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合同附随义务如何履行
附随义务往往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实现，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但由于附随义务具有不确定性、从属性、辅助性 如何履行合同附随义务。
附随义务往往是在法律无明文规定，当事人之间亦无明确约定的情况下，为了确保合同目的实现，维护对方当事人的利益，应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所承担的作为或不作为的义务。但由于附随义务具有不确定性、从属性、辅助性和保护性特征，实践中须依照具体情形，按照诚实信用原则而判定，而诚信原则本身也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因此，对附随义务应正确予以理解。
（一）附随义务的地位具有“附随性”。合同关系中的法定义务和约定义务均有明确的法律规定与合同约定为依据，不但明确且具有法律效力，权威性较高，是合同关系中的主要义务。然而附随义务主要存在于判例学说之中，其法律效力较低或者根本不具有法律效力，它衍生和附随于法定义务、约定义务，容易被轻慢。
（二）附随义务的产生具有“不确定性”。与合同关系中的法定义务、约定义务相比，附随义务并非自始确定，而是随着合同的运行，根据合同目的和维护合同当事人利益的需要而逐步确定的。这种不确定性具体表现在：一是什么样的合同关系会产生附随义务是不确定的。如果法律对合同关系已作了严密的规范或合同当事人对其作出了周密的约定或合同设立、履行过程中以及履行完毕以后并无承担附随义务的必要，则该合同当事人即无此义务；反之，则有此必要。二是合同运行中何种阶段会产生附随义务亦是不确定的。这不仅与法律的规定、合同的约定有极大关系，也与该合同订立、履行以及履行完毕以后的具体情况息息相关。
二、违反附随义务的归责原则
首先，附随义务与给付义务相比，具有天生的局限性：附随义务法定性并未改变其“附随性”。附随义务为合同法确认之后，成为合同当事人的法定义务，无疑提高了附随义务的法律地位；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其附随性：
（一）合同法对附随义务的关注程度远远不及对约定义务及与约定义务相关的法定义务的关注程度。例如，我国《合同法》共428条，但对附随义务的规范从总则到分则不过40余条。
（二）从实际的合同关系看，附随义务一般是依据合同的性质、目的和交易习惯而产生的，告知、说明、照顾、保密、保护等义务均是根据合同事项和现实情况确定的，故附随义务从属于约定义务。这也说明了现代合同法中社会权利之于个人权利、社会利益之于个人利益亦具有附随性，其保障社会权利、维护社会利益的程度和范围与个人权利和个人利益相比，不可同日而语。其原因在于，在合同法的视角里，合同依然是以意思自治为主的民事关系，契约自由原则尽管受到一定限制，但此限制与其作用的空间相比，微不足道。因为合同当事人的意思自治是市场之手调节经济的微观基础，扼杀自由意志，便会窒息市场生气。所以本身具有很大局限性的附随义务，归责原则采取严格责任原则显然不妥。
其次，由于受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附随义务采用无过错原则的主张与我国现有经济基础不相适应。我国仍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经济仍不发达，市场经济仍待完善。而合同法是以“法律形式”表现“社会的经济生活条件”的，如果对合同一方课以过重的责任，比如依无过错责任原则，消费服务合同中的经营者一方面要保证顾客吃好、玩好（这是履行给付义务内容的要求），另一方面，不论经营者本身有无过错，一旦造成顾客人身财产损害即应无条件赔偿，必将不利于我国第三产业乃至社会经济的繁荣发展。
第三，违反附随义务采无过错责任原则有悖于法律公正和等价有偿原则，因为这样可能会刺激消费者与第三人恶意串通，损害经营者利益，滋生社会不稳定因素；此外，还易导致诉讼浪潮高涨。
第四，附随义务基于交易习惯，依诚实信用原则产生，其内容不是当事人事先约定的，而是伦理道德在法律上的体现，具有抽象性、不确定性和模糊性，在一个合同关系中，何种程度才能称为附随义务的完全履行，何种程度为不适当履行，仍缺依据之标准。
第五，过错责任原则已经能够达到制裁和教育违约当事人的目的，能有效防止类似违约现象再次发生，并避免了当事人间互相推诿责任的现象，有助于惩恶扬善，所以没有必要采用无过错责任原则。
我国合同法已对附随义务给予了全面的认可。一方面，有关附随义务的规定使社会对合同利益关系的调节更加严密、更加细腻；另一方面，细致的附随义务只有同过错责任原则相配合，才能更好地在民法范围内协调个人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适应经济基础的要求，达到法律追求实质公平正义的目标和目的。
