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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二审辩护词(上)

2017-01-11    作者:王思鲁律师
导读: 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二审辩护词(上)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暨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合议庭:我们受胡某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二审阶段担任胡某的辩护人。在前往新余市人民检察院阅卷并前往新...

 

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

二审辩护词(上)

 

江西省新余市中级人民法院暨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合议庭:

我们受胡某的委托和广东广强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在胡某被控受贿罪一案二审阶段担任胡某的辩护人。

在前往新余市人民检察院阅卷并前往新余市看守所与被告人胡某进行会见后,我们根据在案证据先后完成了《辩护人对一审判决存在问题的意见》《被告人的供述与事实情况的矛盾分析》《辩护人针对本案程序问题的意见》《辩护人针对本案供述、证言所存在问题的意见》《辩护人针对一审判决书的意见》《涉案驾校学员考试成绩单情况分析及统计》《书证与驾校负责人言辞证据间的矛盾》《诉讼程序时间表》等文书并提交给贵院。

在综合本案事实、证据并详细研读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下简称“一审法院”)作出的(2015)渝刑初字第003**号《刑事判决书》(下简称《判决书》)后,我们认为一审法院认定胡某构成受贿罪属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适用法律错误,庭审程序严重违法,建议贵院依法撤销原判,改判胡某无罪或者将本案发回重审。

 

本《辩护词》提纲如下:

第一部分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在新某车管所历年担任的职务、承担的职责未有明确的界定,对被告人具体负责科目一考试的期间认定亦与事实情况不符

二、一审法院在关于被告人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间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事实认定上出现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的情况,导致事实认定不清

三、一审法院对于新某车管所科目一考场是否实际存在放任代考的客观环境并未进行核实、考量

四、导致对代考空间的事实认定不清

五、一审法院对涉案驾校负责人送好处费的次数、时间、地点问题,未进行充分的调查及考量,大量不合常理的事实情况被错误认定

 

第二部分 一审判决证据不足

一、《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无法反映被告人在新某车管所任职及工作分工的情况,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涉案期间均担任考试员、具有职务便利

二、新某车管所出具的三份关于无法调取相关证据的《证明》与事实不符,本案存在大量缺失的书证未予收集,认定被告人在涉案期间对相关驾校进行监考的证据不足

三、《成绩单》无法完整反映被告人在具体时间段是否曾对涉案驾校进行监考,一审法院对在案的《成绩单》进行采信时,出现逻辑矛盾

四、本案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存在大量矛盾之处,且并未进行核实、解释,证言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本案证据不足

五、本案所有被告人的供述的收集过程违反法律规定,应予全部排除

六、被告人供述与实际情况存在大量矛盾之处,供述的真实性存疑,不能作为定案依据

七、纵观本案的证据采信问题,我们认为《判决书》存在选择性认定证据、客观归罪的情况

 

第三部分 本案程序严重违法

一、本案第四次庭审程序违法,一审法院在此次庭审中以辩护人郑某敏律师“退庭”为由剥夺其辩护人身份,直接影响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导致本案无法公正审判

二、一审法院对本案辩护人提出的8项申请均未予理会,对本案关键证据并未严格根据《刑事诉讼法》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进行考量

三、一审法院对于本案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存在的明显违法的行为,并未出具建议,亦未对违法行为在审判阶段予以处理

四、本案存在刑讯逼供的情况,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法定诉讼权利,亦严重影响本案的公正审判

五、本案由始至终并未收集关于被告人认为自身无罪的辩解证据,严重影响本案公正审判

 

第一部分 一审判决认定事实不清

一审法院对于被告人在新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辆管理所(下简称“新某车管所”)中所担任职务、承担职责以及是否存在关照代考的客观条件、是否存在受贿之事实等情况均存在认定事实不清的情况。具体如下:

一、一审法院对被告人在新某车管所历年担任的职务、承担的职责未有明确的界定,对被告人具体负责科目一考试的期间认定亦与事实情况不符

《判决书》经审理查明部分认定:“被告人胡某自2004年5月起,担任新某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车管所办公室内勤,期间至2013年7月兼任驾驶人考试员,负责驾驶人科目一考试。2005年至2014年9月期间,被告人胡某利用其负责驾驶人科目一考试的职务之便……”(详见《判决书》P2)。《判决书》对上述情况的认定存在如下于事实相悖之处:

其一,《判决书》存在“担任考试员便等于具有放任代考的职务便利”的错误认定,而并未就被告人是否实际担任考试员的时间段进行核实,导致原判认定被告人是否具有职务便利之事实不清。

根据新某车管所出具的《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显示,被告人自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担任驾驶人考试员,负责驾驶人科目一考试工作(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二)P2)。然而通过如下证据可知,被告人担任驾驶人科目一考试员,并不等于实际对科目一考试进行监考:

江西公安专科学校出具的《证书》表明,2006年9月6日至9月27日被告人在该学员进行培训学习,而相关培训学习每年均有。在此期间被告人没有对科目一考试进行监考。

“而驾驶人考试成绩表证实被告人胡某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并没有监考科目一考试。”(详见《判决书》P11);

“2012年,胡某虽然是科目一考试的负责人,但这一年他到科目二考场改造,胡某作为车管所办公室主任,他主要负责该考场建设,所以他没去科目一考试现场监考。”(详见《刑事正卷宗》P29)。

以交某驾校《成绩单》为例,万某担任考试员的情况占59%,被告人担任考试员的情况仅占28%,可见担任考试员并不等于实际前往考场进行监考。

我们认为,不能仅通过《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便认定被告人在具体时间段内实际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工作,考虑到本案被告人对职务便利的利用重点体现在放任代考人员进入考场代考,故对被告人是否在考场中担任考试员的情况涉及到其是否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的核心事实。然而,一审法院并未对被告人实际担任考试员的时间段进行核实,导致《判决书》出现了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被告人“持续监考、持续受贿”的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

其二,《判决书》在被告人不担任考试员后仍认定其具有职务之便的情况属事实不清。

从《判决书》的上述摘录可知,被告人从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兼任考试员,然而《判决书》所认定的被告人利用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的期间却系从2005年至2014年9月。即在2013年7月至2014年9月间,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在已不担任具体职务的情况下,却仍认定被告人具有职务之便,为他人谋取不法利益。

本案涉案的核心问题系被告人是否在担任科目一考试考试员的情况下为涉案驾校安排代考人员提供便利,能够提供便利的核心在于被告人是否担任具体职务、拥有监考的权力。我们认为,一审法院对被告人承担职务、负责监考的期间的认定上存在自相矛盾之处,无法确认被告人在具体期间是否具备职务之便,属事实不清的情况。

其三,《判决书》认定的被告人负责科目一考试的期间与其他情况存在矛盾。

如前所述,《判决书》认定被告人在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负责驾驶人科目一考试,但事实情况及在案证据显示的被告人负责驾驶人科目一考试的期间却与《判决书》认定的不相同,具体如下:

“2012年,因为我在办公室事情比较多,加上考试越来越规范,考试进行了考场内监控,省总队也可以随时调取监控录像,所以这一年我没有去考试现场监考。”(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6);

“2013年,根据省交警总队的要求,我不再担任科目一考试的负责人。”(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56);

“而驾驶人考试成绩表证实被告人胡某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并没有监考科目一考试。”(详见《判决书》P11)。

根据上述情况可知,判决书所认定的被告人不再监考、不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时间与被告人所述的时间存在矛盾,且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被告人并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判决书》认定的被告人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期间与实际情况存在两项时间上的矛盾,无法确认被告人具体担任职务的情况,属事实不清。

 

二、一审法院在关于被告人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间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事实认定上出现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的情况,导致事实认定不清

本案涉案的五间驾校六名行贿人、证人均在其供述、证言中表示: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有给被告人送好处费,以求其在监考过程中给予照顾。

随后一审辩护人提出:根据在案的考试《成绩单》等书证,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因被告人系负责科目二考试,故不存在受贿的条件。

随后《判决书》作出如下说明:“而驾驶人考试成绩表证实被告人胡某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并没有监考科目一考试,故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驾驶人科目一考试期间收受黄某兵、王某生、廖某平、刘某萍、李某根现金的证据不足,因此,被告人胡某受贿的数额应扣除公诉机关指控被告人胡某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驾驶人考试期间收受的11万。”(详见《判决书》P11)。

《判决书》的上述认定根本不合理,而且出现了重大的逻辑错误,自相矛盾,具体如下:

其一,《判决书》对于被告人收受的和时间段的款项应予扣除的问题认定上,出现自相矛盾的情况。

如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因被告人没有监考、没有职务的便利,故对此期间所收受的贿赂不予认定、予以扣除,那么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所经历的春节(1月26日)、端午节(5月28日)、中秋节(10月3日)中收受的贿赂是否也应一并予以扣除?然而,一审法院的处理方式系对于上述期间的“按月份”受贿金额予以扣除,却对“按节日”的受贿金额进行认定。一审法院的处理方式系“认为在此期间虽然具体月份无职务便利,但是节假日还是有的”。我们不能理解其中逻辑,也对此认定方式不予认同。

其二,实际被告人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1月期间,均不担任科目一驾驶人的考试员。

根据在案《成绩单》反映,在2009年11月,被告人并未对涉案五间驾校进行任何监考活动;同时根据《朱某源个人简历》(详见《刑事正卷宗》P56),2009年11月朱某源担任科目一考官。两项证据材料可证实,2008年12月至2009年11月,而非《判决书》认定的2009年10月,被告人均未担任科目一考试员。故《判决书》在被告人不但任科目一考试员的时间认定上出现错误,如现已扣除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间的受贿款项,亦应对2009年11月的受贿款项予以扣除。

   由上可知,即便对于已认定的,对被告人涉案金额予以扣除的相关事实上,《判决书》亦存在逻辑错误、自相矛盾的情形,可见本案一审阶段存在较多事实认定不清的情况。

 

三、一审法院对于新某车管所科目一考场是否实际存在放任代考的客观环境并未进行核实、考虑,导致对代考空间的事实认定不清

涉案的行贿受贿情况持续近10年,在此期间新某车管所为规范考试亦实施了部分措施。如前所述,由于本案均系采取“枪手”进行代考的方式来谋取不法利益,故对于能够实际进行代考的情况,亦应系本案应予查实的核心之一。

被告人在被讯问时曾交代车管所科目一考场监控的情况:“我记得大概是2008年之后才设置的监控摄像头抓拍,2008年以前没有摄像头就很好操作了……”(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3);

同时,在案书证《关于在全省实施驾驶人考试视频监管系统建设有关工作的通知》(详见《刑事正卷宗》P57-P58)及《新余市交警支队驾驶人考试管理平台系统实施合同》(详见《刑事正卷宗》P62-P70)亦显示了新某车管所监控系统改造的情况,自2010年起,科目一考试开始随机对考生进行拍摄,并在考场中采取身份识别、门禁设施。

(图略)

(2010年全新监控系统方案说明,以科目二考试为例进行说明,实际与科目一考试所采取的措施相同,《刑事正卷宗》P70)

尽管被告人曾交代对于代考可采取“照片覆盖”的方式进行掩饰,但随后其全面翻供后已作出新的解释:2008年的监控仅系对考场环境的宏观监控,并不具备随机拍摄考生图像的功能;2010年实施的新的监控系统后,才具备对考生拍摄的功能;拍摄时间随机,且考虑到不同考生作答速度不一,故在考生开考后便会立即进行拍摄,以保证短时间结束考试的情况下仍会有足够的图片供选择;考生考试结束后点击交卷,系统会自动打印合格的成绩单并从后台随机选取三幅考生考试过程中的图片打印在成绩单下方。在案的电子数据《成绩单》,在2010年前均无考生图像,在2010年5月后开始将考生图像打印在成绩单之上,此事实可印证被告人的说法

 

图(略)

(2008年科目一成绩单)

(2010年科目一成绩单)

(《刑事证据卷宗》(四)P4、P44)

据此可以确定,在2010年实施全新的监控系统后,由于随机拍摄、随机选取且有考场身份证识别、门禁等,此时涉案的代考行为已完全不具备操作的条件;至于2008年前后的旧监控系统,考虑到江西省总队可以随时调取录像,考试员敢于堂而皇之地让代考人员进行考试的情况亦不合常理。

我们认为,无论对于新旧的监控系统而言,均不具备代考的空间及操作的条件。如一审法院认为在此期间代考行为能够实施,应对监控系统以及考场的实际情况进行鉴定或实地调查,如通过鉴定证明摄像、监控设备的具体功能以及对考场情况进行考察,还原代考的场景等,但《判决书》中均未就代考的客观条件进行分析,导致本案的关键问题未予核实,可见一审法院认定事实不清。

