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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单元: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虎发言

2016年10月16日  作者:中南财经政法大学法学院副教授陈虎  来源:法邦网  我来说两句(0人参与)  

各位学界前辈,律界同仁,我们在大学经常听的第一句话就是像法律人一样思考,以至于我们每个人都认为法律人真的一样去思考。但是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发现法律人其实想的真的不一样,所以我认为法律共同体它有三个领域,第一知识共同体,第二理念共同体,第三利益共同体。法律共同体只在两个环节已经完成了,在大学里面听着林维教授的课,我们大家都是一家人。知识共同体在大学里完成。第二,理念共同体,司法考试的时候共同体是存在的,因为考的是同一门知识,但是一旦到了工作岗位以后,在利益层面上共同体就分化了,所以我对现状认为共同体还不存在。

从历史角度来看,我们这个共同体是控辩审三者的关系,我们先说第一个冲突叫检法冲突,在90年代报纸上曾经登过这样一个黑色的幽默,基层的检察官进了基层法院审判以后,书记员说全体起立,向法官敬礼,其他人都起来了,只有那位检察官没有起来,他说凭什么我要向他敬礼?后来他站起来了,别人都坐下来了,他说让我站起来容易,我要站着支持公诉,法官说休庭,十分钟以后回来,回来他坐得更高了,原来他到院子里面搬了四块砖头,这个不仅仅是玩笑。法学杂志上1997年曾经登了两篇文章,第一篇文章,就是龙教授写的,检察官该不该起立,他认为检察官向法院起立,本来就是一种错位。他说军事检察院,如果军事检察官向法官敬礼,可能会出现军衔比较高的检察官向军衔比较低的法官敬礼。另一个学者发表了一篇文章,这在西方根本不是问题,他是向法律敬礼,写这个文章的是贺卫方教授。

北京大学陈教授曾经讲过一个案例,检察院抓了一个职务犯罪,人送过去了,法院说你的赃款怎么不移送?检察院说我们盖家属楼,欠银行,你要判无罪,我们就抓一个法官,我们有反贪局,赃款赃物要不要随案移送,这样的利益问题造成了最早时期的检法冲突。

1997年规定刑法306条以后,控辩之间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在短短十年不到的时间,以306条被抓的律师多达几百人,这样的情况,有人这样评价,他说中国控辩之间的关系最可怕,不是检察官想咬死你,而是他想就能搞死你。他反映了部分的现实,为什么我们一定要为辩护律师专门定个罪?律师不是恨306条,而是恨没有307条,公诉人如果造假到底靠什么来惩戒?我们看到2012年刑诉法修改以后,46条把96年的刑诉法改了,96年的刑诉法说辩护人不得,如果将来要增加公诉人伪证罪,2012年加了一个主体叫辩护人和其他任何人都不得不得,非常不正常的法制状态,出现了很极端的案例。在云南有一个黑龙江跑到昆明去开分所办理刑事业务的一个律师代理的第一起案件就被抓了,夫妇两人办的第一起案件,因为被作伪证,他最后被放了,后来作乐一个人生最重要的决定,我们猜是什么?有人说是离婚,夫妻二人双双决定出家。南方周末是全版报道,判他有罪的一审法院是什么法院?真的非常巧合,一审判他有罪的那个法院叫弥勒县人民法院。大家去搜,这是第二个阶段,叫控辩冲突。

