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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二审辩护词(下)

2017-01-11    作者:王思鲁律师
导读: 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二审辩护词(下) 但翻查《成绩单》,可知无论2007年还是2008年,分某驾校均出现一个月内曾经两次甚至三次参考的情况(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三)P1-P8):2007年3月16日,考生杨某;2...

 

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

二审辩护词(下)

 

但翻查《成绩单》,可知无论2007年还是2008年,分某驾校均出现一个月内曾经两次甚至三次参考的情况(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三)P1-P8):

2007年3月16日,考生杨某;

2007年3月29日,考生邹某;

2007年4月13日,考生邓某;

2007年4月28日,考生黄某勇。

根据上述情况,驾校负责人对于其驾校每年度参考月份以及没月份参考次数的表述均与事实不一致。此情况在五间驾校中均存在,在此不详细分析。我们认为,考试日作为相关人员行贿时间标识,考试次数的多少涉及到行贿总数额的大小问题,现阶段证人对于考试次数表述不一、矛盾,与之对应的行贿次数、数额问题也必然存在经不起事实考验的情况,由此可以得出一审判决关于被告人受贿次数、数额问题的认定证据不足。

其三,各驾校负责人关于被告人不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时间与事实情况不一致

本案各驾校负责人在考试期间行贿的情况基本止于2011年,即从2012年的科目一考试起,相关人员不再向被告人行贿,具体如下:

刘某萍:“2012年以后,胡某就离开考试办了,之后我也就没有再送钱给他。”(详见《刑事正卷宗》P23);

廖某平:“2012年,胡某虽然是科目一考试的负责人,但这一年他到科目二考场改造,胡某作为车管所办公室主任,他主要负责该考场建设,所以他没去科目一考试现场监考,所以在这一年里在考试时,我也就没有再给他送钱。”(详见《刑事正卷宗》P29);

黄某兵:“2012年以后,胡某就没有负责科目一理论考试了,所以在平时考试期间就没有送给他钱。”(详见《刑事正卷宗》P48);

李某根:“2012年之后钢某驾校我基本就没管了,我也就没有再送钱给胡某。”(详见《刑事正卷宗》P18)。

注:分某驾校郭某先、王某生因提前结业,故未涉及到2012年前后的行贿情况。

上述驾校负责人的证言,可统一归纳为“胡某自2012年起便不再监考,故没有再给他送钱。”然而,根据《分布表》,事实情况系:

交某驾校,被告人于2012年1月、3月、6月、8月、9月、10月、11月、12月均曾进行监考。(详见《刑事证据卷宗》P129-P170);

安某驾校,被告人于2012年1月、7月至12月均曾进行监考。(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五)P143-P175);

康某驾校,被告人于2012年1月、3月、5月、6月、7月、8月、10月至12月均曾进行监考。(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二)P115-P144)。

一方面驾校负责人表示被告人已不进行监考,而同时又带队前往被告人监考的科目一考场进行考试,且被告人已在驾校学员《成绩单》上签字,如某一负责人记错尚可理解,但统一记错且统一在相同的时间段内出错,我们认为此情况下无法证实被告人具体的受贿期间以及相关人员是否存在行贿的事实,一审判决证据不足。

其四,各驾校负责人进行考试时在被告人办公室进行行贿而从未碰到其他人员以及在传统节日仍“坚持”行贿受贿的情况与事实相悖,一审法院证据采信错误

本案的行贿款事项分为“按月份”及“按节日”行贿,五间驾校六名负责人均表示在考试当日,其系在考试进行过程中对被告人进行行贿:

黄某兵曾述:“每次胡某监考科目一考试的时候我都会来到胡某办公室,送给胡某一些现金。”(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36)。

另根据刘某萍所述,被告人在科目一监考期间,存在偶尔离开考场回到办公室的情况:“考试当天他不一定总会在考场,他有时候会出来,到他自己的办公室呆一会,我就会趁着他在办公室的机会到他办公室送给他现金。”(详见《刑事正卷宗》P2)。

