候,依法都有不值得采信的合理理由。而且杨春的供述看上去认罪态度好,但前后也是不一致,不稳定,而每次交代不一致的时候,他都跟侦查人员说,以本次交代的为准。

(二)本案侦查机关在取证上存在程序违法的问题

1、抓捕和羁押赵明秋时,没有出具相关合法的法律手续。

这从《拘留证》、《拘留通知书》《延长拘留期限通知书》上侦查人员的签注就可以看出来了,赵明秋是在2009年8月9日晚被抓的,而《拘留证》上的时间是2009年8月10日,看守所接受的时间是2009年8月18日(预审卷宗第一册第5、14、17页),存在如下违反程序的问题:

(1)抓人的时候没有出具合法的法律手续,抓了以后也没有及时补办。10号那天可以算是拘留,那么9号那天抓捕和关押赵明秋就没有合法的法律文书的手续。

(2)没有公安机关负责人签字批准的拘留报告、延长拘留期限报告等法律文书。

(3)延长拘留的手续已经办了,可人还没有送看守所,说明本案侦查机关一开始就在制造假证。

(4)拘留后人没有及时送看守所,赵明秋是18号才送看守所的,之前关在什么地方,从卷宗材料里看不出来。

(5)拘留后没有及时通知家属,违法(人都逮捕了才将拘留通知书寄到赵明秋户籍所在地的派出所)。

(6)逮捕后直到现在也还没有通知家属(过去不知道,但在大力倡导司法为民的今天,实难见到此种行为)。

2、犯罪嫌疑人反映存在刑讯逼供、诱供、逼供的问题

二审开庭时,除了杨春以外,所有人都“主动”反映本案的侦查人员在审讯时存在刑讯逼供的问题,刘敏尤其反映,如果他不承认有犯罪事实,办理本案的侦查人员讲他的老婆也不能出去(如果以检察员说的以在公安的最早供述为主要证据的话,刘敏第一次就说过“我和赵明秋没有做过什么违法的事情”。) 在侦查人员的审讯笔录中,明显看得出本案侦查人员在审讯时都实施了“指明问供”这样一个讯问方式,那就是侦查人员在侦查阶段对所有的被告人都实施了“指明问供”这样一个讯问方式,即把同案犯的有罪供述或设定一个有罪情节,不论是否客观?都逼着其他相关同案犯对此予以认可或者作出解释,相当于法庭审理时的质证一样。“逼供”的现象也是明显的,侦查笔录显示,赵明秋就被他们逼得撞墙,丁安甚至被逼的要去死都不行。

3、本案侦查机关在侦查本案时,先入为主。

任何人都知道,一公斤多的毒品海洛因自认其罪将可能造成的严重后果,有谁愿意心甘情愿的冒这样的风险呢?也按理说,杨春如果怕承担罪重的罪责但在丁安已经站出来证实是其指使杨春运输和藏有本案的涉案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行为的时候,在本案侦查人员经常将他们的口供拿来串供的时候,杨春完全可以将罪责往丁安的头上推,可杨春为什么还要一个劲的指认赵明秋参与贩卖本案涉案的毒品海洛因1045克的犯罪并说赵明秋就是他的老板呢?这让人百思不得其解。

通过认真细致的查阅卷宗,不难发现,造成这一系列的根本原因都在于本案的侦查机关先入为主,在侦查之初就认定被告人赵明秋是本案的罪责总负责人,认定赵明秋就是本案的老大,什么事儿就都跟他都有份,相关犯罪嫌疑人凡是交代本案与赵明秋有关的就是事实,反之即便愿意承担死罪的人说的话都不是事实,所有的犯罪嫌疑人不交代本案与赵明秋有关的话也都认定为不老实,也都被侦查机关告知将会面临更为严厉的刑事责任追究。

本案的侦查人员甚至在杨春辨认赵明秋的笔录中这样写到:“……赵明秋是杨春的老板,杨春此次运送1公斤的海洛因是受赵明秋指使的,这1公斤的海洛因是赵明秋的。”辨认笔录只是去辨认一下所要辨认的对象,怎么会辨认得出这么多东西来呢?这不是侦查人员明显的主观臆断,又是什么?

