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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单元: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形式业务部主任赵运恒发言

2016年10月15日  作者:北京大成律师事务所形式业务部主任赵运恒  来源: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终于轮到我发言了,等的心情很着急,因为很着急的想向各位老师、各位领导还有广大的同仁们问个好。这是一个很宝贵的交流机会,刚才我也听了各位领导还有教授、律师的发言,如果把顺序调一下,变成控辨审学这样的发言顺序,效果会更好。刚才陈厅长老向我们律师提出纠正意见,我也是一个习惯于见到公诉人就像打了鸡血一样,比较兴奋的人。如果陈厅长刚发完言,律师就发言就比较兴奋,然后由张院长作为法官,对我们做一个评价,学者评价我们三方就更有意思了。

我作为最后一个发言的,谈几点看法,刚才我听了焦律师谈的很多内容,有很多内容我们是重合的,是一致的。即便重合,我还是要讲,还是要强调。因为我们对这个制度是有担忧的,而且重合本身也凸显了我们作为一线刑辨律师天天办案的律师共同的感受和共同的期望。

我们在法律上包括刑事法律上期待有更多的进步,欢欣鼓舞于新制度的出台。但是历史经验告诉,一个新制度可能出于良好的目的,也可能设计的不错,但是在具体操作层面上它会发生很大的变异,还不是一般的走岔路,而是一种方向性的变异。例子我也可以简单举个例子,包括新的刑事诉讼法改变了过去很多96年刑诉法的规定,但是实际上旧的刑诉法的核心内容有很多没有落实。不说别的,我们今天强调以审判为中心,证人出庭的问题,到现在也没有解决。旧的刑诉法要落实了,不需要新的刑诉法,新的刑诉法只解决了表面程序的问题,核心的问题没有解决。新刑诉法规定的非法证据排除,在职务犯罪领域反而是更严重的,更倒退的。最高院非法证据排除的细则两年前就开始起草,到现在都没有出台。今天戴长明庭长没有来,他主持座谈会,我们以为前年八月就能出台呢。所以它的效果不但不明显,而且在某些像职务犯罪这些领域,反而是倒退,更严重。像录音录像制度也不用我说,录音录像制度出台的时候都很好,政法大学樊老师他们当时以试点的方式,后面进入立法试点的一个东西,后来逐步被法律接受。但是现在它的作用更多的时候表现为什么?更多时候表现为央视上出现的叫录音录像表达流畅,最高检司法解释的规定,法律上的规定,比如你从什么时候录的,你提审了八次,才录了三次,每次提审三小时,你才录了一个小时,不是他进了屋之后你就录,不是他出了这个屋你结束录,而是从始至终嫌疑人都是端坐在那儿的。像这种情况百分之八九十的职务犯罪中比比皆是,但是规定不起作用,反而成了控方合理取证的依据。

好的制度出台之后,在实践中走了样子,我们就不能不防。作为刑辨律师这种天然的质疑之心就不能不发。认罪认罚从宽这个制度从中央提出来之后,我对这个都没有什么兴趣研究它,但是我也参加过几次相关的专题会议。没有深的研究,但是我有三点很明显的担心。其中第一个,刚才大家也谈到过,律师参与的问题,我认为第一条,一定要用严格的周密的制度来落实律师的有效参与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这个制度可能失败的概率就会非常大。因为本身这个制度我个人认为它不是什么新制度,它就是刑事速裁程序的一个扩大而已,无非给它扩大了,再细化了。但是随着范围的扩大,它可能会出现更多新的问题。刚才焦鹏律师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心,我们刑辨律师在以后这样的程序中应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一个方面,我们说这个试点工作不光是人大授权之后,突破法律上的程序上的试点,在法律援助上他也突破了法律的规定,他现在把很轻微的案子,只要适用那个程序的,都纳入了统一的法律援助的范围。所以律师参与的程度更高了,这个就不用再说了。

