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撤销权的主体
一般认为，撤销之诉的当事人取决于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对于撤销之诉的原告，无疑是具有撤销权的债权人，这一点各种学说基本上没有什么争论。但是，对于撤销之诉的被告，则存在着不同的观点。我国有学者认为，迄今为止，各国判例与学说对此形成了三种截然不同的观点：
（1）根据债权人撤销权的性质及效力来确定撤销之诉的被告；
（2）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
（3）根据诉讼的性质确定。本文认为，此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本文只是对我国的有关规定加以介绍和评析。
关于撤销之诉的被告，我国合同法并未做出任何规定，但我国《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一）》（法释[1999]19号）第二十四条对此作了规定：债权人依照合同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提起撤销权诉讼只是以债务人为被告的，未将受益人或者受让人列为第三人的，人民法院可以追加该受益人或者受让人为第三人。由此可见，最高院将撤销之诉的被告限于债务人，至于受让人或受益人，则只能作为撤销之诉的第三人。该规定不无道理，但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我们应将法释[1999]19号第24条规定中的受益人作广义上的受益人理解。广义上的受益人包括狭义上的受益人（以下简称受益人）与转得人。在债务人单独行为时，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第三人。在此问题上，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是合理的。但是，法释[1999]19号第24条仅将受益人或转得人规定为第三人，而未明确其究竟应为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还是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本文认为应将其理解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理由有二：首先，依据民事诉讼法上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的区分标准是上来看，此时的受益人或转得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其次，该规定认为原告在起诉时未将受益人列为第三人的，法院可以追加其为第三人。由此看来，此时的受益人或转得人应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因为对于有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法院不宜依 职权追加，否则有干涉其行使权利的自由之嫌。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债权人提起的撤销之诉应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有转得人时，因其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因而应以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此时，法释[1999]19号第24条的规定显然不合理。
由此可见，我国法释[1999]19号第24条虽然对撤销之诉的被告与第三人做出了规定，但该规定亦存在不尽完善的方面，因此应尽早完善之，以便较好的适用于撤销之诉。
本文认为，在撤销之诉的被告与第三人的问题上，我们应以行为的当事人为被告，以与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具有利害关系的第三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即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为被告，以受益人或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应以债务人与受益人为被告，以转得人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在债务人为单独行为时，受益人不得以其为善意提出抗辩，但转得人可以其善意提出抗辩，即使其为无偿取得；在债务人为契约行为时，受益人与转得人可以其善意提出抗辩，受益人为善意的，转得人即使为恶意，亦不妨碍其取得财产。撤销之诉的判决结果当然地及于第三人，债权人可以依据有效的胜诉判决，直接申请对于受益人或转得人所获财产强制执行，而无须再借助于代位之诉。
二、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条件
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行使条件：
（1）受赠人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的近亲属
受赠人如果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时，这表明，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将不复存在，与之相适应，赠与合同也将失去存在意义，因此，法律赋予赠与人有权撤销赠与。何谓严重侵害，我国合同法并未明确予以界定，造成实践操作中的困难。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受赠人的行为须为应受刑法处罚的程度，若仅为一般侵权行为而不构成犯罪，则不发生赠与人的撤销权。但考虑到赠与合同的单务性、无偿性等特点，我们认为，凡是受赠人实施的、足以危害赠与合同赖以存在的感情基础的任何行为，均为此处的严重侵害行为，不仅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实施的犯罪行为，而且也包括受赠人对赠与人及其近亲属所实施的严重有损道德名誉等行为。至于受赠人的近亲属的范围，应与《民法通则》和有关的司法解释确定的近亲属范围相同。包括赠与人的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母和外祖父母，孙子女和外孙子女。
（2）受赠人对赠与人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
对赠与人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的，赠与人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这里的扶养应是广义上的扶养，包括扶养、抚养和赡养三种类型。但这里的扶养是指法定的扶养还是既包括法定的扶养也包括约定的扶养？有学者认为，受赠人对赠与人的抚养义务既可以是法定的，也可以是约定的。这是由赠与人撤销权的立法目的决定的。如果仅仅把此处的扶养义务限定为法定的，势必会限制和剥夺赠与人通过行使撤销权来保护其权利。而我们认为，此处的扶养应仅指法定的扶养，因为我国合同法对于受赠人不履行约定义务在第192条第1款第3项中已作了专门规定，负有扶养义务而不履行是指：一是存在受赠人不履行对赠与人抚养义务的事实，二是此事实是在受赠人有履行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所致。如果受赠人在没有抚养能力的情况下而不履行则属于客观上不能，表明受赠人主观上并无不履行的故意，在此赠与人不能行使法定撤销权。
（3）受赠人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
一定的负担，接受一定的约束。而受赠人如果不按约定履行该负担的义务，是一种对自己诺言和对赠与人意愿的违背，从某种角度上讲，也是有损赠与人的利益的。为此，法律特别赋予赠与人以法定撤销权。从合同法角度来讲，不履行约定的义务包括完全的不履行、迟延履行、不适当履行等，其中完全不履行包括拒绝履行和根本违约两种情况。在这两种情况下，赠与人行使法定撤销权没有争议，但在不完全履行或者部分履行的情况下，能否行使撤销权呢？对此，我国合同法没有予以界定。我们认为，如果将受赠人的部分不履行或者轻微违约行为也包括在不履行的范围之内，则赠与人动辄就行使撤销权，实际上等于赠与合同对赠与人无任何约束力，受赠人也将因为部分履行而易于受到损害。但如果在部分履行的情况下，不允许赠与人行使撤销权，则对赠与人来说也是不公平的。因此，我们认为，在受赠人部分不履行约定义务的情况下，应允许赠与人享有与受赠人不履行义务部分相适应的部分撤销权，这样既能维护赠与人的意志和利益，也可以避免赠与人法定撤销权的滥用。
2、法定撤销权的消灭
赠与人的法定撤销权的行使并不是无期限的。在法定撤销权产生后，赠与人未行使该撤销权之前，赠与合同仍然有效，但却有随时被赠与人撤销的可能，这对受赠人将十分不利，使受赠人的权利永远处于不安的状态。为此，为了维护赠与关系的稳定性，促使赠与人积极行使自己的权利以维护自己的利益，法律特别限定赠与人行使该权利的期间。《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规定：赠与人行使撤销权自知道或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超过一年不行使的，该撤销权即消灭。我国合同法第193条第2款还规定了赠与人之继承人或法定代理。
人行使撤销权的除斥期间为6个月，自其知道有撤销事由之日起计算。一般情况下，法定撤销权的行使要由赠与人本人行使，但在赠与人因为受赠人的伤害行为而丧失民事行为能力或者死亡的情况下，则撤销权由其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行使。如果在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之后，出现了法定的撤销事由，而赠与人的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又不是因为受赠人的伤害行为所造成，在这种情况下，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能否行使撤销权，对此，合同法没有予以明确的规定。我们以为，在这种情况下，应允许赠与人的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享有撤销权，因为赠与合同是以感情和道德为基础的，出现了撤销的法定事由，也就丧失了赠与合同存在的道德基础，也必然会违背赠与人实施赠与的初衷，如果赠与人活着或者没有丧失行为能力的情况下，他必然会行使撤销权。因此，在赠与人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的情况下，即使这种死亡或者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不是由受赠人的行为造成的，如果出现了法定的撤销事由，法律也应赋予其继承人或者法定代理人以法定撤销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