关于考试时间的问题,黄某兵已有表述:具体程序是我们科目一考官在开考前核对考生的身份证信息,然后将其信息录入制定的考试机位,引导考生进入考试机位,考试时间为45分钟。”(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36)。

另外据被告人所述,由于科目一考试进行过程中,各考生考试速度有快有慢,而在45分钟的考试里面,只要考生愿意,随时可结束考试,此时监考员需在《成绩单》上签名确认,故虽然被告人办公室与考场仅有一层之差,但一般情况下监考员并不存在离开考场的情形。

据上,我们以2008年10月9日当天的考试为例,进行分析:

2008年10月9日,康某、分某、钢某、安某四间驾校均进行了科目一考试,考试信息如下:

(表略)

如确如相关驾校负责人所述,在考试期间前往被告人办公室行贿而从未被发现,则在当天需满足如下条件:

    即便单次情况确有可能实现,但本案行贿次数为:康某驾校校长黄某兵送现金88次、分某驾校负责人郭某先、王某生送现金共计70次、安某驾校送现金58次、交某驾校副校长刘某萍送现金79次、钢某驾校校长李某根送现金69次,上述五间驾校合计送现金364次。364次且从未碰到任何人,我们认为根本不可能发生。

另外关于“按节日”行贿的情况,亦存在不合理之处。

廖某平曾述:“2015年春节由于胡某回老家了,所以这一个春节就没给他送钱。”(《刑事证据卷宗(一)》P152)。

根据廖某平的意思,可知在2015年之前的春节,被告人因没有回家过年,故廖某平得以在被告人办公室对其行贿。同样对于另外四间驾校的负责人亦是相同情况,即在春节、中秋、端午等传统节日,被告人并未回老家过节,而系在新某车管所办公室中等待相关人员送来的行贿款项。

对此,据被告人所述,其在老家江西高安有父母双亲以及七兄弟姐妹,且不说春节,一般节日如中秋节等均会回家过节团聚,故廖某平所述的关于被告人2014年前未回去过节的情况不属实。退一步说,即便我们认同被告人不过节的情况,但六名证人是否亦一样不回老家过节?十年的时间内,被告人、六名证人在端午、中秋、春节不回老家过年、不外出旅游,在他人放假休息的情况下“坚持”于新某车管所见面,此情况是否属实,此情况之下的待证事实是否已达到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望贵院予以评判

其五,证人刘某萍与杨林在交某驾校进行科目一考试频率情况上存在矛盾

刘某萍证言曾述:“我负责我校学员科目一考试工作……通常是1个月一次,有的时候一个月2次,所以1年大概会组织12-16次。”(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00)。

杨林证言曾述:“自2005年至2009年,都是由我和刘某萍校长一起带队参加车管所驾照考试的科目一考试……平均是1个月两次,过年的那个月份有的时候考一次有时考2次,所以1年大概会组织23次左右。”(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57)。

刘某萍系交某驾校负责科目一的人员,而杨林不仅系“枪手”,同时亦是开车带学员进行考试的人员,故对于交某驾校的具体考试次数情况的了解应趋于相同。然而,刘某萍却说“通常是一月一次”,而杨林确认为是“一月两次”,考虑到考试频率涉及到交某驾校的行贿次数情况,故对于此部分关键陈述无法印证,对本案随后审理情况有较大影响。

同时,刘某萍所述的被告人监考其交某驾校的次数与实际情况亦不相符。刘某萍曾述:“2006年该年胡某监考了12次……2007年我也送了12次……2008年和2007年情况一样,也是在考试前送给胡某钱,总共12次……2009年也是和2008年情况一样,也是在考试前送给胡某钱,总共12次……2010年……该年胡某对我校学员也监考了12次……2011年该年胡某对我校学员也大概监考了12次。”(详见《刑事正卷宗》P21-P23)。

然而,根据我们统计,2006年至2011年,被告人对交某驾校监考的次数具体如下:

2006年,由于在案证据并无该年份的成绩单,如无法统计;

2007年,由于在案证据并无该年份的成绩单,如无法统计;

2008年,只有10月份进行了监考;

2009年,全年并未对交某驾校进行监考;

2010年,只有5月、8月、9月、10月进行监考;

2011年,只有10月、12月进行监考。

由上可见,各年度被告人对交某驾校的监考次数根本没刘某萍所述的12次。

交某驾校副校长刘某萍以及本案唯一一名提供证言的“枪手”所述的情况不一致,可见交某驾校每年考试情况以及是否存在代考的情况均未予查实。

其六,证人证言高度雷同,甚至出现错别字也一致的情况,其真实性根本无法保证,应予排除!

证人证言中曾出现如下记录:

“关照了。主要是帮助我校不合格考生通过了科目一考试,也就是充许我校派‘枪手’替不合格考生逐个替考。”

上述文字分别出现在廖某平4月28日、郭某先9月2日、王某生9月2日的笔录中,上述三份笔录记录人分别是陈某、袁某、王某,不同的笔录,语气相同、表述相同、行文风格相同、连错别字也相同,然而却是出自不同侦查人员之手。

类似上述情况的不能解释的错误在证言中比比皆是,言词证据的审查、认定应慎重对待,在出现如此啼笑皆非的错误后,我们认为此情况下证言根本不能被采纳,不能作为定案的依据!

综上系本案涉案驾校负责人证言所存在的矛盾以及无法相互印证之处,本案一审阶段,当时的辩护律师针对证言间高度雷同、表述、金额情况高度一致等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对此我们认为,证言在关于科目一考试次数、行贿次数、方式、金额等关键问题上存在诸多漏洞,根本无法进行补正或解释。在此情况下,证言作为一审据以裁判的根据,在此情况下证言是否相互吻合,证言之下所证明事实是否已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望贵院予以公正评价。

 

五、本案所有被告人的供述的收集过程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全部排除

《关于建立健全防范刑事冤假错案工作机制的意见》第二部分8规定:“除情况紧急必须现场讯问以外,在规定的办案场所外讯问取得的供述,未依法对讯问进行全程录音录像取得的供述,以及不能排除以非法方法取得的供述,应当排除。

本案涉及的被告人供述分为两部分,即在2015年4月19日前在新余市人民检察院第六审讯室所作的供述(七份)以及之后在新余市看守所所作的供述(一份)。

其一,对于2015年4月19日前被告人在新余市人民检察院第六审讯室所作的供述,应予全部排除。

《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三条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解释》第八十条规定:“对被告人供述和辩解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一)讯问的时间、地点,讯问人的身份、人数以及讯问方式等是否符合法律、有关规定。”

我们认为,被告人在2015年4月19日前所作的所有供述均系在非法的监视居住地点所作出的,在此情况下形成的笔录并不符合法律规定,不具有合法性,应予全部排除。

其二,对于2015年4月19日被告人在新余市看守所所作的笔录,因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应予排除。

《解释》第一百零一条第二款:“公诉人提交的取证过程合法的说明材料,应当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并加盖公章。未经有关侦查人员签名的,不得作为证据使用。上述说明材料不能单独作为证明取证过程合法的根据。

《关于办理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证据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十一条:“对被告人审判前供述的合法性,公诉人不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或者已提供的证据不够确实、充分的,该供述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关于被告人在进入看守所、讯问人员无法对其进行刑讯逼供的情况下,为何仍承认存在受贿的事实,在一审庭审过程中,被告人已有交代,现整理如下:

因讯问人员以被告人家人人身安全威胁被告人,并以再次将被告人带出看守所、“回去慢慢审”为恐吓,故被告人在不得已之下,再次作出承认自身曾受贿的供述。

新余市望城工矿区人民检察院提交了2015年4月19日在新余市看守所讯问被告人时的录音录像,以证明当次讯问所形成的笔录系合法所得,但后来发现该录像录像已无法播放,属于损坏状态。同时,新余市望城工矿区人民检察院亦提交了两份《情况说明》,就录音录像不能播放的原因作出解释:

2016年11月1日的《情况说明》表示:“但因便携式同录设备故障,致使同步录音录像没有刻录进光盘。”

2016年11月22日的《情况说明》表示:“讯问一结束,技术人员当场将光盘刻录出来,并制作了录音录像资料密封袋,当着犯罪嫌疑人胡某的面,将光盘密封在资料密封袋中。”

对此,关于2015年4月19日的讯问,新余市望城工矿区人民检察院所出具的两份《情况说明》前后矛盾,并未就是否进行了同录的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另外所提交的光盘,并不能播放,无法反映讯问的过程是否合法、真实;《情况说明》并无侦查人员签名,违反法律规定。综合上述三点,我们认为所提交的证明不存在刑讯逼供的证据不确实、充分,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故2015年4月19日所作的讯问笔录,应予排除。

本案侦查阶段,被告人被监视居住的场所系新余市人民检察院办案区第六审讯室(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8),侦查机关对被告人进行监视居住的场所明显违反《刑事诉讼法》规定。被告人被监视居住期间所作笔录以及其在庭审中的陈述,均已明确表示在移送看守所前,其一直被羁押在新余市人民检察院内。对于违反监视居住诉讼程序的情况下所作出的供述与辩解,一审法院并未加以否认,而对其直接任何并采纳为定案的依据,此情况明显系采信了错误的证据。

 

六、被告人供述与实际情况存在大量矛盾之处,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尽管被告人在本案各阶段形成了若干份笔录,但在一审庭审过程中,公诉人已明确表示提交被告人于2015年4月19日在新余市看守所所作的讯问笔录(详见《刑事正卷宗》P151)作为主要证据。故我们在分析过程中,将以上述笔录为核心。

    其一,被告人在笔录中所述的监考次数与实际情况存在矛盾

一方面,被告人每年对各驾校监考次数固定的情况不合理。

被告人在被讯问时对于除分某驾校外的四间驾校每年被安排考试的次数以及其进行监考的次数进行了说明:

“(康某、安某、交某驾校)每年大概会有近20次的驾驶员考试,只要我在新余,基本上都会去考场监考,除去每年我出差,请假以及外出等原因……每年大概负责监考该校科目一考试12次。”(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3、P60、P63)。

“(钢某驾校)每年大概会有15至16次的驾驶员考试,只要我在新余,基本上都会去考场监考,除去每年我出差,请假以及外出等原因……每年大概负责监考该校科目一考试12次。”(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66)。

涉案驾校被安排科目一考试的时间并不确定,被告人出公差、请假等无法监考的情况亦不确定,上述两个不确定因素主导下,被告人对于某驾校的每年的监考次数亦应存在波动,但对于上述四间驾校,被告人对其每年的监考次数均为12次,连哪怕一次的偏差均未曾发生,故我们认为被告人所陈述的考试次数的真实性值得怀疑。

另一方面,被告人在笔录中关于每年的监考次数均已作出详细说明,但我们根据书证及相关证据进行比对后,发现在监考次数问题上,被告人所作出的供述存在次数与实际情况不相符的矛盾,现以康某驾校及分某驾校的监考情况进行说明。

康某驾校:

“2009年康某驾校我监考了12次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5)。

我们在查询康某驾校学员《成绩单》后发现,2009年康某驾校共计参与科目一考试11次,成绩单并未反映康某驾校曾参加2009年8月举行的科目一考试;同时,在上述已参加的11次考试中,被告人监考了2009年12月的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二)P23-P144及《刑事证据卷宗》(六)P49-P100)。据此,康某驾校在2009年不仅未进行12次考试,且仅有一次系被告人进行监考,被告人于该次笔录所作说明与事实不符。

分某驾校:

“分某驾校在2007年全年我监考的共9次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8)。

同上,我们在查询分某驾校学员成绩单后发现,2007年分某驾校在所有月份中均参考了科目一考试,其中,系被告人监考并在考试员栏目签名的成绩单涉及2月到12月(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三)及《刑事证据卷宗》(六)P1-P48)。换言之,分某驾校在2007年参与科目一考试的次数至少为12次,且被告人进行监考的次数至少为11次,被告人于该次笔录所作的关于分某驾校考试次数的供述与事实不符。

除康某、分某驾校外,被告人对其他三间涉案驾校在考试次数的情况说明上,与成绩单反映的事实情况均有不符的情形,在此我们不一一列举。

其二,被告人所述的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期间与事实情况矛盾

被告人在供述中说明了关于担任科目一考试负责人时间如下:

“我从2004年在新余市交警支队车管所担任驾驶员科目一理论考试负责人。”(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4)。

“2012年,因为我在办公室事情比较多,加上考试越来越规范,考试进行了考场内监控,省总队也可以随时调取监控录像,所以这一年我没有去考试现场监考。”(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6)。

“2013年,根据省交警总队的要求,我不再担任科目一考试的负责人。”(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6)。

由上述供述可总结,被告人从2004年起担任科目一理论考试考试员,2012年起仍系考试员但并未前往考场进行监考,2012年后不担任考试员。

然而,我们经过分析查证,上述供述与事实情况有三处不相符:

1.根据新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出具的《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二)P2),被告人实际在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均担任科目一考试员;

2.相关驾校学员成绩单显示,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被告人实际系担任科目二的考试员,此情况于一审阶段已被确认,在此不累述;

3.相关驾校学员成绩单显示,2012年被告人在除2月份外,其他各月均有前往科目一考场进行监考,并在成绩单考试员栏目上签字。

据此,被告人供述中关于其具体担任考试员职责的期间的说明与事实情况严重不符,考虑到被告人担任考试员的时间涉及相关行贿人、证人给被告人送好处的起止时间,故若此情况无法明确,对于是否存在受贿事实以及受贿金额等核心问题,均无充分证据进行确认。

其三,被告人所述的存在代考人员的情况与事实矛盾

被告人在关于考试通过率问题上曾有如下说明:

“如果按正规考试,通过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考生需要采取其他办法通过考试,我通常会默许他们在不合格考生中想办法让他们通过百分之八十,余下的下次考试再帮忙通过。”(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9)。

根据在案的各驾校学员科目一考试情况统计率,可发现涉案五间驾校在2011年与2012年通过率情况如下:

(表略)

另外各驾校负责人均曾表示,因被告人于2012年起便不前往监考,故此后被告人不能再给予代考人员便利,在考试期间亦不再送给其好处费。

我们认为,如科目一考试的实际通过率确实为60%左右,那么被告人在允许代考人员进行考试的2011年,考生的通过率应远高于60%,但各个驾校的通过率并未有明显的拔高;同理,如2011年驾校学员的通过率系在被告人默许代考之下产生的,那在2012年被告人不再担任考试员、开始无法给代考人员便利的情况下,2012年考生的通过率应有一定程度的滑坡,但纵观所有涉案驾校的通过率均获得了一定程度提升。故我们认为,被告人所作的关于存在代考人员进行考试的供述与事实不符。

关于涉案驾校科目一考试合格率的问题,根据本案材料,我们有如下情况需予以说明。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曾述:“如果按正规考试,科目一通过率在百分之六十左右,百分之四十左右的考生需要采取其他办法通过考试,我通常会默许他们在不合格考生中想办法让他们通过百分之八十,余下的下次考试再帮忙通过。”(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80)。

对此,我们有两种解读。一系单次考试通过率(含正常可通过以及以代考方式通过的考生)在关照代考下达到80%,但根据在案的通过率数据显示各驾校通过率均未曾达到80%;二系考生进行的第一次考试通过率60%的情况下,对进行第二次考试(补考)的考生进行代考操作,以达到第二次考试(补考)的通过率为80%,但在案的通过率数据仅反映了第一次以及多次考试后的通过率,无法反映第一、第二次考试下的通过率问题。故我们认为通过率数据根本无法反映本案是否存在代考的情况。