但是如果律师只是参与,而不是一个有效辩护的参与,那么我们的担心可能就会变成现实。刚才我听了陈厅长的发言,听了李教授的发言,陈厅长的意思很明确,希望我们在这个制度下成为控辨的合作者,李教授也很明确,他的观点是我们只管起床,别管日出。但是我的观点真的是不太一样,如果我们律师在这样的程序中只能落为一个法律的解释者,而不是罪与非罪,量刑轻与重这样一个审查者,我们可能就违背了律师的职业道德,我们没有做到有效辩护。刚才焦律师说的以后大量的案子很可能由值班律师来承办,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可能就是这样。什么意思?让嫌疑人见一下值班律师,问你的供述是不是真实的,你是不是认罪?做一些疏导工作,反而有可能加剧冤假错案的产生,而不是真正的有效辩护,因为你没有看卷,没有认真的研究。这里面有效辩护上午谈过了,我没有参与,但我相信核心的一些东西都是要有的,对律师素质的要求,专业上你能不能判断这个事实是否证据充分,证据够不够,它的性质能否定性为控方指控的准备让我们认罪的一个罪名,一个性质?这些都需要很强的专业素质。

在目前我们法律援助范围很大,无期徒刑以上的、未成年人等等都要援助,总体质量还不太让人满意的情况下,又出来这样一个律师必须要参与的程序,显然对于法律援助的这种辩护的效果是让人比较担忧的。所以我们希望两高也好,司法部也好,在这块还是希望能够多下下功夫。

我想谈的第二点,我们作为律师是非常期望在这样一个制度试点和以后的完善中,能够细化案件的范围,细化从宽的幅度。这个也不用多讲,目前可能大家都知道试点相关的规定,应该是针对于一个罪名、一个事实,比较简单的。这种固然在现实中大量存在,但是我们律师也知道,检察官、法官也知道,现实中还大量存在着多个罪名或者一个罪名多个事实的情况,尤其受贿犯罪案件,一指控好几笔,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我构成受贿,但是我认为这里面有一半或者一少半指控的事实不成立。目前来看,刚才焦律师也解释了,好像依据现有的规定,不能够纳入试点范围的。但是将来呢?是不是要纳入?而且他也愿意退脏,愿意认罚,他是否符合认罪认罚从宽这样一个规定的内容?是不是应当给他政策?当然我们说在现实中来说,在这一点上应该讲表现的不太让人理解,不太让人如意。毕竟来说,只认罪,但是对一部分事实不认的,在司法实践中就被很多的司法者认为就是本质上不认罪,从而得不到一个从宽的处理。像这种情况下,我们还是期待试点的工作能够在以后转为正式的制度的时候,能够合理的吸取这样一些案件,因为它毕竟大量的存在。然后也有利于宽严相济,有利于鼓励被告人应该认罪的时候去认罪。

另外我们非常希望把从宽幅度给它细化下来,以防止过滥的随意的自由裁量。大家知道过去最高院出台了量刑指导意见,但是在实践中根据我们大成全国40多个办公室,40多个分所,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大多数地方是不看这个的,没什么用。律师你要按照指导意见,自首扣掉百分之多少,退脏扣掉百分之多少,基本都没有被采纳,还是自由裁量,或者案子拿到省高院,由他统一去平衡。我们在这个从宽制度下,我们希望把它有效的规定下来,并得到实施。

最后一点,第三点,我还想说要以制度的方式来防止出现制度执行中的变异。这个变异刚才我已经讲过了,过去的历史我也举了一个例子,其实还有很多,像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现在在职务犯罪中变得非常普遍了。这个不符合立法的本意,像特别重大贿赂案件,50万以上,限制会见,到现在还不改,刑九都出来这么长时间了,还不改。原来十万块钱判十年的时候,五十万是特别重大,现在三百万是特别重大,五十万还限制会见。这个值得我们警惕,这个制度如果做的好了,它能通过节约和重新合理配置司法资源的方式,来体现出宽严相济,体现出司法公正,但是弄的不好,它可能会变为一个新的冤假错案的根源。我就说这些,说的不一定对。谢谢大家!

[责任编辑:张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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