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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单元: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高文龙发言

2015年10月21日  来源:法邦网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高文龙(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发言:

感谢主持人。冤案申述是很沉重的话题。通过吴老师的报告,我们也能感觉得到。在蒙冤者计划项目实施过程中,我们开过两次项目总结会。吴老师一直跟他的学生提到一个要求,一定要给蒙冤或者是疑似蒙冤的人提供最大的帮助,哪怕是给他回一封信、打一个电话,让他们感觉到温暖。吴老师和他的学生做了很多工作,我也借此机会向吴老师和他的学生表示感谢。

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一件事情?我在这里要跟大家解释一下。因为我们尚权律师事务所做的公益活动比较多。大家可能认为我们有其他想法。其实不是的。从2014年5月23号开始,蒙冤者援助计划这个项目启动,这是开始的时间。在这之前一年左右的时间,我们律师事务所已经开始运行这个项目。项目的起源就是我们的合伙人张青松律师曾经有一次跟吴老师开了一次会议,就是关于冤案申诉。两个人在会上达成了一个共识。在现在的冤案申诉的机制下,是由蒙冤者本人去申诉,或者是由他的家属去申诉,或者是由他委托的律师去申诉。不管哪个人去申诉,机制和通道都非常的不顺畅。我们能不能做一些事情,由律师进行案卷分析工作,由学者、人大代表和媒体朋友组成一个团队,大家共同对一些案件进行把关。这样形成的案件,在司法机关的眼里看来不仅仅是律师单方面的意见。因为如果仅仅是律师的意见,可能会给司法机关一种错觉,认为律师是接受了委托,辩护人的身份决定了你的辩护立场,有可能不够公正。我们就吸收了大量的人大代表和媒体朋友加入进来,我们希望这样的意见可以在司法机关的眼里更加客观公正。这是我们做这个事情的初衷。

我们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在这之前也办理了一些申诉案件,但办的都非常不合理,也不顺畅。我本人也办过,去最高法院的申诉信访大厅。刚刚吴老师提到现在申诉案件非法律化。我们到各省、各市的检察院看一下,申诉和信访是放在一起的,叫申诉信访立案大厅,没有办法法律化。我到最高法院办理申诉案件是和所有的当事人一起排队。在这个过程中,有法警不停的过来要翻你的包、看你的律师证。进入信访大厅以后,跟法官的沟通也不顺畅。你苦口婆心的跟他讲,他说“噢,我知道了”,态度非常冷漠。

我好不容易见到最高法院的一个法官,我跟他讲,最高法院能不能专门开辟一个通道,给律师办理申诉案件的便捷通道。法官和律师的沟通肯定比和当事人沟通要方便有效得多。我亲眼看见很多申诉人在信访大厅跟法官吵架。我说给律师这样一个通道,第一是沟通方便。第二是可以让当事人看看,律师办理案件有一个便捷通道,他们就会委托律师做这件事情,给最高法院的申诉信访减轻很大压力。他说“你说得很对,但这个事情我说了不算”。

基于种种原因,我们就在2014年的5月23号启动了蒙冤者援助计划。我们是希望可以通过这个项目帮助司法机关过滤掉并不冤枉的案件。我们律师事务所在这些方面有一些成功经验。在前年和去年,北京市朝阳公安局在每周三的局长接待日上,很多人因为公安机关的执法行为去申诉信访。朝阳分局的理念非常先进,他们发现有些案子确实不应当立案,确实不属于公安机关管辖的范围。但是,这些当事人又无法接受处理结果。于是他们想到能不能找一些律师和律师事务所帮助他们进行处理。于是找到了我们。我们就安排了律师去做这个事情。有一个当事人到公安局来申诉或者信访,我们帮他分析这个事情到底是不是诈骗、是不是刑事犯罪、公安机关到底应不应该立案。如果不应该立案,我们给他提供民事解决的方案。如果我们觉得这个案件应该由公安机关立案,而他们不管,他们又该采取哪些救济措施。通过这样的方式,我们帮助朝阳公安分局解决了三起长期申诉信访的情况。我们是通过这件事情得到的经验,并且要把它移植到蒙冤者援助计划。

在项目执行过程中,政法大学的学生做了相当多艰苦细致的工作。这里给大家介绍一个案例。有一个来自山东的当事人,原审当局认为他和他老婆两个人因为跟父亲有矛盾,在一个夜黑风高的晚上用砖头杀死了他的父亲。这个人这些年以来一直在申诉。他也找到了我们。政法大学的蒙冤者计划初审小组对材料进行了评估。他们觉得这个案子疑似冤案,将材料交到了尚权律师事务所。我们专门抽出一个下午的时间,组织全所尽可能多的律师对这个案件进行讨论。在这之前,我们将案件材料复制很多份分发给律师。

经过讨论以后,我们觉得这个案子可能不像他本人说的那么冤枉。我们在讨论冤案的时候有一个基本原则,将当事人的有罪供述去掉。因为很多人在申冤的时候一直强调一点当初的有罪供述是公安机关用刑讯逼供的方式取得的。我们用其他证据,试图证明这个嫌疑人实施了犯罪。这个案子对他有一个非常不利的证据,当他父亲躺在床边、床角有喷溅性的血迹。这个证据非常要命,这个证据证明至少不像他说得那么冤枉。我们又怕自己判断错误。后来又跟吴老师专门讨论。我们跟吴老师决定,把本人叫到北京来,到我们律师事务所跟律师们说一下。我们说讨论完以后,对这个案件有一些疑问,有一些想法要问他。

通过这样的处理方式,虽然最后没有继续为他提供帮助。但是,通过这样一个方式,至少让他本人感觉到律师对这个事情是比较负责任的。这是我们处理来信的方式,也是一个很典型的案例。

第二,我们现在办理案件遇到非常大的困难。非常典型的是江西高院的案子,李景莲故意杀人案,由我们所的张雨律师在办。前两年,江西高院曾经提起过再审。当时李景莲拿着行李从监狱里出来,她的狱友和管教都跟她讲你不会再回来了,案子太冤枉了,马上就要无罪释放了。再审的辩护工作也是由我们所的律师负责参与。在开庭的时候,律师提出了无罪辩护意见,对于原审的证据认定、证据分析做了大量说明。出庭的检察官发表了这样的出庭意见,他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来说这个案子是有有罪证据的。他又用了三分之二的篇幅来论述这些有罪证据没有形成完整的证据体系。被告人的有罪供述很可能是在遭受了刑讯逼供的情况下取得的。检察官的综合意见是希望法院综合分析本案证据,做出公正合理的判决。非常遗憾的是,江西高院竟然又认定李景莲故意杀人罪成立,又把她送回监狱。

我们在办理申诉的过程中非常不顺利。张雨律师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工作。和江西高院负责再审复查的法官联系、沟通,渠道也非常的不顺畅。他们既不会给你一个明确的答复,也不会对案件的任何进展向律师做出说明。我们也感觉非常遗憾。

在做这个工作的过程中,我们希望可以形成比较完整的详细的工作记录,把它展示给司法机关,希望这些工作记录可以对《行政诉讼法》对于申诉制度的规定提供建设性的意见。我们原来有过经验,因为我们原来办理的死刑复核案件也是做了这样的工作。

在蒙冤者援助计划实行的过程中,得到了很多人的支持,有检察官也有报社记者,我在此也一并向这些人表示感谢。

我对蒙冤者援助计划的报告就说到这里,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董晓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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