顺便提及的是,最近几年全国被查清和纠正的刑事冤案,无一不是公安机关的先入为主造成的,在冤案纠正以前公安机关也都同样有各种各样的“情况说明”来论证他们办案的合法性、正确性。在冤案被纠正以后,为此赔偿和买单的也都是人民法院。云南昆明有名的杜培武杀人冤狱一案,是因为真凶杨天勇的查获而获得无罪释放,赵明秋比杜培武坚强,一直没有承认参与该起犯罪,要不然他也象杜培武、赵作海等人一样,不是自己干的事情,可偏偏还在侦查机关交代的清清楚楚是他自己干的,但赵明秋比杜培武等人更惨,因为本案已经有人到案并为此承担一切责任并说赵明秋没有参与,且客观证据也能对此予以证实的时候,赵明秋还是被判了死刑,赵明秋所以在二审庭审喊冤说是死不瞑目的原因也就在于此吧(那场面感人啊)?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国家公诉人,以上三点本案的侦查机关违反程序的行为如果没有引起你们注意的话,那么,本辩护人再着重提以下本案侦查机关下列严重违反法律程序的行为,供你们核查,以准确适用法律。

4、《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检验报告》存在的严重的违法程序的问题

本案《福建省泉州市公安局刑事科学技术检验报告》中的检验结果称送检的三块白色块状可疑物中经化验均检出海洛因。该检验报告存在如下问题:

(1)该检验报告描述称,缴获三块白色块状物净重共计1045克,但却没有相关称量记录对此予以印证。

(2)送检人只是林荣成一个人,明显不符合法律规定,难以排出一系列合理怀疑。

(3)鉴定机构以及鉴定人是否有合法的资质并不明确。

(4)怎样提取的样品,没有相关犯罪嫌疑人认可。

(5)所提取的样品怎样封存?又怎样送达检验机关?没有人可以证实。

(6)该毒品的鉴定结论所依据的鉴定物是否就是杨春租住的房间里查获的可疑物品,取样和化验时是否让杨春在场和辨认,也不明确。

(7)样品全部用完不符合相关鉴定的法律规定。

(8)最为关键的问题是本案侦查机关应该履行的法定基本义务没有去履行,涉案的毒品1045克海洛因的鉴定结论,在整个侦查阶段,本案的侦查机关并没有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依法告知本案的各相关犯罪嫌疑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明确规定:“侦查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如果犯罪嫌疑人、被害人提出申请,可以补充鉴定或者重新鉴定。”公安部1998年就发布实施的《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程序规定》第二百四十一条也作了同样规定:“公安机关应当将用作证据的鉴定结论告知犯罪嫌疑人、被害人。……”

侦查机关在侦查阶段未依法将该鉴定结论告知各相关犯罪嫌疑人,已经是明明白白的违反了法定的取证程序和不履行其法定的基本义务,该鉴定结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之规定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美国有名的辛普森杀人案就是因为警方的取证程序出现问题而获得无罪释放的,在中国这块土地上人民法院多次为公安捏造的冤假错案买单,就因为中国的人民法院对侦查机关的一些违反法定程序的行为视而不见)

还需要说明的是,鉴定结论的告知义务机关是侦查机关,既不是检察机关也不是审判机关的事情,如果有人引用一审庭审笔录时各被告人和辩护人对该些证据没有异议,因而来认定侦查机关没有违反法定程序,那也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且这样做会给老百姓造成“公检法都是一家人”的错觉,有损司法机关在老百姓心中的公信力。

本案侦查机关的这种做法,不是个别的,在河南商丘赵作海故意杀人冤狱一案被纠正后,这种问题已经引起中央高层的重视,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最近联合颁布并于二O一O年七月一日起施行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二十三条明确规定:“对鉴定意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

(二)鉴定机构和鉴定人是否具有合法的资质。

(三)鉴定程序是否符合法律及有关规定。

……

(六)鉴定意见的形式要件是否完备,是否注明提起鉴定的事由、鉴定委托人、鉴定机构、鉴定要求、鉴定过程、检验方法、鉴定文书的日期等相关内容,是否由鉴定机构加盖鉴定专用章并由鉴定人签名盖章。

……

(十)鉴定意见是否及时告知相关人员,当事人对鉴定意见是否有异议。”

因此,该毒品是海洛因的的鉴定结论本身存在很多问题,侦查机关也没有将该鉴定结论及时告知相关人员,相关人员也就是否有异议也不得而知,依法就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5、本案补充的司法鉴定报告即《福建省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更是存在很多问题。

《福建省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的检验结果称,从所送的检的1#、2#、3#样品中分别检出海洛因的含量为79.5%、78.6%、78.2%。

请注意:

该材料的委托日期是2010年1月4日,检验日期是2010年1月6日,出具检验结果的日期为2010年1月7日。

再请注意本案的案件关键诉讼行为发生的时间:

各犯罪嫌疑人被抓的时间是2009年8月9日,涉案毒品1045克海洛因缴获的日期是2009年8月10日,第一次检验送样日期是2009年8月10日,检验结果出来日期是2009年8月20日,本案的涉案毒品1045克于2009年8月31日上缴国库。各被告人的逮捕日期是2009年9月17日, 2009年11月13日公安机关应该移送起诉。那么《福建省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存在如下问题:

(1)送检的时间是在移送起诉以后发生的事情,不在公安的侦查期间内。如果说是退侦,卷宗里面没有相关退侦的法律手续。

(2)该检验报告书称“送检的疑似海洛因是在杨春租住处查获,从1000余克疑似海洛因中提取……。”与卷宗中其他证据存在矛盾,预审卷宗材料第四册第35页的《福建省毒品实物上缴收据》证实,本案的涉案毒品1045克已经于2009年8月31日上缴国库。既然毒品已经上缴国库,要从毒品库存的国库里面提取毒品是需要履行相关法律手续的。本案的侦查机关从程序上已经没有资格和条件再对该毒品再提取样品来作鉴定,因为在客观上,国库里面的毒品在没有贴标签予以封存的情况下,已经不可能知道哪包毒品是哪个案件的?因此,毒品库的管理人员是不会冒风险给本案的办案民警再次提取毒品的,在毒品泛滥的云南,发生这样的情况,省公安厅只会出具证明说是毒品已入库,无法再作鉴定,因此该检验报告书所依据的检材、样本来源不明。

(3)该鉴定结论也是未依法告知各相关犯罪嫌疑人的。

本案的侦查机关甚至没有将该材料装订入预审卷宗,大概连一审的很多辩护人都没有该材料,本辩护人向一审辩护人以及一审法院调取材料时,都没有见到该鉴定结论,是到了二审才从一审法院装订的卷宗里面发现该鉴定结论的,一审判决书归纳证据时认定的该鉴定结论的文书号与卷宗里面的实际文书号也不一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一条、上述两院三部颁布实施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第二十三条第九项以及第二十四条第六项之规定,《福建省警察学院司法鉴定中心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6、本案侦查机关处理相关财产的程序违法。

打击毒品犯罪,依法没收犯罪嫌疑人的用于犯罪活动的钱财或者工具,这属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人民法院本身应履行的职责,无可厚非。但办理本案的公安机关,在打击本案的犯罪过程中,显然是过了头,超出了法律规定的权限。肆意冻结、划拨犯罪嫌疑人亲属的存在银行的钱,肆意扣押本案案外人的财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117条之规定,公安机关根据侦查犯罪的需要,只有查询、冻结犯罪嫌疑人存款的权利,而没有没收涉案财物的权利,没收财物的权利依法是属于人民法院。本案的侦查机关在本案还未开庭就把扣押的本案的相关财产先行强制没收,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相反是在藐视人民法院的职权,办理本案的人民法院对此行为可能已经司空见惯,但应该依法予以纠正,以切实维护法律的尊严。作为法律专门监督机关的检察机关,不应该对此视而不见,而应该履行法律监督职能,责令办理本案的公安机关依法将相关财产移送到人民法院,由人民法院进行处理,或者责令其只是先行暂扣,等待人民法院处理后再对本案的被告人的财物予以处置。法律只是追究被告人犯罪行为的本身,并没有授权公安机关可以对犯罪嫌疑人及其家属的一切财产有随意动用并占有和处分的权利。

一审判决书判决的第八项是错误的,无法证明人民币104585元是毒资,人民法院也不能授权任何机关没收任何人的财物。

(三)关于本案侦查机关在庭审后于2010年04月13日补充的“情况说明”存在下列各种问题

1、出具的时间不符合法律规定

本案侦查机关在庭审后于2010年04月13日补充的“情况说明”是在一审已经开完庭以后补充的,一审第一次庭审笔录的最后审判长说的很清楚:“最后陈述到此结束,合议庭将在闭庭合议后,另定日期进行公开宣判,现在休庭,……”因此一审闭庭以后要求本案的侦查机关重新补充证据并再一次开庭的做法不仅没有任何法律依据,反而是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以及一审审判长宣布的法庭审理程序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二条之规定:“在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审判长宣布休庭,合议庭进行评议,根据已经查明的事实、证据和有关的法律规定,分别作出以下判决:

(一)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有罪判决;