四、一审法院对涉案驾校负责人送好处费的次数、时间、地点问题,未进行充分的调查及考量,大量不合常理的事实情况被错误认定

本案被认定为新某市车管所窝案的重点案例之一,涉案行贿人员有六人,涉及的行贿次数高达364次。在案的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对于行贿次数、数额等“看似”高度相互印证,但考虑到涉案行贿行为长达十年、涉案的行贿次数数百起、七名人员记忆完全相同的情况,高度相互印证恰恰系最不合理的地方。

其一,《判决书》认定涉案的行贿受贿次数高达364次,相关人员能清晰记忆次数、金额等情况不合常理。

《判决书》认定康某驾校校长黄某兵送现金88次、分某驾校负责人郭某先、王某生送现金共计70次、安某驾校校长廖某平送现金58次、交某驾校副校长刘某萍送现金79次、钢某驾校校长李某根送现金69次,上述五间驾校合计送现金364次。

上述送好处费方式均系通过现金支付完成,且与本案案发时跨度已近10年,上述五间驾校六名负责人能记得如此清晰,不合常理。然而,更让人难以相信的是,被告人对上述364次受贿的情况仍历历在目、如数家珍,在完整地回忆后,还能与六名驾校负责人的供述、证言一一对应,实属不可思议。

其二,涉案驾校负责人送好处费且从未碰到其他人的情况不合常理。

《判决书》认定被告人收受好处费的次数为364次,跨度近十年,平均每月(含节假日受贿)每驾校一到三次不等。

考虑到送好处费的情况多系发生于科目一考试期间被告人办公室中,一个公开的办公环境、一个在十年间每月均多次发生行贿受贿行为的“犯罪场所”,如此情况下从未有人发现,不合常理;

部分涉案款项发生于中秋、端午、春节等传统节假日,被告人在此日期中不在家里休息、不回老家探亲、不外出旅游,仍“坚持”在办公室等待驾校负责人上门送好处,亦不合常理;

即便说节假日因休息,办公室并未遇到相关人员可以理解,但端午节系2008年起才定为法定节假日,即2008年以前的端午节车管所均正常办公,在一个传统节日又非考试日期,五间驾校负责人前往办公室送礼却没人发现,实让人无法理解。

其三,在查阅新某车管所窝案的相关判决书后,可知本系列案中行贿形式基本相同,相关人员能清晰记忆各个情况不合常理。

江西省新余市渝水区人民法院作出的(2015)渝刑初字第003**号《刑事判决书》(详见裁判文书网:http://wenshu.court.gov.cn/)系针对新某车管所系列窝案原车管所副所长黄某所作出的判决。

上述判决关于被告人黄某的收受贿赂情况与本案《判决书》基本相同,摘录如下:

“上述事实,有经庭审举证、质证,本院予以确认的下列证据证实:

1、证人廖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为了在驾照考试方面得到黄某某的关照,于2008年下半年到2010年期间,先后4次共送给黄某某人民币9000元。

2、证人李某某的证言证实:其于2006年开办经营钢某驾校,为感谢黄某某的关照,其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9次共送给黄某某人民币14000元。

3、证人黄某的证言证实:其为了感谢黄某某对康某驾校工作的关照,于2008年到2010年期间,先后9次共送给黄某某人民币16000元。

4、证人王某某的证言证实:2008年,黄某某是分管驾照考试的副所长,而且会去现场监督各个科目考试,另外在制证移交表上签字批准,然后才能去制证发证。为了分某驾校在驾照考试方面得到他的关照,其于2008年至2010年期间,先后10次送给黄某某共计人民币16600元。

5、证人袁某某的证言证实:其是分某汽运公司的负责人,黄某某分管车辆管理,其公司要给挂靠车辆办理上牌、年检和保险的手续。为了感谢黄某某对公司的关照,其于2011年至2014年期间,先后6次共送给黄某某人民币25000元。

6、证人陈某某的证言证实:黄某某原是新余市车管所的副所长,分管机动车注册登记,负责对机动车注册登记、转移登记、注销登记,具体包括车辆牌照、车辆登记证书、行驶证、检验合格标志的制作、发放和回收。2011年6、7月左右,新某市车管所为了更好的招商引资,扩大新余的物流影响力,为物流企业提供新车注册查验服务,其和黄某某等人到安徽、山东去查验本公司的货运新车。其在去安徽的路上的一家宾馆,送给黄某某人民币2万元,希望他对其公司多关照。另外,在2011年中秋节、2012年年初、2012年中秋节的节前,先后三次共送给黄某某人民币6000元。”