其四,被告人与廖某平在涉及认识的时间的供述上并不对合

根据被告人所述,其系于2006年认识安某驾校校长廖某平:

“安某驾校的校长是廖某平,为了表示感谢我对他们驾校考试的关照,廖某平从2006年至2014年间,每次有我监考的考试以及每年的三节,他都会送给我好处。”(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60);

廖某平关于何时认识被告人的情况却作了两次不同的说明:

“2007年底,我校将要组织学员参加考试……于是我就找了胡某。”(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51);

“我跟胡某是2008年在业务往来中认识的,之后我会按照考试的人数送好处给胡某,因为我需要得到他对我驾校的关照,我现在把我送钱给胡某的情况说下。”(详见《刑事正卷宗》P28)。

关于两人何时认识的情况,两人在三次供述中说出了三个不同的情况,值得关注的是,对于何时认识、联系的时间起始点不同,将直接导致开始行贿受贿的时间的不同,故我们认为,廖某平个人供述及与被告人供述之间存在矛盾,无法解释。

其六,除上述五项情况下,被告人供述与事实情况、其他证据等,均存在较多出入之处,不能作为定案依据,在此我们简单列举如下:

1.胡某于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并不担任科目一考试,其持续担任监考工作的供述与实际情况不一致;

2.胡某供述考场系于2012年才实行监控,但实际系于2010年便开始实行,其供述与相关证据并不印证(《关于在全省实施驾驶人考试视频监管系统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详见《刑事正卷宗》P57)以及《新余市交警支队驾驶人考试管理平台系统实施合同》(详见《刑事正卷宗》P62)以及各个成绩单均可证明2010年起便实行拍摄监控);

3.胡某所述的关于分某驾校负责人王某生送好处费的包装与王某生所述的不一致,胡某说系用信封,王某生说用红包;

4.胡某所述2006年监考安某驾校12次,但实际安某驾校系于2007年才成立,胡某所述与事实情况不一致(详见《刑事正卷宗》P3的《证明》)。

5.胡某所述2009年监考康某驾校12次,实际2009年康某驾校共计参与科目一考试11次,胡某仅监考了其中12月的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二)P23-P144及《刑事证据卷宗》(六)P49-P100)。

 

七、纵观本案的证据采信问题,我们认为《判决书》存在选择性认定证据、客观归罪的情况

在对本案证据进行全面分析、考证后,综合《判决书》的入罪逻辑以及证据认定,我们认为《判决书》存在“先定罪,后取证”以及“客观归罪、选择性认定证据”的情况,具体如下:

其一,针对安某驾校“未成立先送钱”的情况,《判决书》未充分考虑证言的真实性,而是直接认定被告人存在受贿的情况。

被告人在供述中曾表明安某驾校成立于2006年,并在当年安某驾校校长廖某平便向被告人行贿以获得代考关照:

(图略)

(《刑事证据卷宗》(一)P38)

而安某驾校负责人廖某平以及相关资料显示驾校成立的时间却与被告人所述不同:

(图略)

(《刑事正卷宗》(一)P80)

(图略)

(《刑事正卷宗》(一)P28)

上述情况不仅涉及到安某驾校实际成立的时间,同时亦涉及到行贿金额、次数的问题,面对“未成立先送钱”的情况,一审法院应对此进行核实,并要求廖某平出庭说明情况。然而,《判决书》采用的方式十分简单、快捷,直接对被告人关于廖某平于2008年前进行行贿的情况删除,而采信2008年后的行贿情况。

其二,针对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间被告人因未担任科目一考试员而无法受贿的事实,《判决书》直接减去数额,而不对情况进行核实。

《判决书》根据《成绩单》已认定被告人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间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但由考虑到六名证人以及被告人本人、《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均表示被告人在此期间对科目一进行监考。上述几项证据的矛盾所引起的系涉及各证据真实性的连锁反应,然而,《判决书》的处理方式却是,将该期间的受贿数额予以减除,对为何证人出现统一错误、书证不实的情况均予以无视。

