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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切不以法律为准绳的“讲政治”都是耍流氓

2011年08月05日    我来说两句(1人参与)  

一、问题的提出

讲“政治”还是讲法治?近些年来,一些地方和部门热衷提出“讲政治、顾大局”,但却极少提及我们要讲法治。其中反映出的问题值得思考。

2003年7月,嘉禾启动占地189亩的珠泉商贸城项目。8月7日,嘉禾县委、县政府办联合下发“嘉办字[2003]136号文”(下称“136号文”),要求全县党政机关和企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做好珠泉商贸城拆迁对象中自己亲属的“四包”工作。所谓“四包”是指,包在规定期限内完成拆迁补偿评估工作、签订好补偿协议、腾房并交付各种证件、包协助做好妥善安置工作,不无理取闹、寻衅滋事,不参与集体上访和联名告状。136号文规定,不能认真落实“四包”责任者,将实行“两停”处理———暂停原单位工作、停发工资。并“继续做好所包被拆迁户的所有工作,确保拆迁工作顺利进行”。“对纵容、默许亲属拒不拆迁、寻衅滋事、阻挠工作的,将开除或下放到边远地区工作。”“坚持服从和服务于县委、县政府重大决策不动摇。”县委、县政府提出“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的强硬宣传口号。之后引发了轰动全国的嘉禾拆迁事件。

在当时县委、县政府看来,珠泉商贸城项目及拆迁工作就是县里最大的“政治”,听从政府这一决定的就是“讲政治、顾大局”,否则就是“不讲政治、不顾大局”,承担的后果也是极其严重的。当然,事件后来的发展并不如嘉禾县党政领导所愿。到底县领导还是被拆迁户不讲政治,早已有了定论。这是以“讲政治、顾大局”为由,大搞违法拆迁的标志性事件。当然,嘉禾事件之后,许多地方并不以此为戒,陆续导演着暴力拆迁和违法拆迁事件。

又诸如,一些地方在打黑除恶等专项行动中,县委、县政府极其重视,将打黑除恶作为县里头等到大事来抓,政法委经常召集“三长”(公安局长、检察长、法院院长)开会,协调案件的处理、定性,甚至要求检察院、法院工作前移,提前介入公安侦查活动中。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也极力配合,要求律师在打黑除恶的相关刑事案件代理中“要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进而提出律师在辩护中“不要纠缠于案件的细枝末节”。为保证打黑除恶斗争的顺利开展,打黑除恶专项领导小组要求,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时,不论案件处于哪个阶段,公安人员均要陪同,以防止个别律师指使被告人翻供。

打黑除恶没有错。但是,“三长”开会,协调案件的处理、定性,要求行使检察、审判职权的司法人员工作前移,要求律师在审查起诉阶段或法院审理阶段会见被告人时也要公安人员陪同,这些做法能否认为是“讲政治、顾大局”?律师如果对此提出异议,是否就违背了讲政治、顾大局的原则?律师如果从案件的“细枝末节”入手,提出被告人罪轻或无罪的意见,或者律师提出了刑讯逼供等问题,是否就破坏了当地打黑的大局?是否可以说该律师不讲政治?

凡此种种,不无疑问。一些地方、部门领导所极力强调的“讲政治”与政治何干?其中的“大局”是否仅是领导个人的看法和想法?与政治和大局风马牛不相及?对此,笔者发表一些管窥之见。

二、讲政治与讲法治

关于讲政治

在我们行政执法及司法工作中,都应该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也就是要讲政治。这是一条红线。什么才是正确的政治方向?什么才是讲政治?邓小平在讲话中将我们党一贯所强调的思想政治方面的原则,科学地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这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并指出,“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1987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把“四项基本原则”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中,即: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为把中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即: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1992年10月18日,中共第十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新党章,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正式载入党章。2007年10月21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党章,关于四项基本原则的表述:“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的立国之本。”

因此,笔者认为,讲政治,就是要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讲政治。不论是党政机关,抑或是普通群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保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关于讲法治

邓小平在回答外国记者如何避免类似“文革”那样的错误时说:“我们这个国家有几千年封建社会的历史,缺乏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现在我们要认真建立社会主义的民主和社会主义的法制。只有这样,才能解决问题。” 他还在不同场合、从不同角度反复批判了把一个党、一个国家的稳定和希望“寄托在一两个人威望上”的人治思想,不断强调要“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第三代领导集体顺应历史潮流,高举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高度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坚决反对人治。早在1989年9月,江泽民在中外记者招待会上就郑重宣布:“我们绝不能以党代政,也决不能以党代法。这也是新闻界讲的人治还是法治的问题,我想我们一定要遵循法治的方针。”在党的十五大上,江泽民明确提出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将过去“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提法,改变为“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极其鲜明地突出了对“法治”的强调。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也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明文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一规定表明,依法治国是党领导人民群众治理国家、管理社会的基本方略。依法治国方略写入宪法,赋予依法治国方略以宪法地位,将加速推进法治,使依法治国方略的实施获得宪法性的根本保障。

法治的基本要求是什么?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召开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16字方针:“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提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形成,总体上解决了有法可依的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的问题就显得更为突出、更加紧迫,这也是广大人民群众普遍关注、各方面反映强烈的问题。”并且提出“一要维护宪法和法律的权威和尊严。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遵守宪法和法律,任何组织或者个人都不得有超越宪法和法律的特权,一切违反宪法和法律的行为必须予以追究。二要坚持依法行政和公正司法。国家行政机关要严格按照法定权限和程序办事,加快建设法治政府。国家审判机关、检察机关要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检察权,维护社会公平正义。三要增强全社会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关于讲政治与讲法治的关系