(二)依据法律认定被告人无罪的,应当作出无罪判决:

(三)证据不足,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的,应当作出证据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无罪判决。”

可是一审法院却不是按照它在第一次庭审的最后说的那样,依法按照开庭审理时公诉人出示的合法有效的证据对本案迳行判决,而是在明知本案相关涉案毒品1045克海洛因对赵明秋定罪都证据明显不足的情况下,不是依照上述规定的第(三)项认定赵明秋与该起犯罪无关,反而在休庭后的一段时间,毫无法律依据的要求侦查机关补充所谓的“情况说明”,该“情况说明”不论被告人有没有意见,首先在程序上就是违法的,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2、法律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二条第二款之规定:

“证据有下列七种:

(一)物证、书证;

(二)证人证言;

(三)被害人陈述;

(四)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辩解;

(五)鉴定结论;

(六)勘验、检查笔录;

(七)视听资料。

以上证据必须经过查证属实,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显然,法律并没有规定侦查机关的“情况说明”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3、形式要件欠缺。

泉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做法也不是个别的,在司法实践中,很多冤案被纠正以前,侦查机关也都出具各种“情况说明”证明其侦查的合法性、正确性,可是当发现案子的确是冤案以后,竟然找不到当初是谁写的“情况说明”?办案人员之间也怕承担责任,相互推诿。在河南商丘赵作海故意杀人冤狱一案被纠正后,为了避免类似的情况再度出现,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安全部、司法部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死刑案件审查判断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中的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侦查机关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材料,应当审查是否有出具该说明材料的办案人、办案机关的签字或者盖章。”本案一审法院开庭后要求侦查机关补充的“情况说明”并没有办案人员的签字,是违反上述规定的。如果对上述的“顿号、或者”有不同的理解,那么上述两院三部同时联合颁布的《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七条三款就明确规定:“公诉人提交加盖公章的说明材料,未经有关讯问人员签名或者盖章的,不能作为证明取证合法性的证据。”该“情况说明”除了有泉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的大印外,并没有有关讯问人员的签名或者盖章。因此,一

审法院作为证据使用的本案侦查机关泉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在第一次庭审后补充的 “情况说明”在形式上也是违反上述规定的,依法不能作为证据使用。

4、内容也不客观真实

在内容上,该“情况说明”的内容被告人赵明秋、丁安坚决予以否定,与侦查机关之前出具的“破案经过”等法律文书描述的内容也是明显不稳合的。破案经过就没有提到有密谋贩毒的字眼。警方出具的“情况说明”与杨春交代的也不一致,在8月3日这个时间段,杨春交代的是三人密谋,而警方在丁安不承认的情况下,改为是赵明秋和杨春密谋。警方出具的“情况说明”说三人密谋贩毒的时间是8月5日,对此情况杨春也没有予以证实,因为8月6日,杨春和丁安一起从昆明到镇雄,之前一天发生的事情,杨春应该是清楚的。他不可能再用含糊的字眼说什么1日、2日或者3日之类的话。

5、出具没有法律依据

任何一个现代司法国家包括中国在内的的侦查机关的侦查人员不可能既当侦查员又当证人,因此,该份“情况说明”的侦查机关对此予以出具的本身不仅没有法律依据反而是违背法律规定的。尤其是,本案侦查机关绕过公诉机关直接出具“情况说明”给审判机关更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是违反法定的诉讼程序的。

四、一审判决认定本案的全部证据,略作如下分析说明:

证据1——10。没有提到赵明秋,与赵明秋无关。

但还是要说明的是证据8、9王泓旗和江福全的供述存在问题。证据8、9王泓旗和江福全不能以证人的形式出现,如果能够以证人的形式出现,那说明在中国存在有买卖毒品不犯罪,还可以到公安机关充当证人的情况。本案公安机关没有任何权利让买了33克毒品海洛因的人大摇大摆的在自己的面前作了有罪供述后就随意走人的做法,购买33克的毒品海洛因在中国至少要被判处7年以上的有期徒刑。不是每一个人的喊冤都是虚假的,刘芳在法庭上不断的哭泣喊冤是有一定的道理的。当初湖北荆州余祥林冤狱一案的家属跪着到处上访喊冤的时候,还通通被当作“刁民”予以关押,可事后多年余祥林的妻子却活着回来了,那些之前自以为是认为自己在“秉公执法”的人们有几个人站出来为此说自己错了呢?王泓旗如果没有受到某种暗示,会敢在公安机关承认自己贩毒并且确定自己不受法律制裁吗?真的也希望刘芳的泪水没有白流啊!