 

综上,系本《辩护词》的第二部分——针对本案一审阶段所采信的证据的分析。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三条第二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

(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

(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

(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

《解释》第一百零四条规定:“对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综合全案证据进行审查。

对证据的证明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从证据与待证事实的关联程度、证据之间的联系等方面进行审查判断。

证据之间具有内在联系,共同指向同一待证事实,不存在无法排除的矛盾和无法解释的疑问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

 

我们认为,在案证据书证部分存在大量缺失,无法反映被告人于特定时间是否担任考试员、具有职务之便的情况;在案证言自相矛盾且存在相互矛盾的情况,有诸多不合理之处;在案被告人供述与实际情况以及相关人员证言间亦无法印证。《判决书》在对被告人定罪时,相关证据显然未达到确实、充分的标准。

 

 

第三部分 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考虑到本案经历多次庭审以及延期审理的情况,为清晰反映本案的实际程序,我们根据案卷材料,自案件移送法院至一审判决作出之日期间,就本案的诉讼程序事件进行列表,以便随后分析过程中便捷查询,具体如下:

(表略)

 

一、本案第四次庭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此次庭审中以辩护人郑某敏律师“退庭”为由剥夺其辩护人身份,直接影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无法公正审判

本案第四次庭审开庭日期为2015年11月25日,我们在查阅本次庭审的开庭程序以及庭审前后发生的各项事宜后发现,该次庭审程序违法,具体如下:

其一,《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确定开庭日期后,应当将开庭的时间、地点通知人民检察院,传唤当事人,通知辩护人、诉讼代理人、证人、鉴定人和翻译人员,传票和通知书至迟在开庭三日以前送达。公开审判的案件,应当在开庭三日以前先期公布案由、被告人姓名、开庭时间和地点。

本案系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根据本案在案材料,一审阶段共进行了五次庭审,在除第四次庭审外的四次庭审活动进行前,一审法院均发布了《公告》告知案件情况,但在第四次庭审中,一审法院并未发布《公告》。故我们认为,一审法院的行为公然违反了《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应予纠正。

其二,本案第四次开庭系在本案公诉机关建议延期审理、进行补充侦查期间所进行的,由于案件正在补充侦查期间,故本次庭审活动违反《刑事诉讼法》及相关法律的规定。

根据在案材料显示,本案公诉机关在2015年11月9日向一审法院出具《延期审理建议书》,一审法院在2015年11月11日作出《延期审理决定书》。随后直到2016年1月4日公诉机关才出具《恢复庭审建议书》,本案庭审程序恢复进行。由此可知,本案自2015年11月11日至2016年1月4日期间,均在进行补充侦查,在公诉机关未将案件重新移交法院前,本案的庭审程序并未恢复。

然而,2015年11月25日,一审法院却明知本案已延期审理的情况下,仍然展开第四次庭审活动(详见《刑事正卷宗》P169)。我们认为,一审法院的第四次庭审活动明显违法,考虑到庭审活动涉及到本案调查及辩论等情况,违法进行庭审足以影响本案公正审理。

其三,在第四次庭审中,一审法院以辩护人郑某敏律师“退庭”为由,取消其辩护人资格,此行为系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剥夺,严重影响本案公正审理。

《第四次开庭庭审笔录》中注明:“审:辩护人无正当理由退庭,视为拒绝为被告人辩护。”(详见《刑事正卷宗》P170)。

关于辩护人是否退庭以及庭审的实际情况,现只有通过当时庭审录像才能考证,但如前所述,第四次开庭本身便系一次违反诉讼法规定的庭审活动,无论该次庭审中发生了什么,考虑到庭审从一开始便不合法、不应进行,故该次庭审中所发生事宜均不应对随后合法的诉讼程序造成影响。然而,从各项材料反应,一审法院在此次违反庭审后,通过多项行为力求让郑某敏律师失去辩护人资格。

