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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共同受贿,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何处理?

正在读取...  作者:北京刑事律师  来源:法邦网

一、什么是共同受贿

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在犯罪主体与罪名的认定上一般不会有什么异议。但关于有构成身份者与无构成身份者共同实施身份犯罪的性质问题,也即无身份者能否同有身份者一起构成真正身份犯的问题是存在争议的。

澳门刑法典第27条规定:“如事实之不法性,或其不法性之程度系取决于行为人之特定身份或特别关系,则只要任一共同犯罪人有该等身份或关系,即足以使有关刑罚科处于所有共同犯罪人,但订定罪状之规定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这就是说,对于有特定身份者才能构成的犯罪只要共同犯罪人中有一人具有这一特定身份,其他所有共同犯罪人即使无身份,也以共同犯罪论。不过法律规定的另有意图者不在此限。台湾刑法第31条也规定:“因身份或其他特定关系成立之罪,其共同实施或教唆帮助者,虽然无特定关系,仍以共犯论。”日本刑法第65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因犯罪人身份而构成的犯罪行为进行加功的人,虽不具有这种身份的,也是共犯。”我国刑法总则中没有关于共犯与身份的明文规定,在法条中对共同受贿也未作规定。共同犯罪是一种复杂的犯罪形态,现行刑法只是在第25条第1款规定:“共同犯罪是指二人以上共同故意犯罪。”在第26条至第28条是将共犯人分为主犯、从犯与胁从犯,并相应地规定了处罚原则,第29条规定的是教唆犯及对教唆犯的处罚。仅此而已。于是,为非国家工作人员能否构成受贿罪的共犯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以下简称《补充规定》)明确规定:“与国家工作人员、集体经济组织工作人员或者其他从事公务的人员勾结,伙同受贿的,以共犯论处。”修订后的刑法未予引用。有人以此提出非国家工作人员不能构成受贿罪共犯。陈兴良教授认为,1997年刑法虽然未作这一规定,但根据共同犯罪的基本原理,这一补充规定的精神显然是有效的。张明楷教授认为,刑法第382条第3款关于贪污罪共犯的规定属于注意规定,刑法就受贿罪取消注意规定,是因为基本上不存在将受贿共犯认定为其他犯罪的问题,因为没有提醒的必要。现阶段,这一争鸣的热点问题渐渐平息,基本达成共识:非国家工作人员能构成受贿罪共犯。这种观点是目前的通说,这是妥当的。法律应尽少促成犯罪同伙之间可能的团结。

二、受贿罪的共同犯罪如何处理

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在犯罪主体与罪名的认定上都不存在问题,主要的问题是在于共同的故意如何认定。这里须先说明一点的是,有些参与共同受贿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家属自身也是国家工作人员,如果都利用了自身的职权,则属于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的一种特殊情况;如果只有其中一人利用了职权,则在实质上与国家工作人员和一般非国家工作人员共同受贿相同。如下文所述两个案例就是如此。

案例1.被告人石某某、钟某某受贿案。公诉机关指控:1994年12月,被告人石某某在担任某国有公司总经理期间,为帮助本公司海口办事处融资,指派时任本公司新材料经营处负责人的被告人钟某某(系石某某之妻)代表本公司办理向某公司高息借款300万元人民币事宜。在借款过程中,石某某从钟某某处得知可得到“好处费”,即表示同意。1995年4月,被告人钟某某非法收受该公司负责人王某贿赂的人民币3.125万元,并告知了被告人石某某。同年7月,被告人钟某某再次非法收受王某贿赂的人民币3.125万元。在将300万元人民币转给本公司海口办事处使用时,被告人钟某某便以此为由,向海口办事处负责人胡某索要“前期活动费”人民币2万元,并商定由被告人石某某借出差之机拿回该款。1995年3月,被告人石某某从胡某处拿回该款,同时以融资为名,又单独向胡某索要人民币0.63万元。

案例2.被告人李某某、雷某某受贿案。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李某某利用担任某学院副院长的职务便利,单独或者伙同其妻雷某某(同一学院副教授)先后25次收受考生家长贿赂的人民币共计25.5万元,其中雷某某收受贿赂19次。

对于案例1,法院认定了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被告人石某某、钟某某身为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之便,共同非法收受高息部分回扣及索取他人贿赂共计人民币8.25万元,被告人石某某还单独索取贿赂人民币0.63万元,其行为均构成受贿罪。对于案例2,法院认为,被告人雷某某利用其夫李某某分管招生工作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行为亦构成受贿罪。

在共同受贿故意的认定上,对只有分赃行为的共同受贿故意、事前无通谋的共同受贿故意及分别收受财物的共同故意的认定如何区分呢?下面的一个案例能帮助理解这个问题。

案例3.被告人林某、鲁某某受贿案。公诉机关指控:1992年至2002年,被告人林某、鲁某某在先后分别担任某电科院所长、党总支书记及院长、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等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便利,分别单独及共同收受业务往来单位人员的贿赂。有关事实如下:

事实之一:1992年至2002年,被告人林某在担任上述职务期间,利用主管本单位基建,负责工程款的拨付审批工程的职务便利,为某建筑工程公司先后承接其单位多项工程及工程款给付给予了帮助和关照。为了感谢被告人林某的帮助,该建筑公司项目经理张某先后15次送给林某人民币共计22.4万元。

事实之二:被告人鲁某某在担任上述有关职务期间,利用职务之便,在某建筑公司承接本单位相关工程等业务活动中给予了关照。为感谢被告人鲁某某的帮助,该公司项目经理张某先后13次送给鲁某某人民币共计5.7万元,总价值人民币1.35万元的29寸彩电1部、音响1套以及房屋装修费2.49余万元。

事实之三:1993年至1995年,被告人林某、鲁某某在本单位向某电子发展有限公司购买进口电子器材的业务活动中,先后6次单独或共同收受该公司经理王某送的好处费共计人民币11.8万元。具体如下:1993年8、9月份,被告人林某在办公室收受王某送的人民币5万元后将该钱来源情况告诉被告人鲁某某,并将其中2.5万元分给被告人鲁某某;1994年3月,被告人林某在深圳一家酒店收受王某送的人民币1万元。回汉后,被告人林某将此情况告诉了鲁某某,二人均分了此款;1994年7月,被告人林某在武汉某餐馆收受王某送的人民币1万元。事后,被告人林某将此情况告诉了被告人鲁某某,二人均分了此款;1994年10月,被告人林某在办公室收受王某送的人民币1.8万元。事后,被告人林某将此情况告诉了被告人鲁某某,二人均分了此款;1995年初,被告人林某在汉口某饭店收受王某送的人民币1万元。被告人林某再次将此情况告诉了被告人鲁某某,并将其中5000元分给鲁某某。

事实之四:1995年9月,被告人林某在北京认识了香港某发展有限公司汕头办事处业务经理梁某。双方就购买有线电视器材业务达成初步意向,还谈妥了购货好处费的比例。回汉后,被告人林某将此情况告诉了被告人鲁某某。从1995年至1997年,电科院向该办事处先后购买了220余万元的有线电视器材。在购货业务活动中,梁某先后3次送给被告人林某、鲁某某好处费共计人民币7.2万元。具体如下:1995年9月,被告人林某在北京与梁某初次接触,即收受梁某送的人民币2000元。回汉后,被告人林某即将该款来源告诉被告人鲁某某,并将其中1000元分给了鲁某某;1996年3月,被告人林某在北京收受梁某送的人民币2万元。回汉后,被告人林某与被告人鲁某某均分了此款;1997年3月,被告人林某委托被告人鲁某某到北京收受了梁某送的人民币5万元。被告人鲁某某回汉后将其中的2.5万元分给了被告人林某。

关于事实一和事实二,虽说是二被告人为同一件事情收受同一个人的贿赂,有共同为他人谋取利益的共同行为,但在受贿的故意上彼此没有犯意联络,行为未连成同一的整体,既没有受贿的共同故意,也没有共同受贿的行为,由于无彼此的犯意联络,只系同时犯,不构成共同受贿。笔者认为共同为他人谋取利益,事后分别收受贿赂,且不知他人亦有收受的,不能以共同受贿认定。公诉机关作为各自单独受贿起诉是对的。

关于事实三和事实四,被告人鲁某某辩解所拿的钱是林某给的奖金;其辩护人提出:鲁某某不是行贿对象,不是受贿的共犯。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某以电科院的名义与王某订货的情况及与梁某就业务达成初步意向及好处费比例的情况均告诉了鲁某某,并称好处费一人一半,得到被告人鲁某某的默许。而后王某、梁某所送钱物林某均分给鲁某某一半,且其中5万元系鲁某某亲自从北京梁某手中拿回,然后分给林某一半。这一情节林某多次予以供述,且被告人鲁某某在检察机关亦多次供述,并供述林某分钱给她的原因,因鲁某某是党委书记,林某还需其帮忙说话。显然鲁某某明知是业务活动中的款项而共同分得,具备了共同受贿的故意,故其辩解及辩护人的辩护意见不能成立。鲁某某的行为构成受贿罪的共犯。

综上,我们认为,如果同一个单位的领导集体中的一员利用职务之便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他领导成员明知此事实,并参与分赃的,也应认定具有共同受贿的故意。不能机械地、相互割裂地进行分析,而应将整个案件的所有情节作为一个整体相互联系地进行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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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诉时效,是指刑法规定的、对犯罪人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在此期限内,司法机关有权追究犯罪人的刑事责任;超过此期限,就不能再追究其刑事责任。这表明,追诉时效与刑罚权中的求刑权、量刑权有关,即追诉时效内,司法机关具有求刑和量刑权。此外,追诉时效与行刑权无直接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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