证据11,赵明秋使用云A518YH小轿车时并没有在作什么案件,一审认定证据错误。

证据12,长途车票,是杨春坐的车,与赵明秋无关。

证据13,记账本,如果按一审说的钟燕对此予以确认,那么钟燕被公安机关放走就是不对的。

证据14,一审归纳错误,④和第二个⑥是重复内容,有两个⑥,该组证据不存在什么贩毒现场,在现场就没有找到任何毒品,怎么叫贩毒现场呢?

证据15,冻结别人的账户的事情,与赵明秋无关,别人有没有意见那都是别人的事情。但一审判决书在第31页第21行认定事实时,说是:“……汇款给被告人赵明秋,……”与一审查证的证据不相吻合。顺便需要说明的是,法律并没有禁止公民在银行汇款。

证据16,只能证实通话情况,无法证实通话的内容,该通话情况还能印证公安机关和杨春都在说假话。

证据17,一审归纳证据错误,所有证据中就没有闽警院司法鉴中心[2009]毒检字第205号司法鉴定检验报告书,这份证据看来只有一审法院最清楚了。

证据18,一审归纳证据错误,本案没有郑明秋这样一个人。

证据19,毒品上缴是对的,但公安无权对其他财产进行强制没收的处理。

证据20,对赵明秋采取的强制措施,一看就知道不符合法律程序,赵明秋不仅完全可以拒绝签字,还保留追究有关人员滥用刑事强制手段的权利。

证据21,没有看到代号为“5.12”的相关立案手续,公安部的督办文件在哪里也看不见?泉州市公安局禁毒支队异地抓捕赵明秋的合法手续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证实。

证据22,一审归纳错误,明显的一点是毒品不是杨春在镇雄县从上家领取的。

证据24,户籍与犯罪无关。

证据25,赵明秋供述,已经说了,不再赘述。

证据26、丁安供述,已经说了,不再赘述。

证据27、杨春的供述,已经说了,还强调一点,一审归纳时,说是当场被缴海洛因1045克,是错误的,客观事实不是如此,杨春也没有这样说。

证据28,刘敏的供述,刘敏讲毒品海洛因503.5克有178.5克是杨春送来的,杨春对此一直不予认可。其他供述,刘敏讲了是受到公安机关的刑讯逼供才说的。

证据29,杨磊的供述,杨磊在二审也讲了,是受到刑讯逼供才说的。

证据30,刘芳的供述,刘芳在法庭上说了很多,她没有见到过一个吸毒的人会判15年,这是有道理的,一审认定刘芳等人贩卖毒品,但这些毒品在哪里呢?刘芳所买的毒品都被她吃了啊?吸毒的人即便持有少量毒品也不构成贩卖毒品罪,这是最高人民法院明文规定的啊!没有毒品就认定为犯罪在云南毒品泛滥的重灾区都是不多见的事情。

一审判决书第33页第6、7行在归纳总结公安机关补充的“情况说明”时认定:“……被告人杨春将在镇雄县向上家领取的海洛因携带到南安后……”的事实,纯属一审法院的杜撰,公安的情况说明没有这样的字眼。

一审判决书第34页第4、5、6行在适用法律时说:“……贩卖毒品系行为犯,被告人只要实施购买或销售中的任何一个环节的行为,均构成贩卖毒品罪,……”也只是一审的一家之言,与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以及法学专家的观点都是不一致的,本辩护人也就不再赘述。

五、任何人都没有构成本案贩卖毒品海洛因503.5克的犯罪

有关本案贩卖毒品海洛因503.5克的犯罪,一审认定的被告人中杨磊、刘敏是部分认罪的,赵明秋也不同程度的供认了部分参与该部分犯罪的事实,只有丁安予以坚决否认,本辩护人还是认为,不论各被告人是否承认参与该部分犯罪事实,一审认定的相关被告人都依法不构成该起认定的犯罪。理由是:

尽管相关被告人对该起犯罪的指控供认不讳,但因为缺乏最关键的证据即毒品,仅靠口供予以定案不符合最高人民法院2007年09月13日发出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刑事审判工作的决定 》 中的规定:“只凭口供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而本起犯罪事实的认定就是就是一个典型的只有口供而无其他任何证据的认定,依法不能成立。

