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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孙长永发言

2016年10月15日  作者:西南政法大学副校长、教授孙长永  来源:法邦网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首先感谢尚权所的盛情邀请,也衷心祝贺尚权所能够成功的走过十年,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回答一下桂明主持人的问题,我觉得我们的刑事辩护制度从无到有,现在是从有到实的阶段。

但是在整个国家发展过程当中,特别是十八大以来,我的感觉,刑事辩护出现了新的需求,社会对刑事辩护也提出了新的要求。但是我们目前无论是立法还是司法,以及我们律师本身的专业素养、执业能力水平,都还不能满足社会的合理期待。这个是我们看到有效辩护的原由,我的观点就是这样。

我希望用六分钟结束我的发言,我讲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在全面深化改革改革过程当中,社会对律师辩护提出了新的需求,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表现在三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我们的刑事司法对抗性的强化,对律师辩护提出了更多的需求,更高的要求。特别是12年刑诉法赋予了被追诉人大量的辩护权,给了律师大量的参与诉讼的权利。比如批捕阶段提出意见,侦查阶段原则性自由的会见交流权,申请羁押必要性审查,审查起诉阶段可以核实证据,可以调查取证,整个诉讼过程中可以申请排除非法证据,可以申请证人鉴定人专家辅助人出庭,要求公诉人履行被告人有罪的证明责任,要求法院严格执行疑罪从无的规则,要求把量刑纳入程序,死刑复核程序当中律师也可以参与提供意见,从立案侦查阶段到再审申诉,甚至执行过程中,律师现在可以全程介入,可以说我们国家的刑辨律师从来没有如此广阔的发挥作用的空间。

诉讼过程的对抗性增强,尤其是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的推进,庭审不断实质化,就是希望通过强化律师的辩护功能,通过控辨双方的平等对抗,要求法院以控辨双方的举证质证辩论,形成裁判结论,作出公正的裁判。这种环境之下,需要律师的辩护人越来越多。

当事人有律师的,对律师的要求也越来越高。现在的制度环境下,一个没有律师的辩护人,如果不认为自己有罪,那是很难得到公正处理的,我个人看法。如果是一个无罪的被告人被错判了,没有律师的帮助,也很难得到及时彻底的纠正,这是第一个观点,辩护要求高了,需求多了。

第二,合作性司法的过程,它的正当性,可接受性,对保障被追诉人辩护权,尤其律师辩护权提出了更高的要求。12年刑诉法确定了刑事和解的合法性,但是和解的自愿性、合理性怎么担保?

12年刑诉法扩大了简易程序适用范围,试点速裁程序,这些程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被告人认罪,认罪就可以获得从宽处理。同时放弃按照普通程序接受审判的各种权利,怎么保证被告人放弃普通程序的审理权利是明智的?

没有律师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的办法里面才要求在看守所,在法院,设法律援助办公室,这个当然远远不够。现在全国人大常委会授权认罪认罚从宽这个事件跟刑事速裁程序同步推进,我的理解,同步推进,能不能引入辩护协商制度。在这个过程中,我们认罪认罚的问题,什么叫认罪?什么叫认罚?怎么担保对认罪认罚的自愿性?

如果被告人对瑕疵证据不适当的理解,导致他认罪的,这个效果是什么?没有专业律师的帮助,被告人很难做到。我们的合作性司法范围越来越宽,但是它的正当性,可接受性,需要律师提供专业的保障。

第三,在全面推进依法治国的过程当中,我们反腐败的程序以及市场导向的经济改革对公正司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当然对我们律师的专业能力、执业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比如腐败大案要案都有一个特点,纪委办案往往前置,办案收集的证据究竟哪些在诉讼过程中能够采纳?

网络诈骗案件、金融诈骗案件,证据合法与非法的界限在什么地方?涉及到跨国公司、港澳台公司主管人员犯罪的案件,如何适用扣押、冻结财产和账户的强制措施?在自贸区建设过程当中,如何准确罪与非罪的界限?需要我们刑辨律师富有勇气,富有智慧的辩护。律师的辩护,讲他的需求,讲他的要求,这是第一条意见。

第二条意见,现在的有效辩护的实现有很多的难题,我们的辩护律长期徘徊在30%左右,我个人调查了十几个省市,包括在场的卫东教授都做过大量的调研。现在这个辩护率长期徘徊在30%左右,但是各个地方分布极端不平衡的。

核心城市可能50%左右,但是西部一些地区10%不到的都有。到现在为止,10%不到的都还有。没有律师,谈不上有效的问题,更不要说即使在西部地区,我们刑事案件在侦查阶段、起诉阶段有律师辩护的,我个人调查的结果,10%都不到。

我们公检法机关指定法律援助辩护,他的制度前后是脱节的,除了少数地区统一由某一个机关协调以外,其他的都是脱节的,各干各的。第二个,我们律师辩护的立法规范体系还不够健全。

现在我们看上去权利很多,但是很多权利的规定本身不合理,比如说审判起诉阶段开始律师可以向嫌疑人核实有关证据,什么叫有关证据?就是因为意见不统一,所以我们现在司法解释里面都不能明确,以至于我们律师行使这个权利如履薄冰。

还有就是我们的会见交流权,现在是规定的逮捕拘留后,第一次讯问告诉他可以请律师,这个规定本身是不太符合国际标准的。国际标准是一旦被采取强制措施,立马委托,而不是过两天再来请,过了48小时才能见,这是不符合标准的。

还有涉恐案件,危害国家安全案件,尤其是特别重大的贿赂案件,见律师还要经过批准,什么叫特别重大?在刑法修正案九之后,涉案金额50万还能不能作为特别重大的标准?现在还是一个问题。

第三对侵犯被追诉人以及辩护律师权利的行为,现在的救济机制不健全。我相信在座尤其是律师感受特别深,你有权利可以这样可以那样,但是如果有关机关,有关执法人员侵犯了你的权利,你经常告状无门,这是机制的问题。

最后一个难题,我们律师的专业水准,我们的专业素养,我们的执业能力不能满足社会和当事人合理的期待,这是有效辩护存在的难题。我先讲到这儿,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张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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