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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单元: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中心主任李轩发言

2016年10月15日  作者:中央财经大学法律硕士中心主任李轩  来源:法邦网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感谢主办方的邀请,也感谢主持人的铺垫。尚权律师事务所是以务实和稳健的风格立足于江湖,所以今天设置有效辩护这么一个环节,我理解希望是从专业性和技术性角度去讨论辩护的有效性问题。但是我跟桂明主持同台过很多次,他总是不按规则办事,现在要我来说观点,一下子打乱了我的思路,实际上也可能肢解我后面的论述,所以我只想说一个问题。

就是在我们目前每况愈下的司法环境下,探讨专业或者纯技术的有效辩护是不是当务之急?我的答案,显然是否定的,虽然桂明教授有一篇发言,最专业的辩护就是最有效的辩护,但是我要跟你说,如果你面对过于强势的公安司法机关,你面对制度存在相对缺陷的司法环境,律师辨的再好,还是你辨你的,我判我的,最后不是律师说了算,而是强势的司法机关说了算的话,这样的辩护是不可能有任何实际效果的所以我后面要发言的主题就是有效辩护的制度障碍和司法反思。谢谢!

超时了不要打断我,刚才提到有效辩护,实际上前面专家学者也都提到了。它是包含两个层面的问题,一个是辩护有效性的制度环境,第二个就是辩护有效性的专业要求。我认为这两个问题之间是不同层次的,辩护有效性的制度环境它是基础,是前提。辩护有效性的专业要求实际上是技术性问题,如果没有制度环境,你再专业的辩护,可能都沦为无效辩护。所以我刚才说了,我要讲的话题是有效辩护的制度障碍和司法反思。

本来经过我们近三十年的法治建设,尤其是最近十年这种深度改革,在制度环境相对好转的基础上讨论专业的有效辩护,是水到渠成的事情。但是现在看来,尤其是这两年的一些微妙变化,让我们对这种辩护的有效性实际上产生了越来越多的担忧。所以我想讲三个观点:

第一个观点,就是有效辩护越来越受到宏观法治环境复杂化的影响和制约。这个话题实际上我们要讨论的,就是在宏观法治层面,从四中全会作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决定以来,实际上从最高决策层,从各公安司法机关最高部门,都作出了重大的制度化努力。出台了一系列的改革方案,也包括我们之前提到的五部委关于全面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诉讼制度改革意见,和最近出台的不得强迫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证其罪的意见。但是我们同时也看到最近两年情况发生了很多微妙的变化,在很多领域,在一些个案当中实际上宏观法治环境都在深刻的影响着我们的司法实效,包括辩护的效果。最常见的就像我们经常看到网上的禁言和删帖现象,以及最近炎黄春秋被接管的事情,共识网被强制停网的事件,在这些方面实际上很多顶层设计和制度安排可能都在实践当中被消解,或者被大打折扣了。我们所期待的,把公权力关进笼子里,可能在现实当中就演变成了逐步的把民间权力关进笼子里。应该说这个是在整个制度环境下来讨论我们律师作用发挥的一个重要的宏观因素。如果我们忽视了这个因素,我们去讨论有效辩护问题,实际上就是一种空中楼阁。

第二个观点,我想说的就是最近两年出台的一些法律、司法解释,包括行政规章,可能给我们有效辩护制造了过多的障碍。应该说无论是前面我们说刑法修改,刑事诉讼法修改,还是中央最高决策层出台的全面依法治国的决定以及相关的司法改革意见,都是鼓舞人心的。但是制度领域的很多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前面的大家和专家学者也都提到了,比如306条,辩护人、代理人伪证罪,实际上是我们律师头上一把克里斯之剑。这些问题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律师会见难、阅卷难,意见被采纳难还没有解决的情况下,我们出台了刑法修正案九,最后刑法309条又规定扰乱法律秩序罪的真相,不管怎么说,有些真相可能就是针对我们辩护律师的。对什么叫威胁司法人员?对什么叫扰乱法庭秩序?怎么样去定性?这实际上又给我们律师辩护加上了一个紧箍咒。纷纷扬扬的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过去250条草案当中就明确针对律师可能有长达停止执业六个月到一年的这种正常的规定,最后司法解释出是251条,措施相对有所好转,有所从轻。另外最近舆论上讨论律师界和法学界都提出了反对声音的,司法部律师事务所管理办法的新规,或者说修改后的管理办法,第五十条列出了六十种禁止情形,都对律师寻求司法公正,达到有效辩护作出了种种不正常的限制。从立法机关到最高司法机关,到司法行政部门,好像都在形成一种合力,去围剿我们律师依法辩护的这么一种努力。这个恐怕也可能是我们制度上不能不提的一个严重的话题。最高检察院表现还好一点,好像没有在这方面有过多的专门针对律师群体的制度性措施。