由上可知,本案系新某车管所窝案,除被告人外,还涉及黄某(新某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车辆管理所原副所长)、黄某泉(新某市交警支队仙女某大队原副大队长、新某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原副所长)、朱某源(新某市交警支队车管所原警员)等人;同时黄某兵、郭某先、王某生、廖某平、刘某萍、李某根六人在各案中均曾作为行贿人被调查。换言之,黄某兵、郭某先、王某生、廖某平、刘某萍、李某根等人既要清晰记忆其对被告人的行贿情况,还需同时在相关案件中记起对黄某、黄某泉、朱某源等人的行贿情况。

 

上述说明仅系关于金额的记忆情况,除了涉案金额外,相关人员还需清楚记得具体日期、次数、金额的变化、金额的包装情况等。

我们认为,本案涉及多名人员、多次行贿、多个行贿线条以及多项不法利益关系,相关人员却以惊人的记忆力将案件事实进行了不可能的还原,面对如此不合常理的情况,一审法院应作出要求证人出庭作证等能够还原案件事实的措施,然而《判决书》却未对此进行质疑,径直认定上述行贿事项成立,显然本案并未对应予查明的事实进行调查,属事实不清。

 

第二部分 一审判决证据不足

本案一审阶段据以定案的证据包括:

其一,各驾校学员《成绩单》、各驾校合格率等情况以及被告人本人的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

其二,黄某兵、郭某先、王某生、廖某平、刘某萍、李某根证言;

其三,被告人本人的供述(一审阶段公诉机关并未提交任何关于被告人的辩解的材料,特此说明!

据此,可知一审法院据以认定被告人构成受贿罪的逻辑系:

认定具有职务:《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认定被告人自2005年4月至2013年7月在新某车管所任科目一考试员;

   认定进行监考:《成绩单》等书证证实被告人曾对涉案五间驾校进行监考;

   认定曾放任代考:相关人员证言,核心系杨林的证言;

认定接受他人财物、谋取不法利益:通过被告人本人供述及黄某兵、郭某先、王某生、廖某平、刘某萍、李某根等人证言中行贿次数、金额等情况的相互印证进行证明;

   扣押清单等证明受贿款项的去向。

然而,我们就本案证据进行大量分析、核查后,发现本案在案证据间无法相互印证,且供述、证言等言辞证据存在大量矛盾。在对一审证据采信问题进行分析论证前,考虑到本案各驾校学员考试《成绩单》具有客观、不易捏造、擅改的特性,故根据《成绩单》制作了如下《各驾校按月统计成绩单分布表》(下简称《分布表》)。《分布表》反映了2007年至2012年间,五间驾校在新某车管所进行驾驶人考试的情况,具体如下:

(图略)

说明:

   1.数字依次表示为1-9月份,9月份之后的0、1、2表示为10月、11月、12月;

2.数字代表本案书证中存在的《成绩单》的月份,空白处则表示在案书证并无该月《成绩单》;

3.表格中填充黑底的数字代表被告人本人签名的成绩单,未填充的为其他人签名;

4.统计基础材料来源:《刑事证据卷宗》(二)P23-P144、《刑事证据卷宗》(三)至(八)。

现根据《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司法解释》(下简称《解释》)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针对本案证据问题具体分析:

一、《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无法反映被告人在新某车管所任职及工作分工的情况,在案证据不足以证明被告人在涉案期间均担任考试员、具有职务便利

《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关于被告人分工表述如下:

(图略)

(《刑事证据卷宗》(二)P2)

我们认为,《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虽已说明被告人在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均兼任考试员、负责科目一考试,但并不能仅凭此材料便认定被告人在整个期间均对科目一考试拥有负责、管理的职权,认定被告人拥有职权的证据不足,理由如下:

其一,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被告人存在短期或长期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情况,认定被告人在上述期间持续监考、利用职务之便放任代考的证据不足

一审判决认定的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被告人不担任科目一考试以及《分布表》中显示的被告人未在《成绩单》科目一部分上签名的情况对此可予证实。