党领导人民制定了宪法和法律并且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因此,宪法和法律既体现了全体中国人民的意志,也体现了党的意志。讲法治、坚持十六字方针也就是坚持四项项基本原则的体现,两者是一致的,并不存在矛盾和冲突。早在1984年4月6日彭真委员长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时就说过:“党的领导与依法办事是一致的、统一的。党领导人民制定宪法和法律,党也领导人民遵守、执行宪法和法律。”由此可见,讲法治与讲政治是统一的,两者之间不是二选一的选择关系。讲政治就得要讲法治,反过来说,讲法治就是讲政治。

三、一些地方和部门所提的“讲政治、顾大局”实质为以言代法、以权代法、以个别领导意志行事的人治

如前所述,讲政治与讲法治是统一的,不存在矛盾与冲突之处,更不存在二选一的问题。然而,在某些地方、某些部门及某些党政领导看来,讲政治与讲法治有时必须做出选择,讲政治就不能坚守法律,反过来说,讲法治就会损害党的利益,就是不讲政治、不顾大局的表现。因此,在他们的工作布署、工作总结及讲话中,刻意强调“讲政治、顾大局”,只字不提讲法治。实际上,在思想认识上,他们完全清楚讲法治并不会损害党的利益,恰恰相反,讲法治是在以自己的行动维护党的利益。他们所提的“政治与大局”实际上就是狭隘的部门利益、地方利益或个人的政治或经济利益。这些利益本身有的是合法的,但其程序或采取的手段是非法的,有的利益本身就是非法的。拿“政治”、“大局”来说事,无非就是想以此来压制不同的声音、防止出现他们不愿意看到的批评、揭露、举报等行为。国人经历了“十年文革”,对“政治”这一字眼特别敏感,就怕被扣上不讲政治的帽子。说他不守法,他可能不在意,说他不讲政治,他会诚惶诚恐。这些官员们便乐于拿大旗做虎皮,以所谓的“讲政治、顾大局”为幌子,来实现那些狭隘的利益。他们口中的“讲政治、顾大局”早已变了味。

一些地方政府不顾农民合法权益,违法征地,在他们看来,经济发展就是大局,就是当地最大的政治;同样,以旧城改造为名,搞暴力拆迁,在他们看来,旧城改造就是大局,就是最大的政治;政府的工作是大局,就是政治,不容批评……。不一而足。由此所引发的河南灵宝市王帅发贴门案、湖南嘉禾拆迁案、江西宜黄拆迁自焚案及作为标志性现代版因言获罪的重庆““彭水诗案”无不是当地政府及公权力机关以“不讲政治、不顾大局、不利社会稳定”为借口侵犯公民合法权益所引发的案件。而一些司法部门在“讲政治、顾大局”的指引下,置法律规定的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依法独立行使检察审判权的原则于不顾,按当地党委、政府的个别领导的授意或经认可,由政法委协调,先开“三长”会议,事先定调,然后再违法办案。这些司法部门成了当地党委政府滥用权力的家丁。而司法行政部门及律师协会同样会要求律师“讲政治、顾大局、守纪律”,甚至提出要求在办案中“不要纠缠于细枝末节”,其实质就是要律师在某些所谓的敏感性个案中“配合政府”,在法庭上作个表演而已。

当然,笔者认为,另外也有一些官员提出“讲政治、顾大局”或基于媚上的本能,或基于空洞的八股说教,本无特殊的目的,但说者无意,听者有心,其产生的危害同样不可小视。基于其职位,其发表的言论很自然地成为下级工作的指针,下级会认真领会其讲话的精神实质,学习,会贯彻、会落实。

只要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心里便能坦荡,又何惧他人批评与质疑。只要是依法行政、公正司法,又何必特地强调“讲政治、顾大局”。抛开法治不提,拿所谓的“政治、大局”作紧箍咒,恰恰反映了这些官员们违法行政及滥用职权的心虚和色厉内荏。

以言代法、以权代法、领导的个人意见和指示大于法律,这种人治观念仍然深受一些地方、部门领导的喜爱。上述现象实质就是人治的外在表现,“讲政治、顾大局”只不过是人治的一件漂亮的外衣而已。

1984年,彭真在首都新闻界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提出:“党员、党的干部,要成为知法、懂法、守法的模范。”吴邦国委员长在2011年3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中同样提出:“让各级领导干部和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带头遵守宪法和法律,善于运用法律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让广大人民群众懂得依法按程序表达利益诉求、解决矛盾纠纷,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然而,一些地方政府、部门及党政领导为了狭隘的利益,置法律于不顾,却侈谈“讲政治、顾大局”,又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树立起对法律的信仰和敬畏之心?自身不讲法治,又如何让广大人民群众依法表达利益诉求和维护自身合法权益?“一切为发展让路”、“跨越式发展”,这是一些地方发展经济的常用口号,表达了其发展经济的决心。为了经济,我们可以跨越式发展,但法律的底线不能被跨越;一切都可以为发展让路,但法律不能。

德国著名法学家耶林在《为法律而斗争》中说:“世上不法之事莫过于执行法律的人自己破坏法律。法律的看守人变为法律的杀人犯,医生毒死病人,监护人绞杀被监护人,这是天下最悖理的事。”借用英国17世纪伟大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在《论法律》中的一句名言:“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源。”我们是否可以说:“党政领导不讲法治,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党政领导无视法治则毁坏了人民对法治的敬畏和信仰———好比污染了水源。”

最后,再借用某女主持的一句“一切不以结婚为目的的恋爱都是耍流氓”,笔者认为一切不以法律为准绳的“讲政治”都是耍流氓。

(邓盛友律师供法邦网-法邦时评专稿,转载请注明作者和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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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马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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