第三个阶段,又出现了一个很奇怪的中国特有的法制现象叫辩审冲突。朱明勇律师在代理南昌大学校长周建斌案的时候,一个原计划“表演性审判”三天就要结束,给他活生生拉长到了三个月,这是职务犯罪庭审最长的一次审判,后来说凡是没有被驱逐四次以上的不要说是死磕派律师。他准备播放一个视频资料,证明周校长有受贿的表现,因为新证据没有出示,庭前会议怎么不给我看,必须休庭,公诉人的理由这不是新证据,这是证明他受贿的补强证据。朱明勇当时就反应过来了,新证据是指时间前后的问题,补强证据是证明力大小的问题,当时必须休庭。朱明勇说你必须休庭,审判长也拍了一下桌子,说你再拍一下,朱明勇律师说那我不拍了,法官说带出去冷静十分钟,连续四次。在重庆召开第七届尚权刑辩论坛上,我在上面发言的时候,我就记得有一个法官当时就已经憋不住了,他说现在某些律师水平极低,不尊重我们法官。律师说现在法官素质不高,根本不尊重我们律师。我赶紧抢过来了说了一句话,我说不是你们对对方不满,是你们最优秀的律师遇到了最不优秀的法官,而最优秀的法官没有,如果中国的法制能让最优秀的律师欲到最优秀的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就能建立。学者研究的是大数据案件,每个人都是片面的真实,中国99%还是合理合法的,有1%需要大家共同努力,这是我的看法。

中国终于又出现一个现象,某一类职业共同体当中律师之间也互掐,法官有没有互掐我不知道,后来我有一个比喻,都在同一行,互相揭短就好像女人之间互拍裸照,你想让对方难看,实际是让女人蒙羞。谁在呼唤法律职业共同体?我特别认同张建伟教授的观点,我有很多想法跟他非常一致,中国呼唤法律职业共同体的只有两个群体,一个是学者,比如刚才发言的几位教授。第二个就是律师,法律观念接受是有顺位的,最早接受法制理念的一定是学者,他要替下个时代发言。第二个接受的是律师,第三个接受的是最高法院的大法官,最后接受法制理念的一定是基层的警察,所以现在这个阶段不要苛求基层的警察能够理解你的所有想法,也不要苛求法律职业共同体能和基层警察坐在一块把酒论英雄,不可能。

美国60年代有著名的研究,只有弱者才需要程序正义,强者已经得到好处了,不需要拿程序说事,所以喜欢讲程序正义,一定是弱者,比如律师特别喜欢讲程序正义,学者也特别喜欢讲,所以律师和学者的关系特别好。尤其是律师和程序法的学者关系最好,所以你发现检察院从来不喜欢送诉讼法的学者去讲课,前几年,现在基层公安也经常请证据法学的去讲课了。

第二个,法律职业共同体建设的障碍,第一个是宪法权力的配置。宪法资源配置不合理,会导致一个问题,为什么我们现在司法改革理念不提以“法”为中心,现在提的是最安全、最稳妥,最没有问题的技术性领域,以庭审为中心,背后就是以法院为中心的宪法权利的一个重新思考和配置的问题。宪法权利配置如果不合理,有一次在法庭开庭的时候,审判长让公诉人任意发言,辩护人发言经常打断,限制他发言时间,实在没有办法了,律师说了这么一句话:说审判长,我强烈申请审判长允许我请求检察官作为本案法律监督者,监督审判长不合理剥夺辩护律师发言时间的违法行为。我蒙了,我听不懂这里面的权利关系,我觉得他是故意的一种黑色幽默。律师现在在这个体制里面,不应该去制造敌人,我们应该去寻找朋友。但是我们现在很多律师不断的给自己制造敌人。

第二点,律师地位之所以低,他呼唤法律职业共同体,是因为中国审理构造导致的,中国的法律只要是事实审,律师作用必然低下。

第三个,后果主义思维,为了真相不择手段,权利至上的裁判手段。

第四点,实质理性与形式理性的问题。

第五,我们的法官是风险防控型职业,律师是市场逐利型职业,《指南》中间有一条特别具体,具体到什么地步?如果当事人在你面前跪下来,请第一时间下跪,至少单膝跪地。你能想象他们面临的压力吗?所以很多时候换位思考,你把东西炒作到网络上,对他是一个巨大的风险,怎么能不跟你敌对呢?如果你问我是悲观还是乐观?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总体我是乐观的。但是这句话没说一样。就像我买个股票,你告诉我天下股票,涨久必跌,涨久必涨,到底是买还是不买?我想知道明天到底是涨还是跌,所以在个体生命的领域,是悲观的,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悲观的,但是在人类历史漫漫长河当中,我对中国充满了信心。

[责任编辑:张彦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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