2015年11月25日,第四次庭审所形成的庭审笔录,被告人、郑某敏律师均拒绝签名(详见《刑事正卷宗》P169);

2015年12月10日,被告人胡某妻子李云凤出具的《关于继续委托辩护律师的情况说明》(详见《刑事正卷宗》P107)             ,强调并未解除委托郑某敏律师,将继续委托;

2015年12月17日,一审法院对被告人作的询问笔录中显示(详见《刑事正卷宗》P147),被告人明确并未解除对郑某敏律师的委托,表示不会另聘请律师;

2015年12月17日,面对辩护律师、被告人以及被告人家属一致且坚决的意见,一审法院仍致电郑某敏律师,告知其不得再担任被告人的辩护人(详见《刑事正卷宗》P78)。

考虑到本案自侦查阶段起,郑某敏律师一直为被告人争取其合法权益,在法律允许的框架下积极践行辩护人职责。一审法院借此次违法开庭、以“退庭”为借口剥夺郑某敏律师的辩护人资格,系对被告人诉讼权利的公然剥夺,不仅无法保证被告人辩护权的实现,更无法保证案件能够在公正、合法的情况下进行审理。

根据上述三个情况,一审法院在开庭前、开庭时以及开庭后的违反法律程序规定的行为,对本案公正审判造成极大影响,在此情况下一审结果的公正性、合法性根本无法得到保障。

 

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辩护人提出的8项申请均未予理会,对本案关键证据并未严格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考量

本案涉及多项证人证言,同时亦存在多个与案件关键事实存在关联的视听资料。一审阶段,辩护人曾提出多达8项的涉及证据材料的申请,但一审法院对此并未予以理会。同时,面对案中控辩双方存在较大争议的证据材料,一审法院对此的考量方式与《刑事诉讼法》规定相悖。现我们从程序角度,列举一审法院对于各项证据及申请不当的处理方式。

其一,一审法院对于辩护人提出的8项申请均未予理会。

一审阶段,各辩护人提出的各项申请如下:

1.2015年8月23日,郑某敏律师出具《请求传唤证人出庭接受质询的申请书》《要求调取审讯的全程录音录像等相关证据的申请书》《要求对胡某受贿罪一案的非法证据予以审查排除的申请书》三项申请(详见《刑事正卷宗》P81);

2.2015年8月31日,郑某敏、孙某业律师在庭前会议中明确提出需调取如侦查阶段讯问录像等新某市望城工矿区人民检察院已收集但未随案移送的能够证明被告人无罪或罪轻的证据材料(详见《刑事正卷宗》P148);

3.同上日期,两位辩护人提出需调取被告人办公地点录像,证明其系与他人共处办公,以证明相关人员行贿时“办公室无他人存在”之条件难以出现(详见《刑事正卷宗》P148);

4.同上日期,两位辩护人提出需针对被告人于2015年4月18日等日期被告人所签署的笔录进行笔迹鉴定,相关笔录姓名、日期等签署存在被擅改的迹象(详见《刑事正卷宗》P150);

5.同上日期,两位辩护人要求调取各个驾校的账目材料,以证明是否存在行贿之事实(详见《刑事正卷宗》P153);

6.2016年1月19日,丁某元律师出具《提请调取视频资料证据申请书》,再次提出调取相关视频资料。

我们认为,上述申请的提出涉及案件的关键证据的收集程序是否合法以及案件的关键事实是否存在等问题,如侦查阶段针对被告人、行贿人、证人的讯问与询问的录音录像,涉及到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是否合法以及在此阶段所形成的证据材料是否具有证据资格;而对于被告人办公室录像、相关驾校账目资料等材料,则直接关系到受贿事实是否存在的案件核心事实。

《解释》第九十五条规定“认定刑事诉讼法第五十四条规定的‘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应当综合考虑收集物证、书证违反法定程序以及所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等情况。”第九十六条规定:“当事人及其辩护人、诉讼代理人申请人民法院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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