第三个观点,现在在局部个案,局部领域,局部地区存在的公安司法强势,导致司法环境可能有所恶化。而且这种恶化导致一些敏感性案件或者非敏感性案件当中有效辩护的努力形同虚设。应该说这些年可能律师界有很多抗争的个案,有一个叫死磕派的律师群体,像张青松律师、常铮律师、高文龙律师的尚权所并不是死磕的,在刘汉案件中做了某些死磕性质的依法抗争。但是往往看到律师的据理力争,都被公安机关、司法机关以高压维稳的态势强压下去了。如果在一个案件当中律师的表现压过了我们的检察官,可能公安机关司法形成合力,让相关的被告人认罪,最后形成挽回公安司法机关颜面的这么一种局面。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这恐怕就是我们非常担心的一个话题。

我们想追求的,从犯罪追究模式向人权保障模式的转型,从对抗式模式向协作式模式转型,但是因为我们法官检察官律师执业共同体远远形不成气候,而恰恰相反,体制内的公安、检查机关、法院内部合作的意识或者体制内的权力集团的共同利益,使得我们现在律师处于非常艰难的地步。甚至我还想提一下,去年公安机关在各地发生的连夜约谈各地律师的事件,到现在很多学者、律师都不谈,这是对我们刑事诉讼法,对我们律师权利保障制度一个非常根本的破坏。刚才江平老师提到了呼格吉勒图案件,提到了现在正在在审的聂树斌案件,我们看到那么多冤假错案,律师在其中确实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没有死磕就会死人,我们现在最担心的就是一方面我们在大张旗鼓的平反冤假错案,另一方面冤假错案还在不断的发生。这就是因为忽视了律师的地位和作用,不光是前面有这么多的制度问题,其实还有我们公安司法机关和公安司法人员一贯的官本位主义和强势心态,他没有聆听的意愿,没有对律师辩护进行起码尊重的这种态度。甚至如果是律师一旦有比较强势的庭审表现,有关方面就会找当事人谈话,解聘这样的律师。甚至出现了抓当事人辩护律师的事件。流传一个笑话,当时辩护律师过去了,过了两天,一不留神,辩护律师的律师也进去了。这两年被抓的律师和记者超过了我们过去十年总数,那么这些律师和记者都是在犯罪吗?有没有我们公安司法机关过于强势,进行执业报复的这种现象呢?还有现在很多司法人员不唯事实,不唯法律,只唯领导意志,律师抗争非常有道理的事件,最终以冤案的方式呈现,而要追责平反冤案又何其艰难!

回到最后,我们还是这样一个话题,我们怎么扭转这个局面,充分发挥律师的作用,确保我们辩护的有效性,这就需要我们各级公安司法机关,公安司法人员,包括我们最高决策部门真正本着依法治国,对人民负责任的态度,践行法治精神,心中始终揣着宪法和法律,在个案当中实现公平正义,并且确实要强化监督机制,现在看来监督效果是有限的。中央政法委的领导也在,能不能消防中纪委通报规范八项规定那样,定期通报公安司法人员的违法情况。只有彻底的践行依法治国的这种精神,我们的刑事司法改革,我们的律师辩护才会真正的有效,否则其他都可能成为装点门面的浮云。我就讲这些,谢谢!

[责任编辑:张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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