而且还需说明的是,该起犯罪相关当事人的供述也是不能稳合和不能相互印证的,毒品的来源说法各不一样,杨春的认罪态度一审认定虽然好,但也坚决否认拿过178.5克毒品海洛因给过刘敏。一审也是很搞笑,一方面认定该起毒品的来源有178.5克是杨春提供的,但另一面又听从杨春的供述,判决杨春与该起犯罪无关,那么一审的认定也就是自相矛盾。在另外340克毒品海洛因的所谓提供者赵尧没有到案对此予以认可的话,一审认定该起毒品犯罪的毒品的来源也就全部都是空话。503.5克毒品海洛因的去向,杨磊虽然说了,但也是没有全部查清,到案的刘芳也只是说购买了其中很少的一部分,不到十分之一,而且刘芳购买毒品的渠道也不只是杨磊一人。

在该毒品503.5克毒品海洛因的来源和去向的问题上,一审认定的事实还有一个更为不客观和荒唐的地方是,一方面认定该起毒品犯罪的毒品的来源是赵尧提供了340克,另一方面又认定了杨磊又将该毒品的一部分卖给了赵尧,相当于赵尧就是该批毒品的买卖双方了。天底下有这种贩卖毒品的吗?把毒品又卖给提供毒品的人,赵尧这样一个人是否存在,一审并没有查清,如果真的有赵尧这样一个人存在,他看了本案的卷宗或者旁听本案的审理后,也不知感想如何?客观证据和常理证明各相关被告人的供述就是存在问题的。

作为法律工作者,我们不能去探究各被告人是怎么说的?被告人的说法每天每时都在改变,比如,刘敏在一审回答同一问题:“共贩卖503.5克,杨春交给你178.5克,赵尧340克,共518.5克。相差15克毒品哪里去了?”在回答公诉人与审判人员的讯问时都不一样,刘敏回答公诉人说是:“不知道哪里去了”(一审庭审笔录第10页),而在回答审判人员的提问时,又说是:“分装过程中少掉的” (一审庭审笔录第11页),作为司法工作者,更是要摒弃口供,寻找客观性的证据来证明犯罪嫌疑人犯罪的事实。

还必须说明的是有关该起犯罪的证据之一即笔记本的记录也同样存在几个问题,一是该笔记本没有注明任何犯罪记录,二是作者不是今天到庭的任何一个人,其作者是钟燕。对作品的解释权就只有一个人,那就是作者,其他人是无权解释的,如果允许其他人都对此可以作出解释,显然是侵犯了作者的著作权,而且,不同的人解释都不一样。该笔记本的作者钟燕对此的解释是既没有说明该记录是贩卖海洛因的记录,也没有说明该记录的帐有哪些人参与?怎样参与?该记账本在记录当时也并没有相关当事人签字认可,只是在案发后,在公安机关羁押期间,作者钟燕签过字,但没有说明内容,非作者刘敏作了签字解释,但他的解释是无效的,而且他的解释也是文不对题,该记账本并没有写的有海洛因三个字,可他的解释却说“这些海洛因……”是怎么怎么的?在二审期间,刘敏也说出了为什么这样解释的真相,那就是钟燕是他的老婆,侦查人员告诉他,如果他不承认犯罪的话,他的老婆也不能出去。

在人民法院的民事审判实践中,假设该笔记本记录的是他们做正当生意的记账本,如果相关当事人不认账,官司打到法院,人们法院的民事审判庭都不会将该记录本作为证据使用来判决相关当事人承担相关的民事权利义务,可偏偏就是这样一些在民事上都不够证据使用的东西,到了公安机关以致最后到了法院的刑事审判庭,就可以作为刑事证据来使用,难道我国的法律真的是要让一个人坐牢甚至杀头的标准比要让一个人还钱的标准还低吗?

因此,一审在没有查到毒品实物,也没有明确查清毒品的来源和去向且所认定的毒品的大部分来源和去向同为一人的情况下,就认定有人犯该起犯罪,这显然是不客观的,依法不能成立。

综上所述,本案一审认定上诉人赵明秋有罪的证据本身存在明显问题,一审认定上诉人赵明秋犯本案两起认定的犯罪事实的客观证据并不充分,本案侦查机关取证程序严重违法,一审判处上诉人赵明秋死立刑的证据不仅达不到证据确实充分,相反所认定的证据存在严重问题,属典型的草菅人命。请求二审法院在认真核查本案证据的基础上,参考本辩护人上述辩护意见后,对上诉人赵明秋等人作出公正的判决!

谢谢法庭!

辩护人:云南鼎兴律师事务所

律 师:邓永声

二O一O年十月十五日

(邓永声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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