其二,在上述期间除被告人外,还有其他人同时担任考试员、负责科目一考试,在多人担任考试员的情况下认定被告人持续对考试工作具有监管且有能力放任代考人员的证据不足

《朱某源个人简历》显示:“同年至2009年11月在科目一担任考官。”(详见《刑事正卷宗》P56)。可对此情况予以证实。

其三,担任考试员并不能证明被告人实际前往考场进行监考,亦不能证明其曾在考场中放任代考人员进行代考的情况。

《成绩单》关于万某、邹某等人进行独自监考并签名的情况可以予以证明。

上述三个情况均反映了《胡某个人基本情况及岗位分工职责》所无法体现的情况,即便被告人在2004年5月至2013年7月期间被分配担任科目一考试员的工作,但在此期间是否实际前往进行监考、是否有在考场放任代考人员的行为以及是否对整个科目一考试拥有主管、控制的权力,均涉及到本案是否具有职务之便利的核心事实。一审判决在对被告人职务分工情况进行考量时,并未参考其他相关证据,而仅根据新某车管所开具的证明文件而径直认定被告人在整个期间均具有职权、拥有职务之便利,我们认为此系对证据的片面解读及对事实情况的漠视,在此之下形成的判决应属证据不足的情况。

 

二、新某车管所出具的三份关于无法调取相关证据的《证明》与事实不符,本案存在大量缺失的书证未予收集,认定被告人在涉案期间对相关驾校进行监考的证据不足

《刑事诉讼法》第五十条规定:“审判人员、检察人员、侦查人员必须依照法定程序,收集能够证实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者无罪、犯罪情节轻重的各种证据。

《解释》第六十九条规定:“对物证、书证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五)与案件事实有关联的物证、书证是否全面收集。

新某车管所就各驾校考生信息查询问题先后出具三份证明,其主要内容分别为“2007年5月份以前的各驾校考生信息无法查询”、“2008年12月份以前的考生信息因系统升级无法查询”(针对交某驾校)、“2008年12月份以前的考生信息因系统升级无法查询”(针对康某驾校)。

(图略)

(《刑事证据卷宗》(二)P9)

(图略)

(《刑事证据卷宗》(二)P10)

(图略)

(《刑事证据卷宗》(二)P11)

在出具《证明》,明确部分信息无法查询的情况下,新某车管所却又提交了其所表明无法查询的书证。

2007年5月份前的各驾校信息,新某车管所分别提供了2007年1月至4月分某驾校的考试信息(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三)P2)、2007年1月至4月钢某驾校的考试信息(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七)P2)、2007年3月至4月安某驾校的考试信息(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七)P64);

交某驾校2008年12月以前的考生信息,新某车管所提供了2008年10月至11月的考试信息(详见《刑事证据卷宗》(八)P1-P4);

康某驾校2008年12月以前的考生信息,新某车管所提供了2008年10月至11月的考试信息(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二)P23-P30)。

由上可知,新某车管所关于上述三个不能提供考生信息的情况并不属实,本案缺失大量的书证《成绩单》。

考虑到《成绩单》涉及被告人是否实际对科目一进行监考,是否存在利用职务之便,同时《成绩单》亦是联系被告人供述与证人证言的纽带,除每年的三节外,涉案的三百余次受贿行为之下均应有具体的《成绩单》一一对应。在证据《成绩单》大量缺失的情况我们认为本案的真实情况无法核实,一审所作出的判决属证据不足。

 

三、《成绩单》无法完整反映被告人在具体时间段是否曾对涉案驾校进行监考,一审法院对在案的《成绩单》进行采信时,出现逻辑矛盾

根据上述《分布表》以及《刑事证据卷宗》(二)P23-P144、《刑事证据卷宗》(三)至(八)中的《成绩单》,可得知在案材料缺失如下日期被告人签名的科目一考试《成绩单》:

康某驾校:2006年至2008年9月、2009年8月、2010年2月、6月、8月、2011年3月、5月、6月、7月、2012年2月、4月、9月;

分某驾校:2005年至2006年、2007年1月、2010年3月、4月、6月、9月、11月、12月、2011年1月、3月、6月、8月至12月、2012年2月、4月至6月、7月、12月;

钢某驾校:2006年、2007年6月、2009年11月至12月、2010年1月、4月、7月至8月、11月至12月、2011年1月至2月、4月、6月、8月至9月、11月至12月、2012年3月、6月、7月至8月;

安某驾校:2009年8月、11月、2010年1月、4月至5月、2011年2月至4月、6月、7月至8月、10月、12月、2012年2月至6月;

交某驾校:2006年至2008年9月、2009年11月至12月、2010年1月至4月、7月、10月、2011年1月至6月、7月至9月、11月、2012年2月、4月至5月、7月。

同时,《判决书》已认定,被告人在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并没有监考科目一考试:

(图略)

(《判决书》P11)

换言之,根据本案已收集的《成绩单》进行分析,缺失的有两部分,即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以及上述列举的部分。据此,一审法院出现了如下逻辑矛盾的情况:如一审法院已认定2008年12月至2009年10月期间《成绩单》无被告人签名,故在此期间的指控因证据不足不予成立,那为何同样在部分月份存在缺失的《成绩单》的情况下,却仍认定该月份被告人受贿事实成立?

 

四、本案证人所提供的证言存在大量矛盾之处,且并未进行核实、解释,证言无法作为定案依据,本案证据不足

《解释》第七十四条规定:“对证人证言应当着重审查以下内容:

……(八)证言之间以及与其他证据之间能否相互印证,有无矛盾。

涉案五间驾校六名负责人先后共提供了14份证言或供述,一审法院在《判决书》中将上述14份口供统一认定为证言。我们在对比证言及本案相关证据后,发现上述14份证言存在大量与事实情况不符以及相互矛盾之处,现对此进行具体说明。

其一,各驾校负责人对车管所每年因假期、考试系统更新、场地检修等原因而无法进行科目一考试的陈述不一致且与事实情况矛盾。

各驾校负责人在证言中均对车管所每年组织科目一考试的次数进行说明,具体如下:

黄某兵,一年当中有2个月不组织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35)。

郭某先,一年当中有3个月(1、2、3月)不组织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11)。

王某生:一年当中有3个月不组织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27)。

廖某平,一年当中有1个月不组织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50)。

刘某萍,并未明确说明一年当中是否有不组织考试的情况。

李某根,一年当中有1个月不组织考试。(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一)》P135)。

新某车管所科目一考场因各种原因无法进行考试属客观情况,而黄某兵、郭某先、王某生、廖某平、刘某萍、李某根作为驾校的负责人,其中甚至有直接带队前往考场进行考试的领导人(如刘某萍),对新某车管所科目一考试考场每年度无法开考的陈述却不一致,明显相关人员的证言不真实。

进一步分析,根据《分布表》得知,2007年至2012年间,各驾校科目一未进行考试的情况如下:

康某驾校:成绩单期间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共计51个月,其中未参与考试的月份为2009年8月、2012年9月;

分某驾校:成绩单期间2007年1月至2012年11月,共计71个月,其中未参与考试的月份为2011年1月;

安某驾校:成绩单期间2007年3月至2012年12月,共计70个月,其中未参与考试月份为2007年6月、9月、11月,2009年8月;

交某驾校:成绩单期间2008年10月至2012年12月,共计51个月,其中无未参与考试的月份;

钢某驾校:成绩单期间2007年1月至2012年12月,共计72个月,其中未参与考试的月份为2007年6月。

根据上述情况,一方面各驾校负责人对车管所每年不开考的情况表述不一,驾校负责人证言间相互矛盾;另一方面譬如郭某先、王某生所在的分某驾校在6年间仅有一个月不参加考试的情况,但却仍然说每年均有3个月不组织考试,驾校负责人证言与在案《成绩单》相互矛盾。

对此,我们进行大胆猜测,相关证人因需就行贿金额进行计算,故只能对考试次数进行一定的变通,考虑行贿日期相对固定,在无法改变日期、金额的情况,则只能在次数上进行修改,以求金额对应。

其二,各驾校负责人对被告人在具体年份对其驾校进行监考的次数说明与事实情况不相符

因涉案驾校负责人证言在被告人监考次数上的说明基本一致,故在此仅以分某驾校为例,作分析。分某驾校负责人郭某先、王某生对具体年份被告人对其监考的数提供证言如下:

(图略)

(《刑事正卷宗》P35)

(图略)

(《刑事正卷宗》P41)

上述两名人员对于2007年分某驾校的考试次数表述为9次,然而根据书证《成绩单》显示,分某驾校在2007年于2月至11月均进行了科目一考试,共计考试16次(详见《刑事证据卷宗》(三)P1-P19及《刑事证据卷宗》(六)P1-P12),可见分某驾校的两名负责人对分某驾校考试次数的情况根本不了解,其所提供的证言与事实不相符。

此外,郭某先、王某生对于2008年以前分某驾校的每月的考试次数曾经作出了明确的表述,如下:

(图略)

(《刑事证据卷宗》(一)P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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